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性侵受害者的亲身经历，当法官在法庭上请被害者再次叙述性侵过程，对受害者来说无非是二次伤害。
灯光亮起。法官席在上，律师席在前，公众席在后。她的记忆堡垒，存在这样一个法庭。偶尔走进，她向一旁的证人席行去，犯人栏就在对面。周围渐渐嘈杂起来。法官，辩方律师，控方律师，被告，记者，旁听的人群 … 空气又突然在一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一双双眼睛，似要看穿她的身体。
那一天，她站上了证人席，指证熟识多年的朋友，性侵了她。因申请法庭屏风失败，她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述一个个案发细节。法庭判她胜诉。但艰难的道路并未到头，被告上诉了。再次被拒屏风申请的她，最后没有出庭，而他也得以由强奸改判非礼。
推荐阅读：【看见性侵】觉得自己脏！为什么性侵受害者一再赴施暴者之约
她做了一个决定：为其他性罪行受害者，走上争取法庭屏风之路。而她的背后，有她，有他，还有她们⋯⋯
专题第四篇，让我们走进警署和法庭，观察司法程序，如何成了困住性罪行受害者的网。她与她们，又是怎样奋力挣破？
她想申请屏风 警员：妳唔系小朋友㖞
月心（化名）是“风雨兰”《Arise．性侵幸存者摄影展》的主角。八年前的一天，她如常上友人家中聊天。熟识多年的好友，却突然侵犯了她。面对巨大的伤害，思绪千般乱如麻，她一人躲在家里，不知如何是好。恍惚之间，想起曾在地铁见过“风雨兰”海报，一个帮助性侵受害者的NGO机构。她决定打给风雨兰，在辅导员陪伴之下，走进了警局。
只开头讲了一两句，她便已大哭起来。在场的两名男警起身离开，只留下一名女警陪她。口供一落就是七八个小时。但一切疲劳、委屈、恐惧与不安，她都以勇气和毅力撑过去了。唯独一件事，让她开始进入无尽的担忧：口供完成后，她向几位警员提出，要申请屏风，在出庭时将她与公众席遮隔开来。
“妳系成人啦㖞，妳唔系小朋友㖞！”警员随口便答。
她瞬间像被一个大浪击沉了一样。警员仍说：“多数唔会畀架啦。唔得架啦。”
没有查清楚条例，也没有询问上级，警员就口头拒绝了她的屏风申请。月心陷入了彷徨之中。想到上庭要面对那些旁听席的人，记者、被告亲友、纯粹好奇的陌生人⋯⋯想到那一双双眼睛，不同的目光全集中在她身上，她心里便紧张起来。“我真系好担心呢样嘢。没有屏风，好惊，好惊，好惊上庭。”
因警员很决绝说没有屏风，月心和辅导员也没法再做任何申请。她心知屏风无望，终日无法安宁：不知案件能否上庭，如果可以上庭，自己又究竟上不上庭好。由报警到正式获通知可以上庭，期间十个月的等待，是一场看不见尽头的内心搏斗。
“辗转反侧，谂咗好多次上唔上庭嘅决定。”没有屏风，她担心被人认出自己。整个被性侵事件，她连家人都没告诉，只想守在自己一人心里。想到电视剧里，辩方律师的盘问方式，再想到旁听席的目光，她夜不能寐。午夜惊醒，被性侵的回忆也没有放过她。
无屏风作供，像众目睽睽下再被侵犯
失眠近一年，月心终于获通知上庭。来到法庭，她却发现，没有特别通道，也没有专门的房间让她避开众人。坐在法庭外，她只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在看她。等待上庭的时间，一秒好像被拖长了十倍。
推荐阅读：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正视性侵，你需要知道的十件事
“大家会唔会知道系我？”已经来到法庭面前的她，差一点就想拔腿逃走。
终于，轮到她了。走进庭内，所有目光一瞬间集中在她身上。她抬头，原来公众席上早已坐满了人。几十个人，一张张陌生的脸。这么多人！她当下紧张得有点透不过气。
