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月来,焦安溥脱离闭关创作的状态,忙着与她的小帮手们到各地举办公民对谈。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她愿意耗费精力,广邀群众来与她一对一聊天;搞不懂为何她愿意东奔西跑,只为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贡献一、两小时的对谈时间。直面这些质疑,安溥不慌不忙,以她一贯的慵懒口吻轻声说道:“眼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时间点。”(推荐阅读:撑同志!张悬公听会动人发言:我今天不为自己来,为所有活在我生命里的人来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她沈默半晌,终于开口:“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社会议题⋯⋯”

就这样,一个阳光温煦的午后,一间低调的温州街小店里,我与焦安溥,正式展开了一场公民对谈。

第一章:玫瑰色的

“一个好问题也许会让你想要好好活完一辈子,因为这个问题问不完,可是它能让你终其一生看见无数个事情。”

2016 年 11 月 28 日, 同性婚姻合法化第二场公听会上,已闭关创作一年多的张悬,首度以本名“焦安溥”重新回到媒体与大众面前,并公开表达支持同性婚姻的立场。公听会后不到半个月,她旋即在粉丝专页公布“公民对谈”的活动邀请:每周三场、每场三小时的公民对谈直播中,焦安溥将以“公众人物”与“公民”两个角色,与所有愿意前来的人聊聊婚姻平权、公民权利,或单纯让大家问些问题。

消息一传开,网友们顿时沸腾起来。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场自以为是的文青活动,炒作的效益大于实质意义;有人则私讯张悬粉丝专页,说要帮她办公民对谈。焦安溥说,好啊,那我们一起做吧。这些人便成了公民对谈的小帮手,协助架设直播、帮忙整理对谈内容,偶尔充当粉专管理员。

小帮手苏育霆回忆起当初做公民对谈的初衷:“起初只是想来看看同温层外社会的全貌,现在希望公民对谈可以帮助社会做思想上的系统升级。”

以婚姻平权为导火线,公众讨论的熊熊大火从网路社群延烧到现实世界,从粉丝团笔战、买报纸广告、懒人包辟谣,最后来到动员大游行。反同性婚姻的群众身着白衣走上街头,领着小孩高喊“婚姻家庭,全民决定”;支持同性婚姻的人们在双颊画上彩虹,从凯道望向对面的总统府,希望当政者能圆满所有人成家的想望。(延伸阅读:写在幸福盟抗议婚姻平权后:我爱你同志,只是你不许结婚

然而,这段日子以来,正反两方总是只有交战,没有交集。

“其实大家在网路上都把别人提出来的问题,变成某一种观点去攻击或支持。”安溥左手托腮,“我们在回应别人问题的时候,彷佛就觉得自己被赋予一个‘我要回答出什么’的角色,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说服对方的动机、觉得有说服对方的必要。”

对从小就喜欢发问的焦安溥而言,问问题是种“很有幽默感的挑衅”。随着问题种类的不同,大人呈现的反应也有所差异。她享受大人在千奇百怪的问题前,倏然掉下身份地位的标签,回归到一个“人”的刹那,或许支吾,或许流泪。小安溥擅长用无止境的问题逼近大人知识的极限,脱去大人身份的外衣,将他们从无所不知的角色中解放。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永远都回答得出什么。”安溥说。

在她的世界里,无法回答,并不意味失败。回答得不好,也不代表无能。为了逃避失败而选择所谓的“标准答案”,其实让更多事情被回答得更糟。她认为人之所以想逃避失败,其实是想努力做个撑得起自己身份的角色,律师要有律师的样子,医生要有医生的样子,久而久之,却忘记自己生而为人的样子。

“我们都非常习惯性地去寻求身份的界定,可是身份这件事情,让每个人都无法表现他们自己。”

现在,35 岁的焦安溥决心帮大众回到那个没有标签包袱的孩提时期,用公民对谈服务那些单纯想要发问、渴求知识的人。她认为自己没什么风格,也没有太过刺目鲜明的立场,再加上身为歌手,必须大量学习如何聆听别人说话,“这让我可能有比一般人更熟悉这件事的基础,它其实是以我身上有的条件作为一个平台,让大家有机会在里面揣摩、尝试更多的表达方式。”

“多一个看事情的可能是很重要的,让讨论一件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最后有一个宏观的讨论过程。”安溥吸了口菸,像对着听众说话般继续滔滔不绝。

“公民对谈鼓励的其实是中间的人,社会的中产阶级、中坚份子,或是对于知识还怀抱着中立求知的心意的人。让这些人知道他们其实有管道可去,可以建立思考的途径,可以去理解自己跟别人逻辑上的差异,并回过头来看别人思考上的谬误,也去看自己的观点还需要补强的地方。”

