校园性侵案件频传,在校园师长为保护孩童的第一线,如何增加教育工作者的知能,以免错失保护孩子的机会,应积极教育、宣导避免性侵害再次发生。

作者:留佩萱|文章完成日期:2011年6月


图片来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图片作者/Tim Psych

花莲国小一位小女孩为了让学妹不受到伤害,勇敢的将自己被性侵事件曝光,而这间学校的校长、主任,早在几年前就知道这位老师曾性侵其他学生,也得知这位小女孩受害,但却不通报、不调查,任凭老师继续侵害这位小女孩长达 3 年⋯⋯

在中央山脉的另一侧,台中某国小男老师性侵多名男学生,而这所学校的校长,不但未依法通报,竟还欺骗家长,要求家长签下“放弃到场同意书”,并且重新装潢犯罪现场、请老师销毁性侵裸照湮灭证据⋯⋯(推荐阅读:全校包庇的教室性侵案:曾经强暴我的老师,成了育幼院院长

任职于东华大学课程设计与潜能开发学系的萧昭君副教授,本身也是“教育部校园性侵害或性骚扰事件调查专业人才库”的成员,曾经协助处理花莲国赔成立的校园性侵案件,第一线的面对受害孩子、家长,以及加害的老师、校长们,也曾接触台中案件受害者的家长。

校园性侵案件固然让人心痛,但藉由这些案件,我们不禁想要了解,是什么样的思维和文化,让学校的大人不愿面对性侵案件?我们又该如何做,让教育现场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学姐捍卫学妹,学校捍卫谁?

当一位 12 岁的小女孩为了不让学妹受伤而勇敢站出来,教育系统内这些应该要保护孩子的大人们,为什么明知孩子受害却视而不见?并且还选择捍卫性侵学生的老师?

花莲小学的某位相关校长这么说:“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而且事权不清,如果国中要调查,国小当然全力配合,还有也顾虑到了那位老师的工作权和家庭。”据传校长身边有人事发后惋惜:“真可惜,这样考绩就没有甲等了!”知情小女孩受害而未积极紧盯学校处理的老师这么说:“我看到她隔天还是很开心的跟其他学生玩,所以就觉得没事了。”学校的相关主任则意有所指的说:“这么多年来,我在这里努力提高孩子的学业成就,好像都一笔勾销了⋯⋯”当人本陪同受害家属召开“校园性侵斩不断,你们有罪!”控诉学校成为性侵共犯,并要求将长期包庇性侵老师的前后任校长和主任撤职时,县政府这么说:“记过对校长而言已经很严重了。”

我们看到,教育现场大人觉得事不干己、地方政府则是官官相护,而孩子则是成为这种文化下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可曾想过,如果不是他们的包庇与漠视,孩子根本就不会受害?(推荐阅读:性别观察:我被性侵,他们却说“你不该勾引老师”

当大人的性别敏感度不够,孩子只好自己救自己

台中学校受害的孩子们,因为无法继续忍受老师的侵害,集结讨论要如何搜证;花莲部落的小女孩,为了不让学妹受害,因而鼓起勇气让事情曝光。我们看到,当大人无法保护孩子时,孩子只好自己救自己。

当第一线教育工作者性别敏感度不够、缺乏现场处里的知能时,牺牲受害的就是孩子。在花莲部落的学校,当学校某些老师和校护发现孩子疑似被性侵时想要通报,却误以为通报是要经过校长同意、以“学校”为层级发送公文(注一),因而错失了立即保护孩子的时机。学校应是保护、教育孩子的地方,但性侵案件发生后,学校却以消极的态度面对,认为交给司法体制、社工员处理就好,而忽略了学校应给受害学生的辅导。(推荐阅读:无人知晓的性侵案件:妳下坠的时候,没有任何一张网子接住你

如何增加教育工作者的知能呢?检视现在的师资培训,我们在培养一名老师时教了他什么?在目前大部分学校的教育学程中,“教育相关的法规”不是必修或甚至是未开设的课程;这些不了解法规,不熟悉处理程序的老师们,将来碰到这些问题时,会不会因为不知如何通报、害怕处理,就屈服于“人情压力”而选择沉默、牺牲孩子?

