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世界有灾难发生,我们总不断跟着被播送的悲剧哀悼祈祷。那时,世界好像一点仅存的希望也没有。纪实摄影,究竟是记录了事件的重要还是放大了悲剧?影像的力量除了震撼人心以外,还能用来做什么?听听王苡祯怎么说。(推荐阅读:七百万难民中被眷顾的男孩:那些没被报导的男孩女孩去哪了?

文/王苡祯

影像的威力可以说是归功于“眼见为凭”的想法。纵然这样的真实性在编辑软体的快速发展下逐渐降低,将报导佐以照片、影像,仍是大多传媒的选择。

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介意看到两位知名人士握手、母亲抱着稚儿对镜头微笑、群众全神贯注地注视演说者,以这些为主题的照片;但如果将内容代换成其中一人拿刀刺向另一方、母亲抱着紧闭双眼的孩子痛哭、许多人在混乱的爆炸现场中四处逃窜,看到这类的照片时,你心里作何感想?

“那些源源充斥于现代生活中的战灾影像, 究竟是‘记录了’战争的原貌,还是‘建构了’ 灾难的神话?”-----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旁观他人之痛苦》(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

前阵子,一张叙利亚男孩躺在海滩上的照片,引起世人的注意。早在 2011 年春天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在 2015 年入秋之际跃上各国的报纸版面,随之而起的是反战、呼吁邻近国家收容难民的声浪,颇有越战时期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幼公( Huynh Cong Út;或称 Nick Ut )为潘氏金福(越南语:Phan Thị Kim Phúc )所拍摄那张荣获普立兹奖的照片之势。但与大哭着奔跑的女孩不同的是,沙滩上的男孩已经没了气息;除此之外,男孩身处时代的人们似乎比女孩那时更懂得诠释。

战乱下的时代孤儿:叙利亚难民颠沛流离只为重生


#端传媒 --- 海杰:叙利亚男孩的二次死亡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张拍得恰如其分的照片,能胜过千言万语。照片与其说是传达事件的必要元素,不如说是加深印象的绝佳帮手:它们往往在第一时间引发阅听者的情感反应,在文字叙述前暗示人们接下来可以采取的立场。

去年三月,台湾媒体在太阳花学运期间充分发挥了这样的特性:立场支持或同情学运的媒体拍摄对象大多以受水柱攻击的学生、群众为主,而站在反对立场的媒体则拍摄疲惫的警察、喝酒抽烟的学运成员等等。

进一步推想,当呈现的内容不仅是“受到威胁”、“疲惫忧伤”,甚至到见血的暴力行为、惨不忍睹的尸体等等,传播这样的影像讯息究竟在期待大众感受到什么?

“试着拍下和平吧,那其实比拍摄苦难影像更难,却是一个改变当今好战世界的办法。”-唐・麦库林

拍下和平的影像何难之有?一个在襁褓中露出笑容的婴儿、一对在树下相拥的恋人、一群在球场为胜利喝采的人们⋯⋯。这类的影像像是早晨一杯温热的可可或咖啡,用适中的温度带来一份小确幸,使人稍稍提起精神,觉得生活微微明亮起来。

相形之下,苦难的影像便是腌得过酸的泡菜、极度甜腻的焦糖牛奶冰淇淋、麻辣锅的辛辣汤底,是餐厅招牌横幅上名家按捺的重重一笔。一个忧伤惊惧的眼神,其渲染力时常大过于一个幸福和乐的画面。也许拍下“和平”的难处便在此:该如何拍摄出既能吸引观者、同时记录和平的影像呢?

写给战争伤亡的疗伤歌单:从黎巴嫩到巴黎,世界和平离我们多远?

一位法国摄影师 Marc Riboud 于 1967 年拍摄的《 Flower Child 》也许是一个好例子。相片中的人以一朵花面对整排武器,一个简单的动作便道尽了这名反越战人士心目中的“和平”。


#History, in Print. --- Flower Child , 1967. Photo by Marc Riboud. 

没有人能够终止这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但任何人都可以阻止自己成为散播悲伤和恐惧的其中一员。关注事件的发生、试图尊重或同理当事人已然足够,亲眼见证他们肉身所遭逢的不幸俨然不是必经的过程。

世界共同的伤痛:战争死的不是人,而是爱

透过镜头,我们可以选择看见惨绝人寰的人间炼狱,或是走向更宽容、和谐未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