她瞥见有人低头在记什么，心里猜测那就是记者。“我好担心，记者的报道，令家人知道系我。”
努力控制情绪，她开始作供。检控官事无巨细，请她一一复述。
“X，他用什么方法？”
“X，他是如何侵犯妳的？”
“X，他是否⋯⋯ ”
仔细入骨的案情，令她不得不高度集中精神，拼尽所能回忆，将近十个月前所发生的事。与此同时，她也看到了被告。
他就在那里。
“我突然有种不理性的感受：他会不会跑出来，再次侵犯我？当然他不可能，他已经在犯人栏那里，离我几远下。但我心里很害怕，他会再次出来，伤害我。”
“我不断叫自己不要望过去，不要看他的反应。要不断控制自己。我好惊见到他。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
月心既要保持冷静，又要思考辩方律师的盘问；因复述而产生的痛苦，竟然与案发时受到的痛苦相近。公众包围的目光，像一支支伺机而入的箭，令她深感在侵犯者面前，又再被侵犯了一次。不同的是，这次，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在围观。
“我告诉自己，不要倒下，不要倒下。我要坚定完成这件事。”
退庭后，她在洗手间里，抱着辅导员崩溃痛哭。
“那一刻，觉得真系好羞耻。要三唔识七嘅人望住我去讲返件事出来，我觉得好肉酸啊。我好唔想，好唔想喺呢到。”她只想逃离法庭，逃离侵犯者，逃离无处不在的，众人的目光。
“好多人望住我。好丑怪。畀人睇到晒所有嘢，赤条条。”
月心的辅导员，也是现在的风雨兰中心主任伍颖琳，说她很记得月心当时的说话：“佢话，好似众目睽睽之下，畀人再侵犯多一次咁。”
离开法庭时，月心竟再在电梯口，见到那个侵犯者。没有特别通道，她感觉自己完全暴露在侵犯者面前，心害怕得狂跳，极度的不安全感再次像子弹般击中她。
“好惨啊，那感觉好像我才是犯人。为什么要我去避开他？”她感觉所有被侵犯的回忆全部浮现出来，“好憎呢个人，我完全唔想见到佢。”
申屏风再被拒，她没出庭，强奸改判非礼
被告被判入狱五年，月心胜诉了。可原来这条路还未到头。两年后，她收到警方电话，说被告上诉，发还重审。
男警员在电话中问，妳肯唔肯上庭？
月心再次问他，有没有屏风。警员说：“妳之前第一次都冇屏风架啦，驶乜屏风呀？”
她回答：“我就系上过庭，先知道屏风几重要。”
警员就说：“唔知有冇架。”又叫月心即时决定，要否上庭。
月心就说，无法当下答覆。警员竟问：“妳系咪百分百肯定对方强奸妳？妳有冇百分百肯定佢用性器官呀？”
“点睇到呢，我想问？！”月心回忆时，感觉荒谬又愤怒。“我觉得佢想暗示我：唔好搞咁多嘢，对方已经坐咗监喇，改判非礼都系性侵罪。”
愤怒还愤怒，警员叫她翌日律政司收工前，要回覆答案。月心思前想后，挣扎再三。第一次上庭，没有屏风遮挡公众视线，那一幕幕惊心与羞耻，又再重演。
“因为果个人真系侵犯咗佢，所以佢真系好想上庭指证返佢。”辅导员伍颖琳就说，她尝试帮月心向法庭写信申请屏风。“警方当时口头说冇屏风，话除非妳十八岁以下，或者妳系智障。但当然我哋知道唔系咁样。”
但伍颖琳帮月心写的申请信，需透过警方呈递法庭。“最终佢决定上唔上庭嘅时候，警方仍无答覆，系咪有屏风。我哋唔知道，究竟警方话冇屏风嘅意思，系佢哋已经将信交咗上法庭，而法庭果边拒绝咗，定系点？其实佢哋都冇交待清楚。总之模棱两可，但又好似打定底咁，话‘冇架啦冇架啦’。”
从被告提出上诉，到月心被通知可以上庭，期间已过半年。漫长的司法程序等待，月心几经思想挣扎，最终决定，不上庭。
推荐阅读：《不再沉默》给社会的心碎自白：我从三岁，开始被性侵
“呢个决定，如果畀十分，我谂有八分系因为冇屏风。”月心说。“又要来过，又要重新讲果件事，羞耻同恐惧，呢啲情绪又再出现。又训唔着觉。”
