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赞叹的儿童童书,以简单却又架构结实的故事内容开展历史真相及人权议题,透过童书与孩子谈论人权认识历史,埋下思想自由的种子。

作者|幸佳慧

文章日期|2012 年 11 月


图为奥修维兹集中营里遗留的童鞋。摄影|Michela Simoncini

1942 年,有个天资聪颖、喜好书写、立志当作家的 15 岁女孩,和一群女生被送往奥修维兹集中营,她们被告知她们需要被“消毒”。首先,她们左臂上先被刺上一个号码,然后她们得脱下身上所有的衣物缴交出去,身上的腋毛、阴毛与头发都得被剃干净,为这群少女执行剃毛的人甚至有男性。接着,她们被送进一个大淋浴间,随时等着不知是烫或冰的水柱大力冲向她们。

一群穿衣的人,很清楚地要让这群裸身的人意识到她们是没资格享有身份、名字、个性与特征的物种,她们既像个即将被扔下锅炸煮的肉块却又不像,因为他们甚至被嫌弃为肮脏有毒。往后 2、3 年期间,这女孩与其他人在集中营里备受凌虐羞辱,生活状况如同人间炼狱,痢疾、白喉、肺结核、伤寒等传染病横行在孱弱的人们之间,存活的人在尸体与秽物遍布的空间里饥寒交迫、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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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 1945 年春天来临的 4 月间,这女孩的最后一口气,断了。这女孩的名字,叫做安妮 · 法兰克;她,成为希特勒疯狂的灭种屠杀计画下流传故事的代表之一。因为这女孩先前留下的日记,显露出她个性上乐观坚毅与善良高贵的特质,“安妮”也成为人类唾弃集权、追求人权的共通标记。

集权体制下的真实人物

尽管有关纳粹的恶行进入文学或童书创作作品的数量,已有所见,然而对照全世界诸多军政、集权体制对人民迫害的史实事件,从数量比例来看,仍是稀薄。上一篇提到了人权工作中史料重建的重要,因为那不但还原历史真相,更是喂养人文艺术工作者创作的食粮,一本本历史小说或相关作品出来,集结成的份量才足够敲醒沉睡或担心受怕的世人,使之正视与重视人权的重要。(推荐阅读:听几米谈《星空》绘本:从故事获得力量去对抗现实的挫败

在台湾,不要说儿童文学在这方面还严重缺席,我们就连国外相关的历史人物所知也有限。11 月,台湾即将出版《好心的国王 儿童权利之父——柯札克的故事》(天下杂志)一书,该绘本介绍了纳粹时期一位真实的人物雅努什 · 柯札克(Janusz Korczak ,1878 到 1942),我想,认识他的台湾人恐怕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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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札克出生于波兰华沙,年幼的他虽然知觉身为犹太人受到他人排挤歧视的命运,却不改他济弱扶倾的天性特质。在战乱年代,他依旧一心一意成为小儿科医生,还参与了一项孤儿院建制的计画。担任院长的他,全心全意经营孤儿院,实践他心目中儿童该享有的权利:他让孩子学习自治管理,成立自己的议会、法庭,孩子们还制作报纸讨论他们关心的事务,每周定期发行。柯札克全心对待这些孩子,教育他们也陪伴他们,他甚至开始为孩子们写故事。

1927 年,他发表了“尊重儿童权利”的宣言,他的善行义举也渐渐传开来,受到当时不少社会人士的尊敬。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打,德国入侵波兰后,在华沙许多地方筑起高墙,将犹太人集中于墙内管理,最后连柯札克的孤儿院也无从幸免。当时,不少有力人士想营救柯札克,协助他取得政治庇护,但他多次拒绝离开那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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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物资逐渐缺乏、环境恶劣,他依旧和孩子们居住在丐托(ghetto,犹太人居住区)里,直到 1942 年,孤儿院 1、200 位大人与孩子一起被送上火车,开往城外的集中营。这一趟最后的旅程,柯札克让所有的孩子穿戴他们最好的衣物、背着背包、带着他们自己心爱的玩具或书本,他告诉孩子们,他们要一起下乡郊游;他不弃不离,坚定的陪着这群他所爱的孩子与同事,在毒气室画下了生命的句点。(推荐阅读:为什么学生不能扮演纳粹? 嘻笑历史的文化危险

柯札克这样的人物与故事,台湾很需要知道。

没有人权的世界是什么颜色?

