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同志家庭于台湾的现实困境,他们争取婚姻平权的信念,是为了让孩子能活在一个平等且受到保障的社会里。

我们将一一列举同志家庭生活的真实案例,指陈同志家庭因未受法律保障而遇到的各种困难,并说明让同志家庭进入婚姻关系对其家庭生活的实质助益。此外,我们将更进一步提出,同志抚养孩子不会危害孩子的利益,但是法律若排除同志进入婚姻,将必然损及孩童的利益。最后,我们认为婚姻平权背后所蕴含的理念,将促进社会重新思考对待“差异”的态度,进而深化社会整体对于“平等”的理解,继而成就台湾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排除同志家庭进入婚姻对同志家庭孩子造成的权利侵害


来源:Braden Summers/All Love Is Equal 系列

医疗

我只能跟孩子病房的护士说:“小姐,从第一天跟着孩子搭救护车进来就是我,你看到的就是我了。孩子的妈剖腹产,还在医院起不来,孩子从第一天送进来的就是我,你第七天忽然跟我说我不能进来看她,因为我不是亲属,我只能用悲痛两个字来形容我的心情。” ——女同志妈妈 恩

慕和恩是一对女同志,两人在加拿大结婚后以俗称 a 卵 b 生的生殖方式,使用试管婴儿胚胎植入,以恩的卵子在试管受精后再植入慕的子宫来怀胎生产(IVF )。回到台湾后,慕产下一对龙凤胎。然而因为早产,哥哥因吸入羊水、肺泡不成熟,导致气胸而呼吸困难,出生后紧急送入加护病房插管治疗,孕妇慕也因为刚刚历经剖腹产得待在恢复室,因此所有的入院手续和探视,都需要倚赖恩每天频繁往来病房,照顾伴侣和关切两个孩子的健康状况。(推荐阅读:同志爱情的真实画面:爱,有血有汗

小儿加护病房每天开放 2 次探访,探望的第 3 天,医护人员在恩关切询问孩子的病情时,直接质疑恩的身分,认为她既然不是母亲,就无权探问孩子的病情,这时恩只能压抑心中的悲痛着急地解释,“这孩子从第一天就是我送进来的,孩子的妈妈在其他病床上恢复中,如果我不能来探望询问,那这个孩子就没有人能来关心了。”恩幽幽地回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在法律面前,身为同志很无助。”

由于台湾的法律认定生下孩子的人为生母,因此慕恩这对伴侣只有慕是孩子的生母,而虽然恩在生理上为孩子的血缘母亲、为慕的人生伴侣,然而在台湾的法律上,恩与慕和两个孩子,完全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另一个例子是 Jovi 和 Pillar:Jovi 和 Pillar 也在国外进行人工生殖,取 Pillar 的卵在体外试管受精后,由 Jovi 怀了一对双胞胎。但是在怀孕初期,一次的意外血崩让 Jovi 不仅流掉了一个胎儿,同时必须卧床安胎一整个月来保住另一个胎儿。这段期间,Pillar 每天在工作和家庭间疲于奔命,就是为了照顾 Jovi 和肚子里的孩子,每天承受极大的身心和经济压力。

怀孕和生产直至科技发达的今日,都仍是充满风险的事。Jovi 在生产时因奋力了 2 天 3 夜仍无法自然生产,因此必须剖腹,而产后孩子苗苗因气管塌陷无法自主呼吸,得送往新生儿加护病房急救,而此时法律上唯一能够探视苗苗的家属 Jovi,因子宫收缩不佳出血过多,昏迷在手术台上,可是全程照顾产妇和胎儿的 Pillar 却无法进入加护病房探视小孩。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个性刚烈的 Pillar 也只能痛哭求医生通融。(推荐阅读:【罗毓嘉专文】亲爱的柯市长:同志权益,岂止婚姻

今日医学技术已经日臻成熟,但怀孕和生产过程中遭遇的危险,却可能危及产妇或新生儿的性命。生产自古以来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新生儿在初生时期也更需要积极的照护来降低死亡或残疾的风险。如果孩子本来可以得到 2 个人、甚至 2 个家庭的照顾,却因为法律的局限,剥夺了孩子享有 2 份照护的权利,反而违背了孩子的最佳利益。更不要说若生产时又面临生母的情况也危急时,孩子的权益在此根本无法保障。

