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作者施舜翔曾写下探讨 CCR 恋情,而近几年关于 CCR 的讨论不断,女人迷观察家周泓儒
投稿,藉由文学与戏剧的文本讨论西方与东方的权力作用关系,以及对女性投射的忠贞烈女与蝴蝶夫人的想像。而我们多麽期待异国恋不再被猎巫,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父权战场,她们皆能开口说出自己的爱恋模样。(推荐阅读:

文/ 周泓儒


前几天在捷运上读到日本小说家笙野赖子所写的一段文字:“一个女人跑来大城市,既不结婚,又不生小孩,也不谈恋爱,更不卖身体,并没有铁饭碗,也许说不上独立,无论如何,在东京一直生活下去,到了四十岁左右,忽然变成妖怪。”我突然想到,在台湾或许不用那么麻烦,只要有个所谓的“洋男”伴侣,不限年龄,马上就能变妖怪。(同场思考:

网路上对于 CCR(Cross Cultural Romance)的论战似乎没有停过,然而在这些激昂的争论中,所涉及文化、性别、道德等等的大旗,搬进搬出打成一团,无非是试图妖魔化这些女性,在这嘘声四起的背后,隐隐流动的却是本土父权的焦虑。

女性的身体与能动性,一向是父权的战场。一般来说,东方传统父权对女性的要求,耳熟能详者不外乎:仪式性的压迫、为家族奉献、守贞、无知等等。这些要求在父权社会中作为一套规训,约束着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也藉由这样营造出来的位阶差异,让东方男性得以建构出自身的优越,也更能增进自身的男子气概(masculinity),西方也许对女性的要求略有不同,但大抵也是透过同样的方式,建构自己的优越感。(推荐给你:

“进步”的西方拯救忠贞烈女


图片来源:Sati

本土父权透过 sati 塑造女性忠贞形象,却也藉此添增限制,巩固父权。

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后,东方男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变得相当尴尬,西方“进步”的思想与器物的革新,让东方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找到一个出口,得以摆脱当地的父权价值。这边将举印度的传统 sati(娑提)习俗来做说明:传统印度习俗中,sati 就是在丈夫过世之后,妻子透过火葬或埋葬的仪式,执行殉夫义务,以展现女子的忠贞不二。

从小开始铺天盖地的教育女性,强行灌输忠贞的观念的情况下,肩起殉夫的任务已是印度妇女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偶有不从者,多半会遭逢强力的社会指责与羞辱,并透过暴力使妇女乖乖就范。(推荐阅读:

然而在英国殖民期间,自1829年始,殖民政府严格的禁止这样的当地风俗,虽然看似解放了女性,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是两个父权系统的争斗,在Spivak的分析中[1],欧洲男性在殖民地争斗中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就像是“将棕色女人从棕色男人身上拯救出来(saving brown women from brown men)”,藉此压制当地父权结构,进而便于统治,当地男性面临强势的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现代性,多半只能怀旧式的哀叹:“唉,其实这些女人自己也想殉夫呀!为什么要违背他们的意愿?”这是本土父权体制下,男性失根的焦虑与无奈,也是父权间大车拼中,东方父权中最初始的创伤,自此萦绕在西方与女性有关的事物上。

由 sati 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东方男性对女性,亦或是西方男性对女性,皆是两种父权体制在试图掌握着对女性的诠释权,并将女性定义为“可交换、可控制”之物,或许女性在被西方所谓的“进步”人权观念解放后,也不过是进入更大的一个父权框架,然而,在两造之间的争夺中,也正是女性获取自己能动性(agency)的时机,在这之中找到缝隙,走出一条逃逸路线,挣脱原生的父权框架。

东方男性的阴柔化

如果再仔细来看看东方男性的位置,不难发现,除了作为一名东方人外,更是作为一名被剥夺女性控制权的男人,我们可以说,在东方父权遭受冲击的情况下,东方男性是被女性化的(feminised)。譬如在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作品 M. Butterfly 之中,男扮女装的京剧演员宋丽玲[2]所说的:“作为一个东方人,我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男人。”


男扮女装的京戏演员时佩璞,同时也是宋丽玲的角色原型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某些时刻,譬如东方女性被解放的同时,东方男性失去对女性的掌控权,形同被阉割的状态,并且落入了传统上东方女性的最底层位置(白男-白女-亚女-亚男),在这种双重受制(doubly subjugated)的状态下(除了作为一名东方人,也作为被压迫的东方男性),东方男性要就是对西方父权从底进行逆袭,不然就是透过言语,将东方女性与西方男性的异国恋情贴上“堕落”的道德标签,以此将自身置于道德高处,来稍稍缓解自己的焦虑。