这 10 来年,台湾虽然有英诺桑提的 2 本纳粹相关绘本《铁丝网上的小花》、《大卫之星》,但它们所能引起的话题力道仍显得单薄孤立。其实,教养者若觉得这些书的历史背景太过沉重以致难以亲近,仍有类似《当颜色被禁止的时候》(星月)这类寓言式的绘本可以选择,来与学生或儿童讨论集权高压与民主自由的概念。这本绘本由德国和波兰的文图创作者合作而成,故事讲的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虽然是人民选出,然一国人民的命运仍决定于总统的本质与人民的勇气。

有个国家,曾有个认为人民意见很重要的总统,他说“五彩缤纷的国家才是一个快乐的国家”,他的人民也很幸福。可是,当这位总统去世,一位有权有势的人靠着影响力选上了总统,众人即使觉得他的作法不对,却不敢反对他。以至于新任总统变本加厉、坐大权力、剥削人民来让自己极尽享受,他甚至下令全国人民不准享受颜色的使用权,只能穿黑色衣服,全国的城镇街道只能看见灰黑色。(推荐阅读:性别观察:1210 凯道见!同志需要活得像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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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刚开始尚有抱怨,总统一旦用高压恐怖手段来压制,人民就沉默了。人民想欣赏五颜六色的花草植物,总统便命令,除了他的花园之外,将其他有颜色的植物拔掉、砍掉。直到后来,这些人民只剩下天边那道彩虹可以慰藉,他们看到彩虹时会唱歌跳舞,因此暂时忘记悲伤恐惧;但总统无法忍受其他人快乐,下令不惜代价,寻找让彩虹消失的魔法。

《当》这本绘本,虽然页数不到 30 页,却精简勾勒了高压统治的渗透与思想自由的可贵。像这样精巧的寓言,反而可以灵活应用在人权阅读的设计活动里,带孩子和其他历史事件或文字书搭配阅读——例如《打断史达林的鼻子》这本少年小说就很适合,这是今年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牌的作品,也有出版中译本(小天下)。

具备历史感的人权童书创作

前些日子,当我读到《打断史达林的鼻子》这本小说时,我着实感到一股带着惊喜的振奋,没想到这么快,纽伯瑞奖就等到一本针对史达林集权政体写的佳作了。因为要有这样的作品出现,不管在时间、空间、年代上面,确实都有它的特定条件:要不是作者尤金.叶尔钦在苏联出生长大,自己亲身经历过高压共产体制的相关经验(统治单位甚至与他接触,想要将他吸收为“抓耙子”的告密者),而他又有机会逃出铁幕在美国定居,受到民主自由、文化丰富的鼓舞,并有心致力少年阅读的书写文化,要等到他这样自写自画的作品,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推荐阅读:阅读米兰昆德拉《无谓的盛宴》:认出世界的悲剧,并且爱它

这本书可读性高,文字量不多、词汇也简易,但结构却相当完整,在张力十足的叙述下,剧情显得格外鲜明。故事以一个崇拜史达林并极度渴望成为少年军成员的小学生为第一人称叙述,小男孩的父亲在国安局担任秘密警察,一家人住在人民公社里,在看似团结幸福的共产生活外表下,却藏着彼此监控、猜疑、斗争的实情,连小男孩上学的学校与班级也是。直到自己的家庭成员逐一崩解,小男孩才渐渐看见这个国家与人性的丑陋及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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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本处理近代政治议题的少年小说来说,作者不迂回、相当直接了当的态度的确让人惊讶。毕竟,就像书末“作者的话”里他自述的,那份高压恐惧在人民心里还没全然褪去:

在约瑟夫.史达林统治的年代(1923 到 1953),他利用和苏联人民斗争来确保自己的独裁政权。史达林的国家安全局,处决、监禁和流放了超过 2000 万人⋯⋯吊诡的是,像我这样在 1960 年代苏联共和国出生和成长的人,却鲜少人知道史达林威权体制下的这种恐怖统治。⋯⋯在他死后,这种祕密主义依然盛行,但一切的证据都被列为机密或被销毁。老一辈的人不是仍然心有余悸,就是怕担负罪名,大多三缄其口。然而,史达林不可能就这么凭空消失,他的余威依旧深植苏俄人民的心中。长久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因此,恐惧也成为他们生命中难以抹灭的一部分。如星火燎原一般,恐惧从一代蔓延至下一代,连我也受到波及。我企图透过这本书来揭露和面对恐惧⋯⋯

尽管他知道恐惧还在人们心中作祟——包括他自己在内——但他明白他得带着读者,从虚构故事连结到现实历史去,勇敢的探索文明进展中人性与人权的关系,这样,那份阴魂不散的鬼魅才有办法早点退散。(推荐阅读:解构创伤与恐惧:别让“如果”绑住你的人生