Lana 和 Cindy 是一对龙凤胎的女同志母亲,孩子出生后,Lana 第一次看到哥哥(翔翔)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停不住哭,因为生下一对双胞胎的过程实在很不容易,伴侣两人在整个孕期都战战兢兢,担心孩子早产肺泡不成熟,担心分娩过程中孩子和孕妇会有什么状况。当生产结束 Lana 到恢复室去看 Cindy 时,发现 Cindy 的手和脸都因为麻醉而发抖,当下不只心疼她的辛苦,更明白她的煎熬和害怕。

同志家长和所有家长一样,最挂心的就是孩子是否能够得到完全妥切的照顾。许多家长对于没有法律保障的忧心在于,如果孩子出了什么紧急状况,生母因故无法即时赶到,但另一个伴侣在现场却无法替孩子做任何医疗决定,只能痴痴等生母赶来完成手续。孩子生重病,也只有直系血亲和配偶可以签署同意书。看来理所当然的生活中大小事,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同志家庭中都比一般家庭来得困难许多。(推荐阅读:【看见同志】Lana & Cindy:我遇上你,才开始我的人生

再如果,孩子和生母又同时生了重病那该怎么办呢?异性恋妈妈 Kelly 就投书表示,“将心比心,如果有一天我发生意外,我的丈夫与小孩竟然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熟的其他家人全权帮我处理后事、遗产、遗物,而我最亲密的家人全被关在门外,是什么感觉?他们会不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或者如果我丈夫才是那个跟我们家没有法律关系的人,那么万一我死了,我小孩会被认定为孤儿吗?监护权会不会有问题?万一我丈夫无权照顾甚至探视他们怎么办?”

监护权、继承权与经济积累

“做为同志伴侣,我们要写很多预立遗嘱,要找很多人当见证人,我们 做的每件事情都要报告。可是我很想问,承认我的家庭,到底妨碍了 谁的幸福快乐?”——同志家长 大龟

当同志家庭中只有一方被法律承认为生母时,同志家长除了担心孩子发生紧急事故时另一方无法行使医疗决定外,最大的梦靥就是法律上拥有亲权的母亲如果过世,另一位没有名分的妈妈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生育养大的小孩让别人领走,却无权做些什么。因此,许多同志家长积极研究生前订立遗嘱的可能。然而,虽然预立遗嘱可以指定未成年子女监护人,顺序也优先于法定顺序监护人,但若其他亲属另外向法院声请改定监护人,则法院仍可裁定更改监护人,如若非生母一方想将财产留给孩子,需预立遗嘱指定遗赠,也仅能在某程度保障伴侣及子女权益。(推荐阅读:【看见同志】大龟X周周:两个人若相爱,就能组成一个家

但是,如同毕安生的故事,即便预立遗嘱,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能够顺利执行,还是仰仗可以合法取得并掌握往生者一切资料及证件的亲属,到头来执行的结果仍然可能是一场空,而且耗时耗力,更非市井小民人人都有专业的知识与庞大的金钱可以轻易实现。 日常生活中,由于同性家庭成员彼此的关系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身分认定,因此往往造成非生母的困扰及焦虑,影响层面遍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琐事。除了生母意外离世,另一方在取得孩子监护权可能会遭受阻碍之外,遗产继承也因此可能发生问题。稳定的经济支持一直是支撑家庭运作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没有婚姻保障的同志家庭,若没有相关的知识和资源先预立遗嘱,则可能在挚爱离世时落得一无所有。生母过去与伴侣一起努力的成果,包括房子、土地、银行存款等等,都将继承到非生母方父母兄弟的名下,而非伴侣和孩子,这是所有同志伴侣们心中最深的恐惧。