辅导员伍颖琳就说，“其实佢挣扎咗好耐。佢怪责自己，系咪好冇用？佢话，‘差一步就行埋了’。”那漫长的申诉之路，在月心看来，就差一步。而那道屏风，众人的目光，成了最后的绊脚石。
被判五年的侵犯者，最终因月心取消出庭作供，而改判非礼，减刑为两年。他当时已坐了两年，便顺利出狱了。
“但我件事，系强奸，唔系非礼。”月心清楚讲道。
学者加入，屏风之路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积极参与到为性罪行受害者争取屏风的行动当中。他解释，之所以性罪行申诉人在申请屏风一事上如此困难，是因为缺乏明确指引，导致法庭不会主动询问受害人；而警方往往凭着过往经验，认为申请很难做到，而直接拒绝受害者的申请。
张达明
张达明曾任监警会多年，对警方运作，有丰富了解。“好多警务人员，可能这么多年来，他印象就是屏风申请很难成功。可能试过申请不成功，他就凭以前经验，告诉受害人，申请很难，‘唔得架啦’。”
他解释道，“因为警务员自己都话‘唔得架啦’，那性罪行受害人就信了。于是她没申请，但可能申请了未必是行不通。我问过一些法官，他们说，如果妳申请，其实他们都会批准。”
月心申请屏风失败之际，正值妇女界团体发起争取屏风及视像作供之时。
2011 年，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洪雪莲教授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性暴力受害人在审讯中面对“二度创伤”，包括面对侵犯者，接受律师盘问，再度忆述事件，并且在无阻挡下公开自己的样貌、身份等个人信息。
这些二度创伤，是否可以避免？要保障受害人作供的权益，屏风显然是一个合理的争取对象。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于同年举办“司法系统对性暴力受害人的保障”研讨会，这引起张达明的关注。
“我认为应该尽快做一些事情，令状况有一个改革。”他说。
张达明作为学者的角色，首先是穿针引线。他主动联络时任刑事检控专员杨家雄，安排他与妇女团体会面。
“杨家雄那时都觉得，一个不妥善之处，就是上有政策，但执行方面，前线警员未必能一致处理。风雨兰同事就发现，好多前线警员 discourage 性侵受害人申请屏风，令受害人听完之后，因不想在审讯中，众目睽睽之下重述伤痛经历，被人指指点点，而放弃上庭作供。”张达明说。
“就算有受害人提出申请，但负责的警员不知有什么程序，将申请递交法庭。可能他们记录了，但临开审先提出，那就太迟了。而上庭后，不同法官又有不同处理，有时批准，有时不批准，有时甚至不知道何时才会批准。”
“那次会面很好，了解到什么可即时改变，什么需要政府较长时间才有机会做到。”会面之后，律政司决定委派一名同事做中间人，当风雨兰等机构发现有问题个案时，可直接联络中间人。
律政司是负责检控工作的，而司法机构则负责审讯工作。张达明就说，当时也开始联同风雨兰等妇女团体，与司法机构讨论，引入实务指引，让法官处理屏风申请时，手法可以较为一致。“如果不是，有些法官都不知道，性罪行受害人在面对这个问题。”
屏风与电视直播作供：两条战线，“一日草案”
争取屏风与电视直播作供，是两条同时进行的战线。在屏风申请的实务指引酝酿之时，张达明和妇女团体亦不忘推进另一边进程。
“香港的法例都比较落后。当时我看到另一个方向：闭路电视作供。因为屏风只保障了性罪行受害人不被公众看到，但未解决的，是她出入法庭，都有机会被人看见。她未必获批特别通道，而且不是每间法院都有特别通道。”张达明说。
“第二未解决的，是屏风只遮了公众人士，但被告和律师，都可以望到受害人。有些受害人其实好怕再面对那个侵犯者，好多压力及恐惧出现。而电视直播作供，让她们不需在严肃紧张的法庭，还要面对被告。”
