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同志家庭的日常处境,当社会歧视的目光烧灼,同志父亲母亲心疼孩子的心也隐隐作痛,婚姻平权的意义体现于平等的权益。

婚姻平权与同志教育的关联及重要性

“是的,尽管你们教我歧视仇恨我的母亲,并让我对我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但我不会计较那些,因为我的同志母亲教我的,不是恨。”——女同志妈妈的孩子 日常对话纪录片导演 黄惠侦

跟所有的父母一样,同志家长最费心思的就是孩子的教育。许多妈妈从孩子还未出生,就开始为孩子的教育做准备,除了存教育基金、广读教育书籍外,从小就一路陪孩子念儿童绘本,并积极组织亲子共学团交流育儿心得。当孩子大一点,开始要上幼稚园的时候,家长们也积极走访每个学园,藉由不断的现身出柜来知道每一间幼稚园的教育工作者对同志家庭的态度,为孩子选择同志友善的学习环境。

同时,很多家长为了更融入孩子的校园生活,非常投入地参与义工家长的行列,目的是为了让校园里的老师学生和其他家长都认识自己的家庭,以建立良好的互动。许多同志家长都表示,对他们来说,“陪伴”是亲职教养的过程最重要的价值,而陪伴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为许多同志家长都意识到自己不同于主流的家庭型态,因更尽心在孩子的教育上,以陪伴孩子作为翻转社会对于不同家庭型态及其孩童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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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成长于同志家庭的孩子并不会产生对自身的家庭感到疑惑,而是相当自然地认同自己的家庭。许多同志家长在参与他们孩子的幼稚园生活时都发现,即使非同志家庭的孩子,对同志家庭型态只是感到好奇,当理解之后也毫无疑问地就接受了,在主流价值尚未进入孩子的心中形成评价系统之前,孩子们只会理解差异的存在,但并不会将差异转变为偏见甚至是歧视。然而随着成长而习得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后,孩子就可能以习得的主流价值对待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群体。

因此,许多同志家长仍然忧虑当孩子进入义务教育之后,校园环境的师资对于性别的态度是否友善、性别教育的资源和教材是否充足适合。女同志妈妈 Cindy 就说,“有了小孩,开始思考很多未来她们会面临的台湾环境,关心教育、关心课纲。我们听过很多同志家长的分享,孩子不会觉得同志家庭有什么奇怪,反而是小朋友的父母、老师,个别的信仰跟观感可能会对同志家庭的小孩造成压迫。”同志家长希望婚姻平权能够通过,不只是为了生活上的权利义务,也期待能够让下一代有更自由友善的环境,并且让性别气质不一样的孩子不要再受到霸凌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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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恩的孩子今年上小一,在学校虽然没有在班上大声公开宣布,但是也没有刻意隐瞒,孩子跟班上同学也相处融洽。然而有一天,班上转来一位新同学,知道了慕恩孩子的家庭背景后就开始嘲弄她:“你有两个马麻,她们是同性恋,同性恋很恶心不正常,所以妳也不正常!”事情发生后的隔天,班上老师马上处理了这件事。由于受过性平教育的训练,老师马上在班上向孩子机会教育,告诉孩子家庭的形态本来就很多元,有些人只有爸爸或妈妈、有些人给阿公阿嬷带、有些人爸爸妈妈来自其他国家、也有些人家里有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重点是,只要家里有爱,每个家庭都可以是幸福的家庭。

性别平等教育的目的是告诉孩子,无论你是什么性倾向,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所有的差异都不应该成为偏见和歧视的原因。推动婚姻平权,不只为了保障同志家庭实际生活中的权利义务,也为了让孩子知道,自己的家庭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值得背尊重。正如同志家长大龟所说的,“我们必须透过立法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正常的,我们不该被无限期耽误我们的人生。” 学校是孩子每天生活的重要场所,孩子在此所习得的各种知识和观念都会影响他们日后看待事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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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志家庭的孩子与同侪,在互动过程中随时可能遇到跟性别相关的对话,因此性别平等及多元家庭的教育更应该及早在学校教育中开始,以避免孩子对不同家庭型态的单纯疑问演变成质疑。如若学校不教,则解释自己家庭型态的压力势必落到各个单独的同志家庭孩子身上,因此性别平等教育的实行,正是将“解释”的责任回归到教育系统,而非直接落到同志家庭孩子的身上。为了保护孩子不受歧视和歧视他人,认识性别与多元家庭的教育,应该尽早开始。