上节提到经历艰辛孕程的 Jovi 和 Pillar,在孩子苗苗出生后,也开始担心日后和孩子没有亲属关系的 Pillar 若发生了什么意外,遗产该如何留给伴侣和孩子。虽然苗苗的基因来自 Pillar,但怀胎生下苗苗的生母是 Jovi,所以苗苗和 Pillar 在法律上是完全的陌生人。要是有天 Pillar 离世,名下所有的一切都无法留给苗苗。Pillar 的身体比较差,婚后隔年即检查出严重的甲状腺亢进必须手术,但两人的不动产与车子全登记在 Pillar 名下,Pillar 担心这些两人一起辛苦累积的积蓄将无法留给伴侣和孩子,因此先写好财产共享证明,再分别交给自己的妈妈和 Jovi 的妈妈各保留一份,并寻求律师检证。

这些繁复的手续,异性恋完全不用经历;而即使同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家庭和孩子寻求解决办法,没有法律关系的伴侣和孩子,仍不可能求得已婚异性恋家庭的继承方式。

因为同志婚姻不合法,基因母亲 Pillar 在家中的法律关系就像寄居一样,因此 Pillar 非常没有安全感,甚至曾经要求 Jovi 写下遗书,预先分配名下财产。为了这件事,两人发生多次争吵。为了安抚 Pillar 的焦虑,Jovi 最终还是立了遗嘱——尽管两人都知道,在台湾只要没有婚姻关系,就无法完全继承对方的遗产。Jovi 直言:“若我过世,所有我名下的财产,都是我妈妈的。”同志家长大龟也担心,“长期无法获得法律的保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对生活充满了不安。人生如此无常、若发生任何意外,孩子受双亲照謢的基本人权、应受的保护在那里? ”(推荐阅读:婚姻平权小蜜蜂的实践:亲爱的路人,聊聊婚姻、伴侣法、同志伴侣法吧

美国一份 NGO 报告指出,当孩子和家长之间没有确定的法律关系时,可能导致家长因家庭关系不稳固而产生焦虑。当家长的焦虑在日常生活中累积,孩子终究会感受到;然而这样的家庭紧张氛围并非源自家长本人的因素,而来自于国家未提供同志家庭相应的家庭保障。换句话说,国家不提供同志家庭相同的婚姻保障,最终可能使同志家庭的孩子间接承受双亲因不平等的国家制度所引发的焦虑,不保障同志家庭,最终反而违背了孩童的最佳利益。

除了伴侣彼此原有的财产必须在生前想尽办法做最好的分配,伴侣的经济决定也会因为没有制度保障而被迫做出不符合经济逻辑的决定。祝哥和水聆是另一对有孩子的女同志伴侣,祝哥是个公务员,水聆是孩子的生母。几年前他们想要贷款购屋,并且希望将房子以共同持有的方式登记在祝哥和水聆两个人名下。因为祝哥是公务员,在购屋上可以享有较低利率的贷款,贷款的额度也比较高,因此祝哥原先预计以自己的公务员身分贷款,买了房子之后登记为自己和水聆共同持有。

然而她们研究了公务员贷款购屋规则后发现,祝哥只能以个人身分使用公务员的购屋优惠利率,因为水聆不是祝哥的配偶,所以无法在共同持有房子的状况下使用祝哥的公务员购屋优惠。因此,祝哥和水聆面临了两难:由于水聆没有工作,若由她购屋,则需付的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将比祝哥使用公务员购屋利率高非常多,换句话说,由水聆而非祝哥的名字购屋贷款,将会有高额的经济损失。然而若祝哥以公务员身分贷款,虽然在经济上的权衡比较有利,但是由于祝哥和孩子间没有亲子关系,这个房子日后可能无法让孩子顺利继承。几番考虑之下,最后她们还是决定以水聆的名字贷款购屋,即使这样一来她们得花更多的钱缴贷款利息。(推荐阅读:【许秀雯|看见同志】台湾“多元成家运动”,争取的不只婚姻平权

同志不是法律上的配偶,因此无法以配偶的公务员身分来为共同登记的房子贷款;又因为同志伴侣没有配偶身分,所以非生母的财产无法让子女继承。在这种种顾虑之下,无论做出哪一种选择,同志伴侣都只能付出较高的代价来换取次好的待遇。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使得同志家长不只得担心原有的财产如何在自己身后继承给子女,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得比异性恋夫妻付出更多代价,来维护原本该被保障的孩子的权益。这些同志家庭为了保障孩子所付出的代价,是为了承担法律无法保障同志家庭的缺口;然而同志家庭多付出的这些经济成本,将使得同志家庭的经济积累比异性恋家庭更困难。这样的法律不周,到最后承担的仍是孩子,因为他们必须承担不合情理的遗产分配(只得一方家长遗产),还得为了顺利继承额外损失更多的金钱代价(付更高额利率的贷款)。无论如何,这对于实质拥有双亲的孩童来说,都不公平。

