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vross 从空间的性别政治切入,谈及公共厕所的性别区隔,我们需要一个划分男厕跟女厕的厕所吗?

若从空间谈论性别,可以发现厕所一直以来是大家比较不愿意谈论的生活小事。尽管很重要,但却因厕所具有隐密性,容易让人联想到疾病和肮脏的环境,甚至是隐私部位的暴露和肢体危险的焦虑与不快,使厕所成了公共空间中最隐晦的处所。公共厕所半公半私的特质,夹杂了理直气壮,却又有些尴尬的复杂氛围。

性别隔离是当代最平凡且频繁的隔离政策

公共厕所分男厕和女厕,是少数大家习以为常的隔离措施。

谈到隔离,一般认为隔离措施必定是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合理正当化,否则会促成歧视。例如,隔离传染病患,是为了健康的公共利益;隔离犯法罪犯,是为了安全的公共利益。相反地,隔离种族或社会阶级,在欠缺公共利益的必要下,已逐渐在现代文明社会销声匿迹。虽然由财富所堆砌的社会阶级隔离仍隐身在资本主义中屹立不摇,然而,性别隔离却得以标榜维护公共利益之目的而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举凡厕所、淋浴间、宿舍、学校、医院看诊等,性别隔离政策无所不在。(推荐阅读:【中国性别观察】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女子澡堂里的赤裸危机

对多数人来说,若要问性别隔离的标准,生理性别是想当然的说法,似乎从来不是个问题,几乎从不怀疑,甚至不容置疑,毕竟对多数人来说,社会性别(心理性别)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依据我的常理推断,男女分厕的逻辑很简单,人类分成男性和女性,因为如厕是出于大自然的生理反应,所以厕所要分男厕和女厕。

但这样的逻辑,有道理吗?

厕所的两性隔离逻辑,道理在哪里?

耶鲁大学建筑系教授 Joel Sanders 曾以建筑学的功能主义理论(Functionalism)来批评男女分厕的固有思想。

建筑中的功能主义强调结构取决于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亦即建筑物的结构时常是功能取向,所以当应用于厕所时,男女分厕就会是生物构造的延伸,具有结构上的必然性。然而,Sanders 教授批评功能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以功能主义来解释厕所的二分化,就好比许多科学家常以看似客观的科学、自然、功能、解剖等观点来解释偶然的社会人文现象,不当强化天生的两性差异,过分简化性别的文化面。(推荐阅读:

男女分厕的历史

之所以说厕所是偶然的社会人文现象,或可说是历史的遗迹,我们可以先来看看男女分厕的历史。

男女分厕的历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依据生理性别使用厕所的习惯虽说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但至多也只能算是近代史的事。事实上,男女分厕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才慢慢出现。在那之前,公共空间只有男厕,女性若出门在外但憋不住时,只能随机应变,例如早期的长裙和蓬裙让女性能在裙下直接排放至排水沟,或甚至随身携带尿器在裙下解放。没有女厕的公共空间反映早期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环境的不友善让女性只好待在家中,即便外出也会因不方便而尽速返家。

在19世纪末大西洋的彼岸美国,公共厕所更仅提供给健全的白种异性恋男性,否定了身障人士、同性恋、有色人种,以及女性使用厕所的权力。

随着工厂劳动的集中生产,连带使人类的排泄物基于卫生考量需要大量集中处理,再加上排水系统的发展,公共厕所逐渐成为文明社会解放的惯用方式。同时,西方社会的女性意识逐渐崛起,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投入职场,走入公共空间,那时的男性立法和政策者以父式权威的逻辑,认为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应当受到额外的保护,女厕故而诞生。1887年,美国麻州制定法案要求工作场所应提供女性受雇员厕所,到了1920年代,男女分厕的政策逐渐为人所熟悉,过了一百多年,男女分厕成了文明社会的“理所当然”。(推荐阅读:不属于女人的“公”共空间:无所不在的性骚扰

厕所的性别文化

长期以来,男性是“公”共空间的代表,如职场;女性则是私密空间的代表,如家庭。厕所因为是公共空间中唯一最私密的处所,所以成了“公”领域和“私”领域非常有趣的交叉口。

19世纪女性渐渐脱离家庭,走向公共空间,让许多男性立法者、政策者,甚至是男性建筑师认为应该在不属于女人的“公”共空间中建构安全的堡垒。在维多利亚时代,性别隔离不仅实施于厕所,还包含车站的女性等待处、邮局和银行的女性专用入口,以及图书馆的女性阅读间等(听说那时有些男性认为女性会影响读者的专注力)。

美国犹他州大学法律教授 Terry Kogan 认为,男女分厕的政策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成为共识,乃因当时公共空间还不习惯有女性的存在。对“公”共空间来说,或者是对男性立法和政策者来说,性别隔离政策成为男性在公共场域中,用来面对职场新女性的缓冲和安慰剂。

排泄物被人类视为肮脏、羞耻,且不典雅的,排泄时的声音和气味都让人难以忍受。当女性被要求需保有干净、芬芳又高雅的形象时,女性如厕时的形象会格外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审视和批判。女性在公领域中,应该要羞于如厕这种不典雅的私事,不仅女性彼此间都背负这种压力,如厕之事更不能被男性听闻。