事实上,不只同志家长在意性别平等教育在学校的施行,许多异性恋家长也同样支持性平教育与婚姻平权,因为这同样是他们对下一代所生存的社会的期许。许多异性恋家长在脸书上公开发文表达支持,“教育的目的,在于给下一代有机会去创造更好的未来,用更包容的心去面对世界,学会感激和同理⋯⋯站在异性恋家庭的立场,我希望同志家庭们也能在法律上拥有和异性恋家庭一样的权利与保障,为台湾的下一代增加更多的包容与勇气,让正向的温暖与教化能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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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风土世上少有,我希望能为同志家庭们获得法律保障的台湾而骄傲。”有两个孩子的爸说,“文明的社会皆希望消弭充满歧视,并力求济弱扶倾⋯⋯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的年代,对于性向可以毫无顾忌的表达,如同‘嘿!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那你呢?’般的自然,我衷心的期盼,同志朋友们加油!”

日前以纪录片“日常对话”拿下柏林影展泰迪熊奖的导演黄惠侦,就是利用这部家庭纪录片,来梳理自己和女同志母亲的关系。黄惠侦的妈妈虽然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喜欢女人,后来仍进入婚姻,然而父亲只要喝了酒就家暴,母亲于是带着黄惠侦和妹妹逃家。母亲交女朋友这事黄惠侦小时候并不觉得奇怪,直到十一岁那年,她偶然从其他长辈的谈话中听到他们说她的妈妈是同性恋、变态、不正常,黄惠侦当时心理一震,开始努力在书本和报章媒体中找资料。

然而当时台湾关于同志的资讯都很负面,黄惠侦说,“一个我生活了 11 年的妈妈,然后突然有人从别人嘴巴里听到说她可能是个变态,就一直看一直看可是就觉得奇怪我怎么我看不出来她哪里不对劲,但是后来就因为那一句话,我就开始也去看一些别的,比如说电视它怎么报导这件事情,或是我就跑去书局看同性、喜欢同性的书甚么的,我 11 岁那时候 1989 年,电视台就是偷拍嘛,拍说他们男同志多乱啊,你找到的书一定都给你讲,同志是一种疾病,生理疾病、精神疾病 ,我觉得很可怕是因为我后来一度就选择相信这些,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要选择站一边,如果我支持我妈我就会被打入跟我妈一样,我就是一个变态生的小孩。”这些负面的资讯和言论,使她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无法认同自己的母亲,因而活在巨大的阴影和痛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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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侦说,“后来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知道什么叫做同性恋,并且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懂得,母亲对我的照顾与关爱,并不因为她爱的人也是女生,而有所影响或差异。只是,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当初学校里有这样一堂课,告诉孩子们这个世上有着很多种的家庭型态,有的人家里只有爸爸,没有妈妈、有些人家里有两个妈妈,没有爸爸,还有些人的妈妈来自其他国家。这样所有父母离异和新移民的孩子们就不必遭到同学取笑,我也不会因为羞愧而和母亲疏远那么多年。”


黄惠侦想要藉着“日常对话”这部纪录片传达,其实是社会的污名让受伤害的人因无法认同自己而反过来责备自己:“比如说过去因为我妈是女同志我觉得我很痛苦,但到底是我妈是女同志,我很痛苦,还是外界看待我妈是女同志是不对的,才让我很痛苦?这当然是我长大之后才有办法去分辨的,因为我知道是后者。如果今天你担心说同志家庭生养小孩要面临社会的压力,你要改变的其实不是不要让同志生小孩,不要让同志有小孩,而是去改变这个社会怎么看同志家庭的小孩或是其他弱势家庭的小孩,那才是对的啊。”做为一个女同志的小孩,黄惠侦确实有非常痛苦的成长经验。然而那痛苦并不是因为她的母亲是同性恋,而是因为社会的歧视。

去年立法院结束两场婚姻平权的公听会后,一位由男同志爸爸抚养长大的孩子在脸书分享道,爸爸在母亲离家后一个人扛起家计和前妻留下来的债务,虽然生活不富裕,但家人之间的情感却非常亲密。然而,“真正受到的歧视霸凌,反而是‘来自家长’的。‘以后不准他来我们家玩了’、‘不准再跟他来往,他没有妈妈,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心理变态?’这些话很割人,很伤害,却都是出自于外表看起来好和善的‘正常家庭’的同学妈妈口中。同学们倒是与我相处融洽,他们知道,没有妈妈并没有让我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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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我的爸爸,用他的生命、责任感、与爱来撑起这个家,孩子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切,又怎么会去质疑‘我要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家’?我告诉你,我们‘完全不在乎有没有一个妈妈’,完全。建构一个家庭的要素,是爱。⋯⋯孩子们需要的成长环境是关爱,绝对不是模组化的一夫一妻家庭结构。首先,请先停止你们的‘多数者优越’,跟你们不一样的人们能力并不比你们差。并且,也请不要小看了孩子们的感受度与良知。更不要用你们自己的价值观去限制别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与幸福。请你们不用为我们操心,拥有同性恋家长,我们非常快乐!最后,更正一点:他不是我的‘同性恋爸爸’,他是我爸爸。”

