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南投一间少年安置机构因少年得性病爆发出四件性侵案。在台湾,安置机构的性侵案件并不少见,媒体猎奇捕捉,政府推卸责任,一间间孤立无援的安置机构面临师长不足经费不足无力管教的困境,少年们自力更生出权力阶级。

你认为集体性侵案会发生在什么样的场所?

实践阳刚社交礼仪的男子监狱?将女子掳为性奴的 ISIS 战地?

三月,一名15岁少年被学校老师发现罹患性病,牵涉出南投少年安置机构四件性侵案。事发于二○一四年到二○一五年之间,搜查与询问确定有四名少年受害,遭性侵次数约十次,案发处多在机构内的寝室或浴室,被害少年被要求进行口交与肛交。据闻,许多离院的少年,可能都遭受过这样的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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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机构:沈默的性侵文化

三月传出新闻,《报导者》进行追踪调查以《遮掩的伤口:安置机构里被性侵的少年们》一文列举受害者困境与体制难处。在台湾关注权势性侵议题当刻,上下从属支配、优势弱势之关系被大量复制进有团队生活的领域。从司法体系到安置机构,为何孩子被消音、或是不知何谓错误?我们进一步认识安置机构的组织结构。

安置机构由社工、生活辅导员、同侪少年组成,少年安置所的名字又是家园、中途之家。在台湾,安置辅导与安置机构为依《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等相关规定办理的儿童或少年福利机构。以常理来说一名生活辅导员约要照顾四个孩子,孩子在这里跟着形形色色的少年一同成家,赋予家庭意涵发展出一套物竞天择的后家庭法则。

在安置机构里,有触法少年也有因家庭因素来到这里的非行少年。来到这里的小孩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家庭功能薄弱。于是他们在这里发展新的秩序,孩子们在里头学习什么是阶级,什么是权力,运转出新的小社会。

“讲了会更惨”的性侵事实

南投少年安置机构性侵案不是个案,电访在安置机构 11 年的台东海山扶儿家园主任林劭宇说明:“安置机构发生性侵事件已经不是新闻,这是一直有的社会事件。”

2011 年高雄中途之家性侵案 16 岁的受害者说:“他们将牙膏挤在我的肛门上,用木棍插入性侵我、强迫我自慰,最后恐吓呛声:‘你敢讲会更惨’。2015 年桃园一间安置机构一名 12 岁男孩被同寝室另两名男童性侵,但他也对其他人做出类似行为。孩子们噤声,以性控制俨然成为团体秩序的管教途径。

林劭宇主任从社工到主管,见证了安置机构十年间的转变有许多叹息:“安置机构这个事情不会是偶发,但是多数机构不会承认,因为形象一定会受到影响。”我问主任若是通报性侵事件,机构受影响可能承受什么后果?

他认为视机构与当地县市政府的“关系”而定:“有些县市政府就会给你资源去处理,有些县市政府会觉得是你管理方面有问题。真正对机构而言最大的顾虑是形象,通报后如果县市政府不支持,他就会把你贴上一个‘管理辅导能力不好的标签’,定期督导你,检核你,对一般机构而言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机构的不健全关系不仅如此。一般触法孩子透过司法体系来到安置机后,不会接受司法与中央的实质追踪,司法体制亦不会通知社政单位,得到专业的情感与心理健全资源,孩子在情感的生长上持续受伤或孤单,惯性选择沈默与复制团体内的行为模式、间接推演安置机构循环性的性侵案件。其中,“授权”给少年利用“权力”维持团提秩序,可以说是霸凌与性侵文化的起点。(延伸阅读:从《恋我癖》事件看霸凌现况:权力结构下,我们是共犯也是受害者

一个老大的养成:我能代替老师来管教你们

多数来到这里的少年童年时期可能都没有得到良好的家庭照护、缺乏对家的情感认同,必须从小团体里找到归属感。

物以类聚的生存法则让在机构里属性相同的人自然集合在一起,在相同势力的团体里又有位阶,位阶高的触法少年往往要求位阶低的触法少年、非行少年处理生活内务,如洗衣、打扫、洗碗。待过不少安置机构的林劭宇主任说明:

“安置机构里有大孩子跟小孩子,年纪是一个问题,孩子年纪比较大就会有更多权势。另一个是资源,尽管来到这里的小孩都是家境较差的,还是会有相对稍微好一点的,常见的资源譬如说:菸。或是比较会讨好老师的人,便宜行事的老师就会授与他权力。”

安置机构禁菸,教养方式不是全控,孩子会去工作与上课,生辅员与社工毕竟不是家长,无法全然介入孩子在学校或是打工地方的行为。在机构内呼风唤雨的少年握有“生辅员没有加以矫正”的权力,展现在他们生活的细节,例如少年老大规训孩子们列队、整理房务,发号司令与控制团队对生辅员来说也能分担压力,自然不插手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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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性侵者的养成:无能为力的老师们

一旦有一个大孩子起头,这就是一个可以不断被复制增生的结构网:“假使大孩子看了色情媒材,让小孩去做口交性交,这个发生一次就有可能是一连串的。”

是谁赋予孩子这样的权力?机构犹如少年们的再生父母,生辅员有很大的权力去限制少年的自由。不听话的少年可以留园观察、限制零用金,逃跑或违规还可能被送进法院裁定、进入感化院。有鉴人力不足,即便生辅员与社工怀抱关怀之心,也可能在日复一日承担太多孩子教养责任的压力下殆尽。比起关怀式教养,军事化的管理系统方便许多。

生辅员与社工人力不足,需要第二层管理去维持团体秩序。“我们第一线的老师,一个人要带十个孩子,有些老师就会不自觉得授权,他自己叫不动某几个孩子,他就会叫大的孩子去叫。”林劭宇主任自己深知结构的万恶,他主动三申五令警戒老师,但仍有老师会便宜行事。(延伸阅读:少年安置机构集体性侵背后:无人问津的少年们

一直以来安置机构不断发出人力不足的呼声,我们联络长期关注儿少议题的李丽芬立委,她于今年三月亦参与事件的记者会,为少年权益发声,李丽芬委员认为机构服务品质下降与缺乏人力有关:“安置机构 24 小时 365 天都不休息,生辅员必需轮三班,人力最缺乏。我们要符合劳基法与生辅员规范,普遍不足。”

去性化空间?性控制与性压抑共生共谋

另外一个必须被正视的议题就是看见孩子有情欲。

青少年正值性探索时期,在密闭而高压的同侪环境里,他们如何发泄情欲?多数安置机构如民间普罗教育单位相同,没有一套鼓励孩子理解性别认同情欲的方法,在制度与阶层严谨的秩序下,性亦成为一种权力与施压手段。

性控制与性压抑共生共谋,这样的循环导致了机构内沈默的性犯罪,今年三月的案件并非由机构自主通报,而是学校发现学生异样并通知警方与社会劳动处介入调查。李丽芬委员说明国内外其实有许多安置机构性侵案件,我们应该拟出机构内部的应对方式,除了通报流程,更该将“性讨论”普遍化:

“我们不能把孩子当成无性人、没有欲望的人。青春期的孩子有冲动是可以被理解的,重点是成人要怎么跟孩子讨论。这部分我觉得在各机构可以更坦承布公、透明地去谈这些事,孩子感觉谈性是很羞耻的,也阻止在黑暗隐晦的地方发生我们不希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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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芬委员强调机构内要加强辅导员与社工的专业训练,让工作人员都有对性别的敏感度去觉察孩子间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事实上,这十年间台湾社福体制在渐趋成熟的路上,很多安置机构的法规都在这十年中修订,安置机构发生性别议题,性侵或猥亵都要做法规的责任通报,没有通报会有法律责任,从《关怀e一起来》做线上通报,另外做初步隔离,主管机关会做事实的厘清跟确认。

法规也强制纳入安置机构评鉴规则,林劭宇主任表示:“这两年评鉴会更强制我们对孩子要有性别平等的教育。课程内容我们自己安排,但是不一定每个机构都有做,要看县市政府是不是支持机构去做,因为也会需要额外的拨款申请。”不是每个机构都有能力像林劭宇主任有勇气去与孩子谈性,他会与孩子透过生活经验聊各种性议题:自慰、婚姻平权、性别认同、身体界线。

每个孩子可以谈论的范围有限,可以使用实际聊天或是给予孩子书籍教材、网路资源。这也反映政府在施政上要求机构谈性教育,但并没有一致可以爬梳脉络,要靠机构内的老师非常主动地去找素材找资源。

社会与政府漠然:用20分资源带出100分小孩?

