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教育基金会召开记者会,强调校园霸凌不只是同学对同学的形式,也有“老师对同学”的情况发生。根据问卷调查,更有 45.3% 学生曾经历言语霸凌,作为关心教育议题的大众,你可以参与连署,一起要求政府单位改善。

人本教育基金会于 25 日举办“拒绝校园言语暴力!国家要扛责”记者会,记者会现场更播放多则教育现场老师羞辱学生之真实情况。

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更表示,去年问卷调查发现,言语暴力泛滥于校园,必须关注,有 23.4% 国中小学生听到辱骂。今年再调查一次,发现国中、高中职学生,高达 45.3% 经历过言语暴力,也就是每两个就有一个听过这些语言。

乔兰更提到人本提出这个“我,拒绝言语暴力”的连署邀请,并设计“上学看运气”网页,因为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听到,社会、相关该负责的单位,应该要理解学生整天是在哪个环境。邀请大众一起参与连署,要求政府单位立即改善。

记者会邀请到十位各界人士参与,包括个案家长、丁宁(金马最佳女配角、“我不要完美,只要完整”作者)、赖芳玉(律师)、黄嵩立(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张育憬(台湾家长教育联盟理事)、许佳弘(台中市家长维护学生权益促进会筹备主任委员)、吴尚芳(多元教育家长协会会员)、林彦廷(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凃峻清(国立台湾大学学生会会长)、施逸翔(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针对不同面向对校园言语暴力之种性提供许多呼吁:

受害家长:

教育部上个月推出反霸凌影片,获得极大回响。可是我想告诉大家,教育部应该要能了解,霸凌不只存在于学生之间,老师对学生的霸凌更是可怕。我的孩子就遇到。老师不只在脸书贴文,骂不服管教的人是屁孩、傲娇的巨婴。还安排几个孩子为“天眼”,秘密协助老师监督其他孩子,一旦被天眼记上一笔,就会被骂、受罚,被威胁送到学术处或请家长到校处理。

孩子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只是学生间彼此打打闹闹,弄得不开心,就被威胁送性平会。被密告说班上没有秩序,老师会摔课本,甚至说:“老天爷是站在我这边,你们会遭天谴。”天眼没交作业,不会被惩罚,但当有些学生表示不公平,老师竟然说:“我要记谁警告是我的自由。”

我们有向学校反应,学校却说:“老师很用心管理班级,而那些天眼,是老师的小帮手。”学校接到家长投诉,不是选择处理,而是告诉家长老师一点问题也没有,是老师太用心。教育部既然要处理反霸凌,老师对学生的霸凌也应该受到处理,尤其在这其中,学生与老师站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有何求助途径?

许佳宏(台中市家长维护学生权益促进会筹备主任委员):

为什么老师的言语霸凌难以杜绝?现行法规对霸凌的定义,指的是学生跟学生间的霸凌,当老师霸凌学生,却没有任何救济制度。现行制度难道是变相鼓励老师霸凌学生?一定要将教师霸凌那处理,这也是教育基本法所要求,要提供学生救济制度。推荐阅读:“小时候,我在班上没朋友”从众压力与校园霸凌是怎么产生的?

丁宁(演员、作家):

我想大力呼吁家长们,去网站上参加连署。每个人都非常努力保护自己的孩子,甚至会在请保母时,安装监视器,确保孩子安全,但我们却天真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时就会完全没事。老师只是人,家长如果会忍不住情绪失控,老师也会,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孩子,不是一两个。当老师压力很大时,可能会转移到孩子身上,最后成为一个习惯,小孩最终会满身创伤;我们很需要成立老师的心理谘商中心。

我不懂这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在教师法规定。明明小孩是国家的未来,却任由人们随便处置。当情绪没有问题时,才能以正确的态度,来教育我们孩子。孩子才能获得知识,而不会满身创伤。

赖芳玉(律师):

学校体制是不是也在复制父权结构,产生剥削?第二个要标示的,教育谈的是学生间的霸凌,为何老师对学生的霸凌,难以标志?因为它被隐身在惩戒的标志之下,使老师的言语霸凌被忽略,而非认为不能被允许。“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提到违法处分包括体罚、毁谤等等,这如果能订到母法,当然能标志得更清楚。

为何做不到,其实是观念问题。因为在父权结构下,学生被教的是恐惧、自卑,教出一堆创伤孩子。我们习于以恐惧教育小孩,老师握有打分数、表现、荣誉的权力,进入职场时,你会自责,不然别人会说我不够好。我们要教的不是恐惧,而是学习的渴望。

黄嵩立教授(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

我也曾经在校园受到言语、肢体暴力,心理的创伤都还在。虽然自己被打得较少,却无法忘记同学如何被羞辱、如何受到惩罚。在当下,不只被惩罚的学生受到创伤,所有看见、耳闻、浸泡在如此情绪中的人,都成了创伤的世代。我希望政府能下定决心改善,透过法律、制度来修复制度。

儿童权利公约讲得很清楚,教育应该培养尊严、人格,尊重学生的权利,并禁止任何形式暴力。其中,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所提到的“精神暴力”的定义,政府修法时应该参考。政府对此的责任,则包括以下这十一点。(详见发言稿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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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憬(台湾家长教育联盟理事):

