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阅读之必要】我们爱过的费滋杰罗与村上春树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回味无穷的作品，本期小日子邀请两位资深阅读人来谈谈自己的阅读经验。不论是幼年时对阅读的第一印象，或者对当代数位阅读的看法，让人惊讶地发现，这些随手夹入书签、坐在厕所里看书的阅读经验与我们如此贴近。

聊聊天资深阅读人的私房爱书

马世芳(图左)、叶美瑶(图右)

马世芳，台湾作家与广播节目“音乐五四三”主持人，出身文化世家， 15 岁时因一卷披头四精选辑卡带迷上老摇滚，大学即编纂《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成为台湾乐坛重要纪录。着有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

叶美瑶，“新经典文化”创办人暨总编辑。高中时因《听风的歌》成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忠实粉丝，甚至为了编村上作品而进入出版社成为专业编辑。对出版书籍怀抱严谨态度，以一名作家如何看待“写作”与故事议题，作为出版的衡量标准。

这次“聊聊天”邀来了马世芳及叶美瑶。两位自大学结识至今 20 载，从《台大人文报》主编的中文系学弟向外文系学姐邀稿她生平唯一一篇小说，到后来马世芳两本着作都由叶美瑶催生。同为资深阅读人的两位好友，畅聊私房爱书，以及“阅读”如何开启他们看世界的窗。

问：最初启蒙你们阅读的记忆是？

马世芳（以下简称马）：印象中我爸书架上总有一堆书，小时候也看不懂，看到书就拿来当玩具，大人也不会生气，就对书没什么隔阂。等到能读“小人书”（童书），我爸就会买回家让我看，小时候最夯的就是台湾省教育厅出版的《中华儿童丛书》。

当时也有进口读物，香港隔周出版《叮当》与《儿童乐园》，杂货店每两周就会进。《儿童乐园》是香港非常厉害的儿童杂志。《叮当》则是日本《小叮当》（现《哆啦A梦》）的香港山寨版，所以小时候记忆中不是“小叮当”，是“叮当”，大雄还是大雄，宜静是“静宜”，阿福是“牙擦仔”，技安则是“肥仔”。

叶美瑶（以下简称叶）：我就知道马芳的阅读环境一定是典型书香世家，我完全不是。小时候就读台北市西园国小，一年级就住到万华的姑姑家。她家是沈氏艺术印刷厂的协力厂商，客厅中央是一张长长的矮桌，进行手工装订流水作业。就因为这样，他们装订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

读过纯文学，也看过奇怪八卦杂志《追追追》，我所有的灵异故事都是从那里看来的，所以很怕鬼。还有一本让我非常害怕的书，关于当年一起南部中学生的奸杀命案，封面是她的学生照，非常漂亮的女生；因为知道那起社会案件，所以每次看见那个封面，就把它翻到背面不敢看。这个经验也启蒙我一件事：书的封面很重要（大笑）。那时还流行台港黑道的江湖或武侠传奇，像马沙写的《错误的第一步》。

马：文经社主编管仁健曾写过马沙跟他这本书的故事。马沙是个更生人，出狱后把自己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红了之后不学好，跑去拍 A 片， A 片片名超屌，叫《错误的第一炮》。（大笑）

问：在自家书柜中，哪些书对你们影响深远？

叶：在生命历程中有几本书十分触动我，一本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听风的歌》。自己拥有的版本是大一时购买的，那是没有版权时代的版本。当时在书店看到，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对我来讲就是个名字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人，打开以后却从此变成他的读者。《听风的歌》没有高潮起伏的大冒险，而是以第一人称细腻描述个人生命的迷惑。村上刻意离开日本文学传统，他看似平淡简单的文字，很容易一下就看完却觉得没有看懂，所以得看第二遍、第三遍，每次看都思考得更多。

另一本是美国作家史考特・费滋杰罗的《大亨小传》。 1925 年发行的《大亨小传》，在台湾被视为一个“有钱人的故事”。但其实不只如此，故事背景设于 1920 年代美国，欧洲贵族移民与美国当地原居民，到了此时开始有经济与阶级流动的可能性。《大亨小传》典型地指出了对于“美国梦”的华美追求。

每次看这本书都有新发现，好像它在召唤自己重新述说这个故事。等到有机会重新出版它，再重看一遍，好像看到一些以前人没有说的，于是有了 2012 年的版本。过程中体悟到一本书对编辑的触动竟如此源源不绝，对于自己从事编辑工作有极大教育意义。

近几年特别欣赏美国当代作家强纳森・法兰岑。他只写过四本小说，写到第四本《自由》，就被《时代》杂志喻为 “伟大美国小说家”（Great American Novelist）。《自由》是个关于三代人的故事，讲述表面若无其事，实际却波涛汹涌的家庭冲突。

我很久不看这么长的小说了，《自由》并不是所谓的 Page turner ，那种娱乐性很高，让你停不下来的书；它让你停不下来的原因是，法兰岑处理深刻问题的手法，不回避难写的东西。他很会写对话，在写作过程中，他会将字句朗读出来，为了确定这些对话是一般人会说的，然后才写进去。所以小说写完，嗓子也哑了。