其他日常事项

“我们家那街头巷尾、亲戚朋友都知道已经抱孙的阿公阿嬷(Vivian 伴侣的父母),出了亲情的门,在法律上比我家楼下大楼管理员还 不如。因为在法律上非亲非故,他们甚至不能替我收封挂号信。”——同志家长 Vivian

除了上面两节讨论到攸关生死的重要权利之外,许多同志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也因为无法进入婚姻,只能放弃理应与其他家庭相同的福利,并且处处受到琐碎杂务的耗损。

许多社会福利以家庭为单位发放。从孩子临盆开始,非生母方同志家长就无法请陪产假;孩子出生后,非生母也无法请育婴假;之后无论伴侣或孩子生病,非生母都无法请家庭照顾假;而育儿津贴,那更是结了婚的家庭才能享有的福利。这些福利是国家为了促进国民生养孩子激励生育率而来,并且投入资源培育下一代,以期孩子们得到家庭更多更好的照顾和资源,无奈同志家庭在这两个国家政策的目标上完全一致,既有意愿生,更是乐意养,却仅因为家庭组成为同性而无法得到国家同等的资源扶助。不将同志家庭纳入婚姻制度,其后果就是让同志家庭的孩子,最终承担了国家将其家庭在法律上制度性排除的后果。(推荐阅读:勇敢不是同志的代名词!艾伦佩姬:我们让自己成为趋势

除了国家的福利之外,许多机构的福利也围绕着家庭做分配。女同志家长 Vivian 住的是公务员宿舍,依据机关的内部规定,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以签准后将户籍迁入机关宿舍,然而因为 Vivian 与其伴侣没有婚姻关系,但又希望和伴侣孩子三人同一户籍,所以只能另行迁入父母的房子,造成收受信件十分不便;而即使 3 人同在一个户籍之下,Vivian 的伴侣 Corrine 也必须以寄居的身份居住。当 Vivian 在月子中心的时候,Corrine 去帮孩子办户口并迁户籍,但即使 Corrine 已经表明她是 Vivian 的伴侣,是孩子的另一个妈妈,户政机关人员还是一再强调同性婚姻没有合法,Corrine 与孩子“没有法律上的关系”。

Vivian 无奈地说:“我们不怪户政人员,因为‘没有关系’对她们来讲‘很有关系’,毕竟重要的户政申请,怎能轻易交由毫不相干的人办理?但事实是,我的伴侣是孩子的至亲,孩子是她的挚爱,这一切无法名实相符,让我们一再一再被伤透了心。孩子的权益被剥夺,对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伤害。”生活中再微小的细节都可能伤害人们的心理情感,与孩子没有法律关系这件事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以各种文件资料的形式刺痛同志家长。孩子现在 3 个月大的同志家长小龟就心痛表示,“因为没有法律支持⋯⋯我就只是(女儿)身分证上的那格空白栏。⋯⋯我不能让我女儿在我名下房子的户口名簿中写上长女,我的名字无法出现在女儿任何证件资料中。”

除了心理上的情感伤害,以及上述的行政不便和权利丧失之外,几乎所有同志家庭在处理各类和家户经济活动有关的事务时,都遭遇挫折。和孩子没有法律关系的家长无法帮孩子买保险,即使是生母为孩子买了保险,若要使用非生母的信用卡扣款也得被盘问再三。再者,非生母也无法为孩子保健保,更不要说公司团保了。除此之外,夫妻之间的各类保险,同志伴侣或同志双亲当然也都无法使用,例如开车所保的第三责任险,配偶和直系血亲的保费相较低廉许多,若要纳入非亲属,则需提高费用,因此同志家庭在这些生活琐事上为了得到和一般家庭相同的权益,只能额外负担更高的成本来取得。(推荐阅读:如果你听腻了人权,不妨从家庭制度思考同志婚姻