像《打断史达林的鼻子》这样的作品,台湾很需要也有属于自己的一本。

让人发笑又向往的儿童人权代言人

先前,我曾专篇介绍过瑞典童书作家林格伦,提到皮皮这个人物角色如何深入瑞典的文化;而在上篇文章里,我提过我在人权教师培训营的系列讲课中,老师们反应很热烈,我得说《长袜皮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皮皮是一个因为丧母而跟着船长父亲航行世界各国的孩子,9 年以来从没上过学校,也没被体制化,这个女孩很特别,“最奇特的就是,她力气大得不得了,全世界没有任何警察可以和她比。只要她愿意,就可以随手把一匹马举起来,而且她很喜欢把马举起来呢!”但是父亲的一场海上意外,让她得先上岸到父亲先前买下的“乱糟糟别墅”生活,好等父亲回来团聚,皮皮在小镇的出现,因此造成了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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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造成骚动的既不是她不讨喜的外貌与怪异衣着,也不是她力大无比的天赋,而是她独居的异状。因为,镇上好心的人一致认为任何孩子都需要有大人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必须立即进学校去背九九乘法与字母。于是,2 位警察很快的登门执行任务。尽管警察的体力和能力都远远不及长袜皮皮,但林格伦在描绘警察与皮皮追逐大战的几个段落里,警察从虚张声势、嘲弄警告、强势命令、威胁恐吓,到对皮皮肢体暴力并草率定下皮皮罪名的过程中,一个公权力极度扩张、侵害人权的病态结构已经完备。(推荐阅读:当你对教育失望她还在坚持!谢芷菱用教学走自己的生命地图

在课程中,我带着学员们观察林格伦如何遣词用字来建构长袜皮皮,包括她不受体制框架的自信自在、她天马行空的创意乐趣、不受摆布指使的自主自律、她发自内心的乐善好施与行侠仗义等特质,学员们领受林格伦幽默的笔法,听了几乎都忍不住哄堂大笑。等我再次带着他们进一步解构,他们才看到同样的文字也痛斥着成人妥协、僵化和腐化的诸多问题。林格伦透过警察上门找皮皮,硬要皮皮立刻进入儿童之家或学校的几个章节,便不着痕迹披露了民与官之间权力与暴力的问题,后面几个章节,更继续建构了林格伦对于公民社会中人权与反暴力的论点,其见解与眼光之远,使台湾至今仍望着这 1944 年出版的作品赞叹钦羡着。

这种让人既笑也痛的两刃刀,着实让人着迷,只是不见得人人读得到一刀的 2 面。像《长袜皮皮》这样的书,主角是个没有父母管教、野蛮不受教、识字不多、想法与行径过于天马行空的体制外小孩,这对台湾受儒家封建与科举制度影响甚深而普遍重名利的社会来说,挑战的确额外的大。就我所知,部份成人读者初次读到皮皮的故事,在没仔细思索的情况下,会有强烈的反弹和质疑,或者眉头深锁,他们会说:“标榜这样的书,难道要叫我教我的孩子满口谎言胡诌,自以为是的不按照社会规范,不按部就班生活,甚且还沾沾自喜吗?”(推荐阅读:逃出人群面向自己:做一个能让自己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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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质疑,瑞典不是没发生过。皮皮 50 周年纪念的 1995 年时,有个叫卡林 · 史丹强卡林的学者在《瑞典日报》发文控告瑞典大众患了“皮皮膜拜”病症,这个病症把学校、家庭生活等行为规范都本末倒置了,把秩序、尊重、诚实和礼貌都愚弄了,它赞扬了自我迷恋、缺乏考虑、远离现实等问题。卡林文章一见报,激起庞大的皮皮拥护者迅速集结,他们立刻采取行动,主张“皮皮是世界上第一个儿童人权拥护者”,反击卡林的言论是心胸狭小又愚蠢的流言蜚语,是《新约圣经》里抄出来的道德教唆。由于事件扩大,当晚瑞典的一份晚报还为此安排了一场电话投票,来让人民决定皮皮与卡林之争,结果是,皮皮大获全胜。

像卡林这样的读者,问题出在他们只读到《长袜皮皮》的表皮却没读到内里。我在台湾一些演讲中,好几次谈到皮皮,在我层层探究到作品深处后,听众不仅享受到文学的乐趣,也能看到文本的层次,更明白作者前后一致的内在声音,等我告诉他们林格伦与皮皮在瑞典或欧洲所造成的影响,他们不得不为一本具备深度与远见的童书,如何在人类文明进展上产生超乎他们想像却实际存在的效用而赞叹。

话说回来,2012 年的台湾,若大部分的人连《长袜皮皮》还读不懂或不知欣赏,那么,我们想等到像柯札克这样的人或《打断史达林的鼻子》那样的书出现,恐怕有得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