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世界有灾难发生，我们总不断跟着被播送的悲剧哀悼祈祷。那时，世界好像一点仅存的希望也没有。纪实摄影，究竟是记录了事件的重要还是放大了悲剧？影像的力量除了震撼人心以外，还能用来做什么？听听王苡祯怎么说。
文／王苡祯
影像的威力可以说是归功于“眼见为凭”的想法。纵然这样的真实性在编辑软体的快速发展下逐渐降低，将报导佐以照片、影像，仍是大多传媒的选择。
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介意看到两位知名人士握手、母亲抱着稚儿对镜头微笑、群众全神贯注地注视演说者，以这些为主题的照片；但如果将内容代换成其中一人拿刀刺向另一方、母亲抱着紧闭双眼的孩子痛哭、许多人在混乱的爆炸现场中四处逃窜，看到这类的照片时，你心里作何感想？
“那些源源充斥于现代生活中的战灾影像， 究竟是‘记录了’战争的原貌，还是‘建构了’ 灾难的神话？”-----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旁观他人之痛苦》（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
前阵子，一张叙利亚男孩躺在海滩上的照片，引起世人的注意。早在 2011 年春天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在 2015 年入秋之际跃上各国的报纸版面，随之而起的是反战、呼吁邻近国家收容难民的声浪，颇有越战时期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幼公（ Huynh Cong Út；或称 Nick Ut ）为潘氏金福（越南语：Phan Thị Kim Phúc ）所拍摄那张荣获普立兹奖的照片之势。但与大哭着奔跑的女孩不同的是，沙滩上的男孩已经没了气息；除此之外，男孩身处时代的人们似乎比女孩那时更懂得诠释。
战乱下的时代孤儿：叙利亚难民颠沛流离只为重生
＃端传媒 --- 海杰：叙利亚男孩的二次死亡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张拍得恰如其分的照片，能胜过千言万语。照片与其说是传达事件的必要元素，不如说是加深印象的绝佳帮手：它们往往在第一时间引发阅听者的情感反应，在文字叙述前暗示人们接下来可以采取的立场。
去年三月，台湾媒体在太阳花学运期间充分发挥了这样的特性：立场支持或同情学运的媒体拍摄对象大多以受水柱攻击的学生、群众为主，而站在反对立场的媒体则拍摄疲惫的警察、喝酒抽烟的学运成员等等。
进一步推想，当呈现的内容不仅是“受到威胁”、“疲惫忧伤”，甚至到见血的暴力行为、惨不忍睹的尸体等等，传播这样的影像讯息究竟在期待大众感受到什么？
“试着拍下和平吧，那其实比拍摄苦难影像更难，却是一个改变当今好战世界的办法。”－唐・麦库林
拍下和平的影像何难之有？一个在襁褓中露出笑容的婴儿、一对在树下相拥的恋人、一群在球场为胜利喝采的人们⋯⋯。这类的影像像是早晨一杯温热的可可或咖啡，用适中的温度带来一份小确幸，使人稍稍提起精神，觉得生活微微明亮起来。
相形之下，苦难的影像便是腌得过酸的泡菜、极度甜腻的焦糖牛奶冰淇淋、麻辣锅的辛辣汤底，是餐厅招牌横幅上名家按捺的重重一笔。一个忧伤惊惧的眼神，其渲染力时常大过于一个幸福和乐的画面。也许拍下“和平”的难处便在此：该如何拍摄出既能吸引观者、同时记录和平的影像呢？
写给战争伤亡的疗伤歌单：从黎巴嫩到巴黎，世界和平离我们多远？
一位法国摄影师 Marc Riboud 于 1967 年拍摄的《 Flower Child 》也许是一个好例子。相片中的人以一朵花面对整排武器，一个简单的动作便道尽了这名反越战人士心目中的“和平”。
＃History, in Print. --- Flower Child , 1967. Photo by Marc Riboud.
没有人能够终止这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但任何人都可以阻止自己成为散播悲伤和恐惧的其中一员。关注事件的发生、试图尊重或同理当事人已然足够，亲眼见证他们肉身所遭逢的不幸俨然不是必经的过程。
世界共同的伤痛：战争死的不是人，而是爱
透过镜头，我们可以选择看见惨绝人寰的人间炼狱，或是走向更宽容、和谐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