墨尔本大学心理学教授 Nicholas Haslam 教授认为,如厕的行为让许多人感到脆弱和暴露,加上厕所多建置于偏僻的空间,使厕所与“危险”时常牵扯不清。

鉴于女性暴露于公共空间显得格外脆弱,再加上生物演化理论视女性的生理构造较为劣势,且女性如厕的行为有违女性典雅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些都是早期父权主义的思想 Paternalism),使厕所不仅应建于偏僻的角落,妥善隐蔽,更使女性如厕的行为不应被男性看见。一来是基于保护,一来是基于女性应保有的形象,于是,男女分厕成了主流社会共识(当时的立法者几乎全为男性,又或可说是男性共识)。(同场加映:

此外,法律教授 Kogan 认为,在当时的立法背景,男女分厕的条文多是针对女性劳工的权益作修法,而不是概括且中立地考量男女两性的使用利益,以致立法或修法动机较易有性别角度上的偏颇。

男女分厕是新议题,也是老议题

今年三月美国北卡罗纳州州议会因通过俗称的厕所法案(Bathroom Bill, House Bill 2, HB2),要求所有公共领域的公厕系统(public accommodation, public facilities)使用者都需依据出生证明上的生理性别使用厕所,俨然是禁止跨性别、性别流动的少数族群依据自己的性别认同选择厕所。

此举引起各界哗然,美国民权联盟继而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法案因有高度的性别歧视故属违宪而无效。许多民间单位和企业也都大为反弹,甚至有意迁离北卡罗纳州经营,作为抗议手段。

男女分厕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仅得算是年过一百的新兴文明,但在当今文化和观念变动快速的时代,男女分厕也可说是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的性别窠臼历史痕迹。近来吵得火热的厕所性别政治让男女分厕好像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兴议题,但事实上早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前,厕所的不平等早已是老问题。当厕所的种族隔离已经解决,身障隔离已获得改善,那性别隔离呢?

唯一被公共厕所遗忘和边缘化的族群,同时也是在公共空间被排挤的族群,大概仅剩当今受迫害最深的弱势族群之一:性少数。(同场加映:

我们对公共厕所,尤其是女厕,仍有不少成见

尽管这几年有愈来愈多的学校、机构,甚至是政府单位都逐渐开放男女同厕,或实施性别友善厕所政策,但HB2法案事件却让厕所议题再度成为今年性别平权的一大焦点。

在2015年年底,美国民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辩论的5分钟中场休息时间结束时,Hillary Clinton 因使用厕所而迟到了几分钟才返回。Donald Trump 事后还大量消费这个小插曲,大放厥辞说:“我知道她去哪了,太恶心了,我不想谈论。”Hillary Clinton 事后说明使用厕所确实花了点时间,毕竟当天女厕相较于男厕的确距离辩论讲台较远。

我想多数女性都能对 Hillary Clinton 的厕所事件有共鸣,女厕时常位于偏僻处、大排长龙,而且马桶数似乎永远显得不够,这些对女性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而 Donald Trump 的反应,完全合乎人类对如厕这件事的污秽印象,以及以此作为审视和批判女性性别刻板印象的诡异标准。

21世纪的今日,当女性在公共空间已不再是个外来者,不再是个陌生人时,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男女分厕的目的和意义。反对男女同厕或反对开放以心理性别作为依据来使用厕所的人,主要是基于“安全”的公共利益,认为性别隔离得因安全考量而正当化持续运作。但,危险和威胁真的是来自于男女混合,来自于和性别混淆的人处在同一个空间、使用同一种厕所吗?如果性别隔离真的会比较安全,那为什么需要裸露身体的试衣间不用性别隔离?为什么泳池、三温暖,甚至是温泉可以不分性别混合使用?如果承认公共空间的设计也需要考量经济效益,我想我们对公共厕所确实有特别多的成见。(推荐阅读:更衣室里的真实世界:与另一种身体的价值观坦诚相对

厕所的性别政治

当我在欧洲自助旅游时,只要到了公共空间,我绝对不会和我的男性伴侣分开,我们同进同出,永远都在对方的视线中。然而,唯一的例外,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因为生理性别不同,我们必须使用不同的公共厕所,结果在欧洲上女厕却成了我感到最不安和危险的时候。如果说男女分厕是为了女性的安全,那为什么我上女厕时会感到威胁?

我不会因为我处在一个都是相同生理性别的环境就会感到比较安全,社会复杂的交织性不会因为生理性别的分类而简化,生理性别是单就生理构造所作的硬性区别,一个人不会因为生理性别的种类而变得比较危险或脆弱。

让人感到危险的,不是性征的差异,而是有偏见的性别刻板印象、有差别的两性教育,以及长期对性别的误会与恐惧。维多利亚时代所建构的厕所高墙,不仅揭示人类对排泄的污名,对厕所的鄙视,更构筑两性之间的误解,阻断性别多元的流动。这高墙,至今仍屹立不摇。

公共厕所的门后,是最真实和最隐密的自己,在这“公”“私”领域的交叉口,厕所的性别政治,值得我们再更深入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