马：美瑶的三本书都是国外文学作品，我的三本都是中文作家。先从最奇怪的作品开始讲起，影印版的《 1977 生活笔记》。这是摄影大师张照堂在 1976 年底时出版的。 1977 到 1980 年，他每年做年历记事本。自己做所有编辑策划，美编协助是现在同是摄影大师的梁正居；人名索引是作家舒国治写的，条列古今中外名人。

叶：他写的时候还没有 Google 、维基百科。

马：索引里有西部大盗、电影导演、摇滚歌手、革命党人、歌姬、画家、艺术家、政治人物⋯⋯，还有李小龙。前面是英文，后面是中文。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本？ 1977 年我才六岁。那是因为张照堂认识我娘，当年送了她一本。我大一时翻到这个，觉得太有趣了。每个跨页，右边是当周记事栏，左边配一张照片。后来的《生活笔记》左边照片都是张照堂自己的作品。

但这第一本里头的照片，全是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各式各样奇怪的图片；照片旁边那页还配上一句话，来自张照堂随身笔记。有的是说明性，譬如民谣歌手陈达的照片配一句他的歌词；有时候完全无厘头，摇滚歌手 Van Morrison 照片配“来了来了到处都在下雨⋯⋯”。我在翻阅时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图像与文字的搭配可以撞击出这种近乎超现实的力量。

为什么我的是影印版？因为太兴奋了，借给当年《台大人文报》创办人，现为资深杂志人的黄威融看。威融说这太屌了，借我回家。他那天骑摩托车，把书放在包包里，骑到当时仁爱路圆环第一家诚品买书；包包放在摩托车上忘了带下去，等他想起来跑出来看，包包已经不见了。(笑)

多年以后我认识了舒国治，聊起这段往事；他忽然得意起来，说当年人名索引多么辛苦才完成。我说那不然借来影印一下，他一开始慷慨答应，后来担心起来，叫我可别弄丢啦（笑）。然后我特别跑去影印店影印，还挑了跟原版类似的纸张。

另外一本影响很深的书是香港作家西西的《我城》。 1987 年解严时我高二，读些看也看不懂的存在主义书籍，总觉得要摆出一副庄严而苦难的表情才叫作有深度。大学联考完，在书局买了《我城》，第一次读西西的小说，从此变成她的“铁粉”（忠实粉丝）。西西以一种明亮温暖且跳跃式的语言，描写 70 年代香港面临的沉重议题，读到时好像吃进一道以前没吃过的点心。顿时明白，原来所谓“深度”不必然要透过悲郁愁苦才能达到，这是好大的启发。

痖弦的《痖弦诗集》也对我影响极深。会接触到痖弦，是因为从爸爸书架上拿了尔雅出版的《创世纪诗选》来看，发现每行字都认识但凑在一起怎么都看不懂？觉得好有趣，于是开始追“创世纪”诗社几个大将的作品。痖弦是当时让我目眩神摇的诗人，他的长诗〈深渊〉，高中时我甚至整首背下来。他的诗具有很强的韵律感与音乐性。

叶：观音在远远的山上。（注：痖弦〈如歌的行板〉）

马：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叶：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

马：痖弦〈如歌的行板〉，那一代好多人都会背。

问：对两位来说，平日阅读的时间和地方会在？

叶：我是两个青少年的妈，没那么大奢侈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好好阅读。在出版社上班时的阅读，还是属于工作；完全没有目的性，什么都不管的阅读时间非常少。我会利用一种时间阅读，现在读国一的老二每天都在我旁边写功课，我就摆一本书，她不需要我的时候，就可以看。有时候看着看着太忘情，她问了一个问题，我不理她，她还会生气呢。

马：我趁着蹲马桶的时候读了不少书。最近在看《海海人生！横尾忠则自传》，很厚、字很小，放在厕所里，不知不觉看了大半本。其实阅读地点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读书不是一个仪式。有时候拿本书在手上读，有时候手机打开来也可以读；躺在床上可以读，做菜时右手拌汤、左手拿书也可以读。所以没有一定要在什么情境，只要方便就可以读书。

问：你们对于“数位阅读”的看法？

叶：资讯性的东西或通俗小说，我可以用电脑或平板看。但有种书无法用电子书看，只要是你想停下来思考，或在故事里多待一会儿的，就无法用电子书看。比如开着电脑，萤幕上有个阅读介面，旁边放着音乐，过一阵子有人 Skype 你，你是没有办法看这本书的。这就是人的阅读取向，只要不断被打岔，某种故事、情境或话语就完全吸收不到。所以我认为，大量的文学小说都不应该用电子书看。

马：我倒是觉得都 OK ，但是坐在电脑萤幕前正襟危坐的姿势，我没办法看书。拿着手机的姿势，我可以看书。

叶：那很伤眼。

马：对，我发现我老花愈来愈严重了。但手机真的很轻便，我手机里有作家汪曾祺、卡夫卡、宫泽贤治、东野圭吾的作品，还有民谣摇滚歌手尼尔杨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