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的年关乡愁：离家容易，回家难上加难

最后一次真正在家里过年是2001年，在那之后的每一年农历春节，我都在美国东西岸的雪堆中赶课，对于过年的印象十分浅薄，可能也因此幸运地闪躲掉了不必要的长辈逼婚戏码、学历与事业进度督促的“春节恐归”症候群。

身为一个局外人，时常我也会羡慕那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台湾留学生朋友，有这么大量的记忆体与情感，可以准确陈述出他们想念老家的哪一道菜，或是新年街道上的氛围，他们与家人热络地即时连线 Facetime，深怕缺席任何一项家庭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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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春节的画面与想像，随着手机与社群网络的发达，越来越能被快速地传播、复制、再呈现，就像是过年必有的特别电视节目，以及长辈们明知道得不到答案却又硬要抛出的“学业、工作、感情”三大基本问题，像是一种不断循环的操演，成为我们认知中“过年”这档事的样貌，与环绕它的所有情感。过年初始的意义并不是要让谁感到优越或者让谁难堪，但如今演变至此，一直无法跳脱同样的对话与形式，也是因为我们从未学会另一种和彼此相处的方式。

若将这些仪式都去除之后，我们和家人的情感，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究竟又能剩下多少呢？我总想，焦虑的不仅仅只是返乡的年轻人，也是家中的长辈，毕竟，若是少去这些年节的操演、乡愁的描述，我们对于家族的想像便更加难以站得住脚了。

对于许多同志朋友，乡愁更是一件复杂的事。我的美国同志朋友中，不少人拒绝庆祝相对他们是象征家族聚会的圣诞节，除了这个节庆本身的宗教性，他们也担心若要与不愿意接受自己性别身份的家人上演“团圆”的戏码，会是成长的二度创伤。酷儿理论家赛菊寇在《Tendencies》一书中也曾经写到，圣诞节实在是令人抑郁，毕竟哪有一个如此巧合的日子—国家、宗教、家庭、与文化论述的合法性—这些掌握权力的所有机构，齐聚一堂，为了同一件事情发声欢庆，同一时间，酷儿却成为了节庆的他者、家庭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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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同志朋友宁可选择与友人 potluck 聚餐，开车去山中的木屋远离任何节庆的气氛，拒绝参与圣诞宗教仪式的犹太裔与穆斯林朋友，甚至还会藉此假期办政治性读书会，就是不愿意被搅和在这普天同庆的权力庆典之中。

我总想，能有这样缓冲与逃脱的空间真好，但也是因为美国实在太大了，真心要躲，人们总能躲得远远的。台湾如此紧密的关系网，实在难以闪避人情的压力，连我在这么远的地方，常常也觉得必须做些什么，吃个年菜，或去中国城和观光客凑热闹，才能延续自己的乡愁。也因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难得有一天是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亚洲朋友有一个共同话题，无论是韩国人包饺子、越南人吃粽子、台湾人围炉煮火锅，鲜少能如此感受到一种离散文化中的集体性。

我十分喜爱的跨性别作家 Eli Clare 曾在一篇自传性文章《Losing Home》中谈到，书写离家是一件复杂的事：“若酷儿是最简单的开端，而放逐是最困难的，那么阶级便是最使人困惑的。”因为乡下长大的他，出柜离家到了都市的酷儿社群，即使找到了性别认同上的归依，中产阶级的菁英生活，与都市人认为乡下必定是保守恐同的刻板印象，使得他加倍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也因此城市从来无法成为他真正的归属。

放逐不只是因为性别，更是城乡与阶级的差距。离家是最容易的，要回家则是难上加难。

对于在他乡找不到归依，又有不能立即回家理由的人们，这个节日也许永远都不会是属于我们的。这些情感，或好或坏，却会让我们不停想念、纠结，成为延续我们在各处放逐中与“家”这个想像形体的一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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