“想要得到知识的人可以在公民对谈里面得到更多的知识,而不是得到资讯或报导;想要练习表达观点的人,可以练习如何让观点跟逻辑的思考同步;已经确定立场的人,也可以有机会对着不同的人诉说自己的观点。”

张悬骨感的手指夹着菸,随着话语的流动随意挥舞,彷佛一个自信满满的指挥家。

第二章:你

焦安溥的理想听起来很美好,不过在公民对谈的现场,一切事物未必都对得上她想像中的节奏。

“我终究没办法只是个主持人,别人一看到你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你是‘那个我听了八年歌的张悬’,无论那是来自于认同或是害羞,总是有人会在那一刻依然感觉到面对公众人物的压力、面对某一种权威的压力。”焦安溥说。

但没关系,跟不上拍子的话,也可以改变拍子的速度。感觉到与谈者细微的焦虑,于是焦安溥戴起纸袋,遮住那双对知识无穷渴望的眼睛,遮住所有逼迫或说服的意图。后来因为纸袋娱乐的效果太大,她改戴一顶没有 LOGO 也没有杂色干扰的黑帽,非常中性,非常素,与染回黑发的焦安溥一个样。公民对谈就这样不断地自我演化,让对谈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

“你展现公民对谈演变的过程,对于观看直播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观察你怎么处理的过程。这就是公民意识的第一个基础:‘学会观察我们的社会现象跟周遭’。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众人早就杀红了眼,焦安溥却选择了另一条耗时费力的路,要大家睁开眼睛,努力辨认这个世界的样貌,“希望可以让大家从观察公民对谈开始,发现自己做得到‘观察’这件事,进而学习观察整个社会现象与周遭。”

然而,每天打开电视,瞬间就会被大量的资讯埋没。现代人学习从海量的杂讯中捞取有用的资料,再从有用的资料中淘选自己有感的讯息,光是要做到这个程度就已经耗尽气力,何况还要进一步观察?

“平常我们会觉得轮不到我们去⋯⋯”安溥迟疑了数秒,“无从置喙的感觉,因为没有人觉得有人需要自己的观察。”

在这个资本主义当道的世代,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感觉像是个可替换的小螺丝钉,既不珍贵也不特别。没有人需要自己,也没有人需要自己的观察。所以冷漠变得合理,沈默成为习性,人们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倾听他人的意见、说出自己的看法。焦安溥想改变的,正是这种“没有人需要自己”的意识所形塑的消极社会。

“我们的观察其实是在投资这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当你越能够表达自己的观察,通常自己的立场就会越来越模糊,因为你会发现观察带来了更多意想不到的资讯,你也会观察到自己还缺乏什么关键性的知识,以确认自己观察到的事物本质到底是什么⋯⋯”

“关键性的知识?”我有点跟不上她的思考速度。

“就像福尔摩斯看到一个场景,他必须知道要寻找什么东西做佐证,才能再推敲出更艰难的事情。”

焦安溥的专长是比喻,她总是能用简单的比喻化开艰深的理论,使其变得可口。她的比喻也总是精准,每个措辞都经过精心设计,让句子更加完备,极力避免语意不够周延,像极了一个吹毛求疵的理论家。

理论家的对面是实战家,可以想像当文职彬彬的书生对上骁勇善战的武将,免不了要被奚落一顿。“公听会上有些人觉得我发言太温和,”安溥自嘲,“就是没有战力可言,有种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感觉。”

“但妳本来就不是善战的人啊。”我说。

她点点头,呼出一口菸:“你不会要章鱼像蛤蜊的壳一样硬嘛!每一个人拥有的条件不一样,就善用你的条件。这世界上总有人是凶悍的,总有人是柔弱的,你不要逼凶悍的人不打仗,不要逼柔弱的人带头盔,不然我们的自我认同可能都会处于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吧。”

语毕,安溥看向温州街旁的建筑物,若有所思。

“我们必须假设,”她指着一旁的大楼,“社会里的每一个议题都不是失火了,而是整理大楼管线的过程。它本来就不会像是扑火一样直接拿水浇,它不可能用压倒性的方式得出一个结果,让这个社会更能准备好下一次要讨论的事情。”

她捻熄手上的菸屁股。

第三章:玫瑰色的你

说话之于张悬,已经是门极其娴熟的技艺。她在演唱会上总是絮絮叨叨像个哲学家或诗人般,谈公众人物的价值,聊婚姻平权的意义,也有时纯粹想一边喝酒,一边讲讲干话,讲着讲着,竟也有听众不为听歌,只为听张悬说话来见她一面。

这样多话的张悬,给我的第一个回答居然是:“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妳开始关注社会议题的契机是什么?”——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