再例如出国旅游的机票费用,伴侣也得要分开刷付信用卡,才能确保两人都有旅游平安险。还有许多生活上的事务,仅因孩子的双亲间没有婚姻关系就变得相当麻烦,包括帮孩子在银行开户、存教育基金、甚至签收包裹等等,一切都必须生母出面处理。这些看似细琐的日常小事,在生活中却常常增加同志家庭处理庶务上的劳动负担、心理压力、和金钱开销,尤其当另一半有为这个家庭付出的高度意愿,但法律限制却仅准生母一人处理时,更令人感到烦闷沮丧。

如果同志家庭旅居国外,则会遇上更复杂的问题。因为台湾同志伴侣不能进入婚姻,已经在国外结婚生子的同志伴侣将无法以真实家庭的样貌入籍台湾。Travis 和他的伴侣来自台湾的南北两端,现在落脚澳洲,Travis 在政府部门当中阶主管,他的伴侣是位医生。两人在一起十年,两年前由代理孕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JJ。虽然 Travis 在澳洲很努力地推广台湾文化,担任当地台湾同乡会的主要干部,协助举办文化活动帮助当地的台湾学生及侨胞,但是他们无法让孩子们 JJ 成为真正的台湾人。因为在入籍的时候,孩子们会被迫填上与他们无养育关系的代理孕母的名字,而非他们另一个亲爱的爸爸。

Travis 在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结尾写道:“直到婚姻平权真正落实的那天,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回台湾入籍,让他们不用再用澳洲护照回台,而成为真正的台湾人。” 面对各种法律层面上的阻碍,许多同志家长一直积极寻求其他可能的法律管道,让制度更贴近他们真实的生活需求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然而结果却往往徒劳无功。2012 年,大龟和周周向台北市政府提出亲权诉讼,但是即便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评估之后,认为由大龟与周周共同照护孩子更能保障孩子的最佳利益,法官仍以目前同性无法结婚为理由,让大龟成为家中最亲密的陌生人。 2016 年,为了让大龟在紧急情况下也能为孩子签署重要文件,大龟前往户政单位申请了委托监謢。当时户政人员告知,委托监护只能处理文件上受托人能代办的项目,孩子与受托人仍无法律上的关系,并且大龟必须随身携带户口名簿以证明他可以合法照护孩子。

然而,今年(2017)3 年月份,当生母周周独自至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办理孩子的謢照时,承办人员见了户口名簿上的委托监謢事项,竟然拒绝让周周为孩子办理护照。当时朱科长回覆,经询问法律顾问,只有合法结婚的夫妻(配偶)才能共同拥有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周周无权办理孩子的护照。其间周周请朱科长致电询问当初办理委托监謢的户政机关,户政单位也说明了这不代表周周在法律上失去对孩子的所有权利义务,可是外交部领事事务局还是不断重覆事务局法律顾问的认定,一再的拒绝周周,周周最后仍然无法为孩子代办护照。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同志家庭的生活中重复发生。因为各公部门官员对法令的解读不同,使得看似能够为同志家庭稍微争取的一点空间,在实际状况下常常无法顺利进行,这些因为同志家庭无法进入婚姻所带来的嗑嗑碰碰,造成同志家庭生活及大的困扰。社会上有些声音提出,可以另外专法让同志伴侣享有相似的权利,然而事实上,与家庭伴侣亲属关系相关的法律上百条,光是一一挑出修订就须耗费众多时间成本,旷日废时而且可能挂一漏万,若日后同志家庭在生活中持续遭遇各样困难而继续诉讼,闭紧是对所有同志家庭生活的拖磨,更是劳民伤财,耗费社会成本。(推荐阅读:

从儿少福利观点来看,当一个家庭的支持系统越多,这个家庭就越稳固,也越利于孩童发展。当同志家庭的孩子有实质双亲照顾时,却因制度缺失而被迫成为法律单亲,使得家庭生活中的各种行政事务,只能仰赖一位家长独自办理而疲于奔命,剥夺了两方家长弹性分担家庭庶务的权利。如此后果不仅阻碍了同志家庭建立其顺畅的家庭生活,也阻碍了孩子享有顺畅家庭生活的权利,反而违背了儿童最佳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