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79B 条，有三类证人可用视像录影作供：儿童，精神缺损人士，受恐惧的证人。性暴力受害人，并无特别被列出。
推荐阅读：非典型性侵受害者告白：我最害怕的，是社会说我不够伤心
“‘受恐惧的证人’不是一般性暴力受害人可符合的。除非有黑社会强奸案之类。但过往案例证明，性罪行受害人不是人身安全问题，而是心理上创伤好大。”张达明看到这个问题，也决心身体力行，推动改革。
他在研讨会提出，沿用现时法律框架，只做一个小改动 — 将性罪行受害者，列为第四类证人类别。
说起这个修例想法，他有细致考虑：“沿用现行框架，比较容易做到；并且不是一刀切，一定要妳提供视像作供，而是让法庭有酌情权。这个做法，是各方都能接受的。”
于是，张达明当下就在研讨会“胆粗粗”答应：“如果呢个方向，我即刻同妳整个私人草案，一日就搞掂！”他笑说自己好记得这个“一日草案”的承诺，还被刘慧卿“追债”。
就在张达明草拟草案之前，2014 年 6 月 17 日，法官薛伟成（Kevin Zervos）在 HKSAR v Shamsul Hoque 一案作出重要判词，指出性罪行案性质敏感，设屏风遮隔公众，不会令陪审员对犯人产生偏见。
“薛伟成做了一个正式的法庭判词，解释背后的理据，这是重要的。在这判词之前，有些法官不知道应该为性罪行申诉人提供特别保障。”张达明解释，“过去为什么各施各法？因为有一种想法：要有特别的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报告，证明受害人有好大精神困扰，先需要特别保护。当缺乏这些证据时，法官又好，警务人员又好，就觉得好难申请特别保护。”
“所以薛伟成的判词，将性罪行受害人列作一个组别：当妳面对性侵时，本身已经有很大心理压力，不需另外再特别证明。”
整个改善和修例过程，都是基于这个理念：性罪行申诉人不需要特别证明自己有精神问题，而可获合理的法庭保障，减少作供压力。
在薛伟成作出判词翌年，司法机构向立法会递交完善屏风申请方案，提出修改《实务指示》，规定性罪行案件在审讯前，律师须告知主审法官，申诉人曾否要求屏障，作为常规程序。
对于有部分人士质疑，为性罪行申诉人提供屏风，影响了公平审讯，张达明就回应：“究竟影响了什么？屏风只不过不让公众看到她，被告和律师仍可见到她。”
“公平审讯的对象，不只是被告；对申诉人，妳要公道。否则，证人不敢作供，司法系统无法运作。妳不可以让被告 take advantage：我正正就想公众看到妳，令妳不敢出庭作证。”
至于电视直播作供，已经运作多年，张达明说，过往案例早已指明，这对被告权益影响不大。
眼见争取屏风步入正轨，张达明开始着手他的“一日草案”：2015 年，他与法律系学生马碧筠一齐，草拟条例草案，修改《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221 章） 79B，将性罪行受害人纳为可使用电视直播联系作供的第四类证人类别。马碧筠当时刚毕业，在风雨兰实习，为草案做了大量资料搜集工作。
“我发现当一个议题，没有政治层面因素时，就算跨党派议员，都可取得共识。”张达明似有感触，“我们都有同跨党派议员商讨，当时大家觉得，要通过私人草案，在基本法之下好大限制。所以未必由议员去提出私人草案，反而应该由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AJLS）会提出。”
2016 年 6 月 27 日，AJLS 会议上，张达明趁机提交这份私人草案。四个月后，律政司参考张达明意见，以《2017 年成文法 (杂项规定) 条例草案》提出对《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拟议修订。
