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柴书写春节与家的记忆,年关已近,对于酷儿而言,节庆是与他们对立的权力庆典,离家很容易,回家非常困难。

最后一次真正在家里过年是2001年,在那之后的每一年农历春节,我都在美国东西岸的雪堆中赶课,对于过年的印象十分浅薄,可能也因此幸运地闪躲掉了不必要的长辈逼婚戏码、学历与事业进度督促的“春节恐归”症候群

身为一个局外人,时常我也会羡慕那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台湾留学生朋友,有这么大量的记忆体与情感,可以准确陈述出他们想念老家的哪一道菜,或是新年街道上的氛围,他们与家人热络地即时连线 Facetime,深怕缺席任何一项家庭回忆。(推荐阅读:

 

这些关于春节的画面与想像,随着手机与社群网络的发达,越来越能被快速地传播、复制、再呈现,就像是过年必有的特别电视节目,以及长辈们明知道得不到答案却又硬要抛出的“学业、工作、感情”三大基本问题,像是一种不断循环的操演,成为我们认知中“过年”这档事的样貌,与环绕它的所有情感。过年初始的意义并不是要让谁感到优越或者让谁难堪,但如今演变至此,一直无法跳脱同样的对话与形式,也是因为我们从未学会另一种和彼此相处的方式。

若将这些仪式都去除之后,我们和家人的情感,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究竟又能剩下多少呢?我总想,焦虑的不仅仅只是返乡的年轻人,也是家中的长辈,毕竟,若是少去这些年节的操演、乡愁的描述,我们对于家族的想像便更加难以站得住脚了

对于许多同志朋友,乡愁更是一件复杂的事。我的美国同志朋友中,不少人拒绝庆祝相对他们是象征家族聚会的圣诞节,除了这个节庆本身的宗教性,他们也担心若要与不愿意接受自己性别身份的家人上演“团圆”的戏码,会是成长的二度创伤。酷儿理论家赛菊寇在《Tendencies》一书中也曾经写到,圣诞节实在是令人抑郁,毕竟哪有一个如此巧合的日子—国家、宗教、家庭、与文化论述的合法性—这些掌握权力的所有机构,齐聚一堂,为了同一件事情发声欢庆,同一时间,酷儿却成为了节庆的他者、家庭的对立面。(推荐思考:

因此这些同志朋友宁可选择与友人 potluck 聚餐,开车去山中的木屋远离任何节庆的气氛,拒绝参与圣诞宗教仪式的犹太裔与穆斯林朋友,甚至还会藉此假期办政治性读书会,就是不愿意被搅和在这普天同庆的权力庆典之中。

 

我总想,能有这样缓冲与逃脱的空间真好,但也是因为美国实在太大了,真心要躲,人们总能躲得远远的。台湾如此紧密的关系网,实在难以闪避人情的压力,连我在这么远的地方,常常也觉得必须做些什么,吃个年菜,或去中国城和观光客凑热闹,才能延续自己的乡愁。也因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难得有一天是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亚洲朋友有一个共同话题,无论是韩国人包饺子、越南人吃粽子、台湾人围炉煮火锅,鲜少能如此感受到一种离散文化中的集体性。

我十分喜爱的跨性别作家 Eli Clare 曾在一篇自传性文章《Losing Home》中谈到,书写离家是一件复杂的事:“若酷儿是最简单的开端,而放逐是最困难的,那么阶级便是最使人困惑的。”因为乡下长大的他,出柜离家到了都市的酷儿社群,即使找到了性别认同上的归依,中产阶级的菁英生活,与都市人认为乡下必定是保守恐同的刻板印象,使得他加倍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也因此城市从来无法成为他真正的归属。

放逐不只是因为性别,更是城乡与阶级的差距。离家是最容易的,要回家则是难上加难。

对于在他乡找不到归依,又有不能立即回家理由的人们,这个节日也许永远都不会是属于我们的。这些情感,或好或坏,却会让我们不停想念、纠结,成为延续我们在各处放逐中与“家”这个想像形体的一条联系。(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