东方主义下的蝴蝶夫人

那么在回过头来看看西方男性,又如何呢?我想,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既定的想像已经可谓是历史悠久,Said 的经典着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3]已有详尽的论述。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东方被贴上一系列的既定形象: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无声等等,反观西方赋予自身的特征为:阳刚、民主、理性、进步、强悍等等。然而萨伊德着墨较少之处,便是殖民情境下的性别问题,西方世界如何想像东方,也深深影响着对东方妇女的想像。

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想像,可以体现在义大利作曲家 Puccini 于1898年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中。

在此歌剧中,一名美国军官 Pinkerton 在日本与一名艺妓蝴蝶瞬间陷入热恋(没错,在台湾当今的标准,这就是19世纪版本的 CCR,可能会被群起而攻之),Pinkerton 当场求婚,而蝴蝶也欣然答应,随后即便蝴蝶陷入与本土父权价值的挣扎,也不顾一切的生下了 Pinkerton 的孩子,这些牺牲让 Pinkerton 相当感动,所以即便在第二幕中,收到上级移防的命令,他也承诺“会带着玫瑰,在世界充满欢乐、知更鸟筑巢的时候回来”。

军官收到上级的指令移防他处,留下蝴蝶在日本苦苦地等待,待到 Pinkerton 再次回到日本时,却是带着他合法的美国妻子,来讨回他的亲生儿子,蝴蝶最终选择以自刎,为自己的恋人做出最后一次牺牲。

在 Puccini 的着出歌剧中,蝴蝶便是西方世界对东方女性最典型的想像,其特质包括:温柔、服从、无私、牺牲、保守、害羞、隐忍,更重要的事,她们甚至可以忍受男性一切的错误。

《蝴蝶夫人》便成为了20世纪以前,西方男性普遍对东方女性想像的蓝图,而这些想像根植于西方的文化意识中,深深影响着对东方女性的看法,并且在与东方女性互动的过程中,放大了这些特质。

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根据 Puccini 的《蝴蝶夫人》所逆写的 M. Butterfly,解构了这样的西方想像。

在这出戏之中,作为法国外交官[4]的男主角 Gallimard 便说:“我们这些(注:西方男性)虽是不太帅、不勇敢、也没权力的男人,但我们相信,就像 Pinkerton 一样,终究能够拥有一个像蝴蝶一样的女子”换句话说,在西方世界无法建立自己男性尊严的白人男性,都仍有一个梦,而那个梦就是找到一个想像中的完美东方女性,来重新建立自身的男性尊严。

然而这样对东方女性的单一幻想,却是危险的,我们可以在 M. Butterfly 这出戏之中看到,男扮女装的主角宋丽玲,精准的掌握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想像,并将这些想像元素放在自身上,让法国外交官 Gallimard 始终相信宋丽玲是个完美的东方女性,就是那个理想中的蝴蝶夫人。藉此宋丽玲除了表面上获取了外交情报、完成组织任务、获取生活资源外,更成功的逆反了西方父权的压制,最后空留 Gallimard 在牢狱与丑闻之中,耽溺于那蝴蝶夫人式的幻想之中,分不清此是此,彼是彼,泡沫般的幻想与男人交融、反噬、消解,最终 Gallimard 只能在痛苦中以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同场思考:

我的忠贞烈女/你的蝴蝶夫人

不管是东方期待的忠贞烈女,或是西方所幻想的蝴蝶夫人,这些都是父权中对女性的想像,就如宋丽玲所说:“为何京戏都是由男性来演女性…因为只有男人知道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不论东方或西方,都在试图以父权规范着大众如何想像女性,只有透过这样的方式,父权才能投射自身源源不绝的欲力(libido),再进一步来说,仰赖这些想像,是建立起自身的主体以及尊严的基础。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最后,女性都能以自身“离经叛道”的脱序行为,权宜性的接纳外来价值或利用刻板想像,在父权间的缝隙中不断逃逸,而东西古老父权中的虚幻想像,到头来,只能走向夺权,或自毁。

异国恋情所衍伸出来的争议,肇因于父权结构中的幻想,因此,若走出父权的框架去正视自己的焦虑源,放弃廉价的“忠贞烈女/蝴蝶夫人”的二元判断,将是当代之中调适自己焦虑源的关键。否则,今天女性作为你的忠贞烈女,明天却是他的蝴蝶夫人,这会是无止尽的争夺,当女性在次逃逸,幻想再次消散,欲力顿失对象,此时,只会叠加出更深的焦虑。

在美国剧作 Ruined[5]中,一名饱受男性争夺的女性,终以自尽的激烈方式,来表达对父权的控诉:“你们再也无法在我身上战争了”,最后相残的男人留在沙场上,唏嘘之余,仍旧不知为何而战。

在异国恋情争端中,猎巫式的争斗中将会摧折多少恋人,她/他们或许因此沈默,以低调的姿态,避免自己成为舆论的战场,只是,成功的使异国恋妖魔化,谁赢了什么?而那些权力结构下受迫的她/他,又要多久才能再重新开口说话呢?(推荐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