每年校长和老师们都有许多研习,而这些研习又谈了什么?萧昭君老师在 2010 年给屏东学校校长的参访简报中发现,竟然只有不到 1/4 的人知道“玫瑰少年叶永鋕”事件(注二)。当这些孩子受到的苦难无法成为公共知识时,我们要如何提升社会大众的性别敏感度?(延伸阅读:蔡依林演唱会重读玫瑰少年:叶永鋕死去了,但世界还有更多叶永鋕

但更重要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多一些同理心,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人,是不是较能阻止“默许不义”?曾经,已升上高中的受害者流着眼泪说:“老师,我以为我要带着秘密死掉。”、“国中时,每一次学校有性教育宣传,我就很难过,害怕坐在教室里。我根本听不下去,都快吐了,很怕被人家发现我被性侵害。我也很害怕上健康教育,上到那里,我觉得很恶心。”

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的亲人,你能容许这些加害的老师继续任教吗?你能容许学校成为校园性侵的共犯结构吗?

我们的孩子,也会成为其它教育工作者眼中的“别人的孩子”,了解这些案例,由这些孩子所承受的苦难,我们必须深刻记取教训,避免更多的儿童受害。

告诉孩子,身边的大人也有可能是性侵妳/你的人

在花莲的部落里,加害的老师是其中一位受害者的亲戚,他常以打工赚钱为由请这位学生到家里帮忙照顾小孩,每当这位学生拒绝,就会被父母骂懒惰;在台中,当孩子不愿意参加老师所邀约的台北艺术之旅时,家长斥责孩子“你去哪里找到这么好的一位老师?”;当孩子出现奇怪的举止,家长以为是进入青春期的叛逆行为,不断责骂他;当老师性侵孩子后怕孩子说溜嘴,刻意在联络簿上写着孩子犯错,让孩子回家后承受父母的责备⋯⋯

对于孩子的性教育,我们常提醒孩子不要靠近陌生人、晚上在外时要小心、不要去偏僻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忽略了要告诉他们“认识的人—─像是老师或是亲人,都有可能是加害者。”当孩子在从未想过的情况下被熟识的人侵害,会让他们更惊慌无助,也更难以开口求助。(推荐阅读:性别观察:权势性侵,别用“我爱你”强暴我

萧老师曾经向国小学生上课,谈校园性骚扰与性侵害的案子,她告诉孩子们,“性侵”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所学校,不只是花莲,台北、台中的学校也都有发生过校园性侵害案件。而且这些性侵害的案例中,不只是男老师对女学生,也有男老师对男学生、教练对球员、主任对学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加害者”,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害。

台中学校一位受害者的父亲曾感叹的说,以前看到性侵害的新闻,总是会和妻子庆幸自己生的是男孩,但是没想到,他的孩子也成为了校园性侵的受害者。这位父亲也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如果有时间有机会,他要用他和孩子受苦难的经验来教育社会大众:男孩,也是会被侵害的。

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力量,进行改变

面对未来可能成为老师的师培学生们,萧老师常常告诉他们“行动”的重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要做”或是“不做”,但一个“行动”能够引发的后续效应,是我们无法想像的。花莲的小女孩将事情曝光学校终于通报后,因为谘商中心的一位人员觉得通报单资料不对劲询问学校,进而得以协助这个学校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当学校调查结束后,更有未查到的秘密证人主动出面到地检署作证;当检察官觉得“学校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学生”时,主动行文教育处与社会处,要求调查学校针对更早之前的性侵案件包庇之责。如果今天少了任何人的一个“行动”,或许这位老师会继续的侵害更多学生,或许国赔难以成立。(推荐阅读:性别观察:“校长姑丈摸我尿尿的地方”面对儿童性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陪着受害家属一路走来的萧老师,在处理校园性侵的案子中,自己也有不少成长,也了解更多可以运用来帮助受害者的资源。处理过程中也会碰到困难,因为每一个案子都是在对抗它背后更深层的文化、甚至是种族、阶级议题。

花莲部落里谣传着:“她们就是要钱才追着老师不放,到底要拿多少钱才够?”还有人为校长抱不平:“当时没有规定要通报的相关法律啊!”这些谣言就像空气弥漫,让人不知道该从何澄清;甚至有家长抱怨法官开庭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少钱?开太高他赔不起你们也拿不到!”地方上甚至可以听闻法律人评论:“这样的赔偿金额对原住民来说已经很多了。”完全漠视受害家长想要把老师性侵案件调查清楚、伸张正义的心情。(推荐阅读:性别观察:从韩国《熔炉》到南部特教学校性侵案

在陪伴受害家庭进行国赔诉讼期间,曾经有人很务实的提醒萧老师:“为受害学童未来教育基金设想,以争取国赔的心,固然良善,但是,最后这些原住民家长能不能把钱用到孩子身上,可能会让人不敢乐观吧?”但萧昭君老师并不因此而觉得要放弃陪伴,因为该是对的事情,就是要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