社会中其实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一父一母的家庭型态,包括单亲家庭、新住民家庭、隔代教养家庭、失亲儿等等,若我们放任社会偏见,不教导更核心的家庭价值、例如爱、例如包容、例如尊重,那么将把所有不同于想像中的完美家庭样态的孩子都推向边缘,这将让他们更可能遭遇歧视,或因感到自卑而抗拒自己的家庭。这样的社会,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吗?从婚姻平权开始,我们可以好好地对待并教导下一代,理解差异、尊重差异、包容差异,这才是推动让台湾民主更进一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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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许多国外的长期性追踪研究已经表明,同志家庭的孩子无论在心理发展、性别认同、和社会关系上,都和异性恋家庭的孩子没有差异,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AAP)也在 2013 年公开表明,让同性配偶拥有相同的婚姻权及子母抚养权,才是真正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显见社会上对于同志家庭生养孩子的疑虑,其实是多虑。

同志因无法意外受孕,无论使用人工生殖或进行领养,需经历的手续和流程都十分繁复,付出的时间金钱及心力成本都很高昂,因此绝大多数同志家长都是在怀抱着对孩子极高的意愿下,孕前尽心准备迎接孩子的到来,孕后全力地抚养,“陪伴孩子成长”被同志家庭视为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与其他家庭组织亲子共学团、到学校当当义工、为孩子入班说故事,这些参与同志家长们一样不少,许多同志家长的原生父母也开心地直接带着孙子孙女大街小巷话家常。

同志家庭在实质的社会生活中其实与一般家庭无异,享受着核心家庭或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然而没有法律保障的家庭却可能因生活中的意外瞬间瓦解。若法律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实质生活的需求,那么将同志家庭纳入婚姻制度以保障其家庭关系则极为合理,并且也确保了孩童在稳定的家庭关系中成长,对同志家庭内的孩童必产生相当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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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家庭无法进入婚姻制度,其丧失的权利不仅仅是攸关生死的医疗决定权、遗产权、监护权,还包括了跟维持家户经济的有关的报税、保险、房屋贷款方式等等,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决定了同志家庭的财产积累,然而没有婚姻关系保障的同志家庭必须在理性的经济考量与孩子继承权的矛盾冲突中做出不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以确保孩子能够顺利继承,而这个经济损失,所有的同志家成员包括孩童都得一起承担。此外,由于社会福利和民间福利的发放常以家庭为单位,同志家庭无法进入婚姻成立家庭关系,因此必须牺牲非生母方的陪产假、育婴假、和家庭照顾假,也无法申请育婴津贴。

另外,所有家庭中的行政庶务只有生母方能办理,诸如银行开户、办户口迁户口、甚至签收包裹等等,都因无法让双方家长弹性分担而造成了许多同志家庭生活上的磨难。这些生活中的大小事务,若非直接进入民法修正让同性伴侣进入婚姻一体适用,则条条修法千头万绪,恐怕挂一漏万,届时若同志家庭因配套法律不完善而需再度上诉,将耗费更多社会成本,蹉跎更多同志家庭成员的生命。

“婚姻”制度不仅保障了家庭成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同时也承载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同志家庭需要的不单是家庭成员间的法定权责,也追求婚姻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心理意义。因此即使台湾同志婚姻尚未合法,仍有许多同志伴侣举行婚礼仪式并公开宴客,追求的即为这一层文化和心理上的意义。而今同志争取法律上的婚姻平权,除了实质上的权利义务保障之外,也为了此一文化和心理上的需求,期待国家合法认可同性关系与异性关系有同等组织家庭的能力与权利。婚姻平权通过也将为同志族群和同志家庭的孩子带来去污名的效果,而其背后彰显的平等意涵也能为社会带来希望。

婚姻平权所保障的,不只是同志族群、不只是同志家庭的孩子、不只是非主流的少数族群。婚姻平权背后所彰显的平等意涵,将进一步改变社会对待“差异”的态度,深化社会理解“尊重”一词的内涵,创造多元包容的社会氛围,为下一代带来希望。“守护下一代的幸福”是所有家长共同的目标,异性恋妈妈Alice Tsai因此在支持婚姻平权的页面留了短短的几句话:“我希望同志家庭的孩子能在爱及公平的社会长大。前者同志家长给了他们,后者该由我们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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