“孩子在青春期比较苦闷,比较浮躁,没有事情去做。男生看A片性欲难耐,就很容易发生这件事。”林劭宇主任希望整个社会可以一起正式事实,帮助机构去改变,而非猎奇评断。多数时候政府知道机构内有性侵案并不会加以协助,只会给机构贴上管教不当的标签:“社会跟政府都应该知道,孩子在成长阶段可能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做的是教育。我希望媒体资源可以发声,大众不是看八卦与谴责,了解结构性问题、安置机构人力状况需求,现在整个公部门对这一块的补助杯水车薪,这就像给我们二十分的资源,要做一百分的事。”

机构人员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必须牺牲更多自己的休息时间去照料孩子。另外是政府委托机构费用一个月每个孩子约是一万八到两万,只运算了孩子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但是机构有不同问题的小孩,李丽芬委员说明自己在南投少年安置机构性侵案的公听会上众人讨论:

“应该针对安置孩子的困难度去做分级,如果照顾某类型孩子状况比要复杂,需要更多辅导人力或社工,我们可以在安置费用提高,一个困难型服务的个案应该要提高委托费。一万八的价格没有计算到安置机构或硬体的费用。所以多数机构又要对外募款。”

大众“看起来”对事件很关注气愤,但事实上,无法协助机构改善状况的批判在他们眼里更像漠然。

林劭宇主任该事件机构发声:“我觉得不需要把他们批评的体无完肤,我在这个领域很久,我知道那有多辛苦。”这间已经歇业的南投少年安置机构过度超收小孩,但他们也是全台湾唯一不挑案,愿意接受司法保护官送来的任何触法少年的机构。正是因为每个机构都不希望自己照顾“麻烦小孩”,所以该歇业机构几乎群聚了台湾最不好带的问题少年。(推荐阅读: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正视性侵,你需要知道的十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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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的人不值得被爱吗?一个加害者的沦陷

离开原机构的加害者与受害者,走上不同的复原之路。法规明定,有性犯罪的孩子要强制接受加害人心理谘商。然而这样的孩子要接受更多的其实是情感关怀。原先来到机构的孩子就是生命有创伤的孩子,可能来自失和的家庭、或是带着犯罪的阴影。许多人听闻南投性侵案,谩骂犯下性侵案件的小孩,这群孩子一直处于社会遗弃的边缘,更多人摇摇头说这样的小孩没救了,李丽芬委员期待的却是:“我们要看见孩子来到机构是需要协助的,而不只是觉得他必须对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要让孩子又带着伤出去。”

在香港的某间安置机构曾经传出被蒙蔽许久的性侵案件,一名触法少年在机构里遭受性侵,知情的成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潜意识可能是很多人对犯罪小孩的眼光,进一步思考:

我们会不会觉得有做错事的孩子,受了惩罚是可以的?站在儿少权益的立场,团体坚持不管孩子有没有犯错,都不该受到暴力。

无论是第一线的服务人员,或是远观事件的我们,都希望让更多孩子成为一个有能力自力更生且被社会接受的成人,不是吗?

南投性侵案件事发机构歇业后,孩子们被送往全台湾不同的安置中心,他们必须为小孩尽最后一份责任。其中有两个孩子,来到了林劭宇主任这边,他亦犹豫许久,害怕自己要承担小孩变坏的风险:

“我以前在当社工时一定会觉得要落实社工精神不能挑案,现在当主管必须想很多,我要担心性侵加害者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也要花更多时间去跟老师沟通。当然也担心“那边的孩子”会不会带坏我们家的孩子,我必须要说,心里会有天人交战,不会像以前这么热血,孩子出状况就是我要承担。但最后挣扎很久,我还是选择收了。”

我问为什么呢?电访中他愣了下:“哪有为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帮忙。这些孩子没来,就没地方去。”真的没地方去会到哪里?主任说,孩子就会到感化院,即是少年监狱。

少年监狱,剃头,手铐脚镣,禁闭室,高耸的水泥墙,一个 15 岁少年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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