教育改革是一场全民要一起参与的社会运动。如果台湾要从代工转型到创新社会,必须在校园中鼓励孩子不怕犯错。小学生踊跃发言,到了中学却没有声音,大学时还要鼓励才愿意发言,为什么?举例而言,我曾在一间学校看到下课时,有孩子发生冲突,接下来用肢体动作要打其他孩子,一群孩子立刻围着他说:“某某某不要这么激动,我们这边用爱和道理解决,我知道你以前很辛苦,但现在可以一起解决问题。”

孩子给我很好的教育。教育不光只有知识,还有人格养成。我们要什么社会、什么公民,就看我们要教育怎样的学生。老师事实上具备社会影响力,比在政治人物更有影响力,教师法里应该鼓励正向管教的老师,能够被保护。那种言语霸凌的老师,也可能霸凌其他老师。或许他们不适合教职,需要帮忙,教育部不能再漠视。108 课纲改的应该是人心,此刻开始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

林彦廷(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

上周三我到屏东一所公立高中演讲,很突兀的是,在线上提问表单中,同学最想提问的竟然是:“请问今天我们用成绩高低,来判断学生做人好坏,你同意吗?”后来同学补充,因为有老师上课时会说:“你这个同学成绩烂,以后没救了”。

会有这提问,代表老师的评价,已经在学生心中产生自我怀疑。国高中时,老师站在讲台上是具有权威的角色,所讲的事情,学生都只能接受。老师告诉我们知识,因为老师说得对,同样,若班级发生纠纷,老师会跟我们说怎么做比较好。若老师说我们都接受,学生很容易会认为老师说得对,而产生自我怀疑。

同学又问“如果老师辱骂、诽谤我,该怎么办?”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透过法律上的救济,告诉他们怎么救济。因此,这次人本有三项诉求,都非常重要。

吴尚芳(多元教育家长协会会员):

孩子在学校里被骂“笨”、“白痴”、“烂”⋯⋯,这些不是突发状况,而是满多孩子每天都会经历的。老师跟学校说,学校会回说:是老师爱之深责之切、是说着无意听者有心,刀子嘴豆腐心,所以不要太责备老师,老师很辛苦。

但是,老师身为教育工作者,不就是把道理说清楚吗?尤其,面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这样的开脱,是不够有自觉自己的工作份际。如果真的有爱学生的心,应该要讲道理道听懂。你不会随便批评路人,怎么会这样说小孩呢?羞辱性语言只会伤害到孩子自尊,让孩子离你越来越远。

再用家庭与学校对比,如果家庭里的大人,长时间对孩子不当的对待,会有人拨打 113 通报,联系社会局、让社工介入,情节严重时,小孩可能会被带离原生家庭另寻安置,且施暴的人会要面临相应的刑罚⋯⋯但是如果场景换到学校里呢?推荐阅读:“一群人欺负一个好人的故事”校园霸凌背后,充满人性的“黑羊效应”心理学

一旦学生长期被老师语言暴力对待,其结果就好像被吸入黑洞里一样?不知能找谁帮忙?也不清楚该往哪里寻找救济的管道?仔细想想,明明学校有那么多大人在,同事之间一定略有耳闻甚至亲眼目睹过羞辱的场景,但这些却都没有让校园语言暴力的发生率降低。难道校园内是默许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吗?还是有心想帮忙的人使不上力?又或者大家对于“暴力”的认知不够警醒?这将会传递给学生怎么样的教育呢?

施逸翔(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理事长):

校园中的言语暴力,本质上没有教育意义,只是言语暴力者情绪勒所学生,带给学生错误的价值。尤其,暴力往往只被认为是“物理性的攻击”,而让大家忽视言语暴力,但它却很容易造成伤害。

我要呼应儿童权利公约第 19 条儿童免遭暴力的权利,以及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书。我们应该更注意的是政府应该作为的积极性措施,相关教育措施应该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的四大原则,教育措施应该消除所有放任对儿童暴力的习惯与文化。也应该鼓励大众就暴力问题展开讨论。预防方面,应该去了解并找到结构性原因,并建立报告制度。

凃峻清(国立台湾大学学生会会长):

言语暴力的问题每天都在上演,到今天依然在发生。以我经验,不论是校园里的语言暴力还是肢体,小孩都没有还手空间。当你被老师羞辱,只能在那边继续被羞辱。当有一天你有了反应,向老师反抗,只会换来更严重侮辱。如果对老师的霸凌不表认同,你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老师言语霸凌的情况,反应的是超出能力范围的情况。老师以暴力来包抓对管教学生的无能,却埋下更多的隐忧。当师培机制未改善,一切都没办法解决,透过法律工具,有一些警示,却没办法跟本地改变教育思维与方式。这些老师过去也是这样被对待的,那我们如何去期待他们用民主平等方式互动?那也就造就未来老师、家长,如何怎样对待比他弱势的人。需要从权力关系来解套,包括师培制度、教育现场,也要告诉学生什么是他们的权利,要让他们有能力知道、为自己发声,而非言语暴力压制他人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