该条例草案于今年 6 月 2 号刊宪，7 月份法案委员会完成审议，已获通过。
为其他仍有机会上庭的人，她站出来
“其实我们都争取了整整五年。”月心说。
原来月心及其他性侵幸存者，加入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下的风雨兰“幸存者权益关注小组”，一同争取屏风及电视直播作供。
月心的辅导员伍颖琳，正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她忆说，“当时有同事提议，要争取屏风，要搵幸存者，亦要搵‘郁’到呢个system嘅人。所以当时我哋邀请幸存者，同司法系统入面嘅人见面。”
伍颖琳一邀请，月心当下就答应了：“佢一讲，我就话，好呀！热切的心来了。我要做呢样嘢。因为我自己冇屏风，我真系知道有几惨、几凄凉。”
“司法程序会唔会可以好啲呢？”这个问题，促使她投入抗争。
月心开始成为小组义工，以性罪行受害人身份，向律政司的高级检控官、立法会议员，叙述自己被拒屏风的遭遇。曾经的司法程序受害人，转身成为抗争者，向不合理的制度，发出最坚定的声音。
要多次复述经历，对月心来讲，相当于揭开伤口，向人展示。其实无人有义务揭开自己的伤口，但她选择了站出来。“都会觉得难受。开头觉得难以讲出口，对着法官。后来我多咗个争取嘅感觉。”
伍颖琳说，月心慢慢将焦点，由对自身不勇敢的怪责，转成为其他受害人权益做思考。
“第二次就放弃了上庭。佢会觉得，点解当时唔再行多一步？即使佢而家已经强壮，但已经唔可以再告，返唔到转头。但后来佢自己话，其实可以将焦点放喺其他仲有机会上庭的幸存者身上，她觉得也很有意义。”
“跟住又见过律师会，亦都试过在立法会公听会出席发言。这是在制度里面做的。”伍颖琳说。
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总干事王秀容就说，过去多年，她们不断游说立法会、律政司相关人员，希望取得共识，向政府表明改革性暴力受害人在法庭可获保障措施的迫切性。
在制度外，关注小组亦不断进行多面向的工作。她们在国际人权日摆街档做宣传，月心亦向街坊讲解性暴力和司法程序二次伤害。
“当时好多市民以为，性暴力受害人上庭已经有屏风，佢哋成日讲 ABC 小姐。其实并非如此。”伍颖琳笑说。
据司法机构政务处，从 2013 年 6 月到 2016 年 5 月，共 900 多宗性罪行案件中，仅有 40 多宗受害人申请使用屏风，申请率仅为 4.9%。当中有多少人曾因被警员拒绝，而根本没法向法庭作出正式申请？不得而知。
因《实务指引》实施，伍颖琳表示，现时似乎多了警员主动询问性罪行受害人，是否需要屏风。伍颖琳又说，过去曾出现情况，受害人申请屏风成功，但法庭说没配备屏风；又甚至试过有法庭将硬纸皮黏贴作为“屏风”。记者向司法机构查询屏风现况，司法机构就答覆已特别订制屏风，供各级法院在性罪行案件审讯使用。
随着抗争工作开展，月心对自己的信心也多了起来。过去因被性侵而感到的羞耻，逐渐消失。她曾自责，为什么上朋友家；但现在的她，充满力量：“佢侵犯我，系佢嘅问题，唔系我嘅问题。”
即将到来的风雨兰《Arise．性侵幸存者摄影展》，月心将成为主角之一。问及她为什么这么有勇气出镜，她说：“我想畀其他人见到，我哋可以企出来。被性侵唔系羞耻嘅事情。可以过有色彩嘅生活。”
Arise．性侵幸存者摄影展
但司法程序对性罪行受害人的二次伤害，并未完全消解。伍颖琳就不忘叮嘱：“其实可以追问特别通道。屏风同特别通道应该一齐提供。因为其实即使有屏风，出入法庭都系要经过门口，个受害人变咗好似明星咁行入去。”除此以外，警员的态度，律师盘问的方式，法律对强奸的定义 … 这一切，仍有待讨论。
而她们，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