她俐落地点起一根 CASTER 5,想都没想,便给了我一个干脆的答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愕然。

她耸耸肩,隔了好一段时间终于开口:“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社会议题,会有社会议题就代表其实我们太不在乎自己的问题,直到别人也发现这个问题⋯⋯目前为止台湾讨论过的任何问题,都是我们在生活中一直在面对的事情,那从来不是别人的事,只是现在别人提出来了,所以就当别人的事讨论。”

美丽湾开发案、反媒体垄断运动、太阳花学运、香港雨伞革命⋯⋯这些张悬关心过的事件,对她而言都不只是单纯的“社会议题”,而是她的生活。她认为,所有的议题其实都会回到社会,没有什么议题会永远留在立法院或抗议现场,它们终究还是会回到社会里面,影响你我每一个人。(延伸阅读:永远站在鸡蛋的一端!25张震撼照片带你看香港的雨伞革命

“我觉得我做过的事情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我关心的事物里。也许我关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一辈子发生过的事。”焦安溥说。

这段话令我想起她在公听会的发言,两者遥相呼应:“我今天不为自己而来,我为所有我认识的人而来,包括我渴望在生命中以后要遇见的人。”

许多人在争取婚姻平权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婚姻平权从来就不只是“同性伴侣的事”,它的最终目的也不只是让同性可以结婚。在这个口号背后,蕴含的是一种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晓悟,是一种我站起来了,没有人需要因此倒下的价值。(推荐阅读:【许秀雯|看见同志】台湾“多元成家运动”,争取的不只婚姻平权

但包容很难,尤其对台湾而言更不简单。台湾是那么的年轻,解严至今也才三十年、历经四届民主选举,整个社会尚未消化完殖民文化、独裁政权带来的冲击与创伤,就仓促被祝福自由,太多人握着手上珍贵的权力,却不明白那对自己有什么意义。

“台湾现在讨论的各种议题,其实是来自于还在辨认这个社会想要演变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安溥轻轻地说,“台湾在这两三百年来,不断地承受换政权、换文化的阵痛,于是我们对于‘包容’的恐惧感一直都在,因为包容代表被侵入。我会觉得我没有任何能力再包容什么,因为包容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被统治、被管理、被迫怎么样,只有在发现‘包容’不至于吞噬个人既有生存能力的时候,才会觉得包容这件事情是我办得到的事。”

克服台湾人对包容的恐惧并不容易,但焦安溥执意要让台湾社会试着去学。她像个丑儿那般挥舞着大旗,在各地刮起公民对谈的浪潮,令所有人撕去身上的身份标签,回归单纯的自己,坐下来,认真聊十分钟的天。有人来了一场还不过瘾,接连来了好几场;也有人带着愤怒前来,却内心平静地离去。所有可能性都能在公民对谈里发生,在那里,只有观点交流碰撞出的火花,没有绝对的黑白是非。

安溥认为,对于人类的行为应该回归行为本身去观察,而不是轻易地把人类行为往善恶两个极端推。“我们来承认一下,人活一辈子,有谁真的是只为了善良或邪恶而活着的啊?”她挑起眉,似笑非笑地提出质疑。

“如果我们都知道自己不是分分秒秒都在做至高无上善良的事情,我们怎么舍得要求别人阉割自己的爱恨好恶,只为了服务至高无上的善良?”

她的问句间接导出了公民对谈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为了成就一个所有人都能安然怀抱自我欲望的世界,台湾必须先孕育一个能够进行成熟公众讨论的环境。唯有所有人都学会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差异,才能形塑真正多元包容的公民社会。

“我希望公民对谈可以感染更多人,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观察与问问题的能力。也许未来公民对谈可以变得更有机、更随机,在更多团体的不同人身上培养公共讨论的习惯,他们可以自己去扩散这个活动,不要再绑在公众人物身上,因为这是每一个人本来就做得到的事情。”安溥说。

公共讨论是极其耗损气力的事,多少抱持着爱或是善良的人,在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死去。如何保有自己的爱与善良甚至是愤怒,将自己遇到的每个人变成可敬的对手,将会是未来进行公共讨论的首要课题。

“眼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时间点,可以让每一个人去练习拆解别人的意见。让每一个坦诚相见的时刻,能够迎接得了你们碰撞的过程。”

张悬摁熄菸。这是烟灰缸里的第十一根菸。

访谈完我们向安溥道别,她主动伸出手来,结结实实地握了握我的,她的双眼直勾勾盯着我,我听见她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说,谢谢你。

瞬间,我看见〈玫瑰色的你〉在眼前奏起。

“你看见你想看见的,你将它发生/因你,我像戴上玫瑰色的眼镜”——张悬〈玫瑰色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