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欣怡想问:我们是最相爱的人,为什么法律上只能是陌生人?于是她决定脱离团体抗争的保护伞,用书写,和这个世界对抗。

 文/瞿欣怡

写这本书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我必须公开同志身分,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生活摊开。然而,这却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终于明白,自己的权力自己争。

故事必须从二O一三年六月说起,我的女朋友阿述诊断出罹患乳癌,从此,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剧烈变化。(同场加映:同志爱情的真实画面:爱,有血有汗

无常临头,我慌了手脚,于是在脸书上设了“陪伴日记”的小群组,邀请亲近朋友加入。我跟阿述都需要支持,特别是我,虽然我很爱跟阿述斗嘴,却非常依赖她。她比我年长十一岁,博学又理性,是我的支柱。一夜之间,我这臭小鬼要当家了,我表面镇定,内心慌乱,每天都在“陪伴日记”发文,有时候心情特别乱,就哭着写好几则。

我在陪伴日记所记录的一切,原本只属于私领域,并不打算公开。却有两件事情让我开始思索:也许我该写一本女同志的疾病陪伴纪实。

     

两件事都发生在二○一三年的秋末,都与反同志团体有关。

有个爽朗秋日,我跟阿述到公园野餐,黄昏时,我们手牵手回家,谁知还没走出公园,就被反同团体塞了一张传单,他们大声地说:“反对同志婚姻合法化,坚持传统家庭价值。”我气得不知如何反驳,才走几步,又被塞了张传单,对方重复说着:“反对同志婚姻合法化,坚持传统家庭价值。”(他这样说:台湾基督徒夫妇的婚礼致词:如果你们祝福我,也请祝福同志的爱

 我气得破口大骂:“我就是女同性恋,怎么样!”

对方还来不及反应,阿述就把我拉出公园。我在马路上彻底爆炸,大骂:“妳为什么要把我拉出来!这些人的行为简直就是在我脸上涂大便!”

是的,就是这么地讨厌。我从一九九○年初就加入同志团体,听过许多同志因为不见容于社会选择自杀,有更多人扭曲地躲在柜子里不见天日。好不容易,二十年后我们有同志游行、有阿妹的演唱会,可是同志真的平权了吗?

 凭什么一个陌生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理直气壮地说我是错的?

我既气愤,又悲伤。阿述生病后,我们除了谘询医生,还要谘询律师跟保险顾问,我必须了解“不合法的”我们会遇到什么刁难。律师告诉我:“在同志婚姻合法化以前,你们只是法律上的陌生人。”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比很多夫妻都相爱,生活紧紧相系,却只能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对许多人来说,同志婚姻合法化只是一句口号,对我们来说却是每一日的真实生活。

在公园被反同志团体粗暴地塞传单,让我开始思考是否要正面反击。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看似微小的事,让我下定决心写自己的故事。

那阵子,反同团体不断攻击同志,许多异性恋友人非常气愤,甚至不惜与人对骂、笔战。有天,我在办公室赶稿,小说家黄丽群当时也是我的同事,就坐在我右手边,她一进来就怒气冲天,原来她碰巧遇上反同志的计程车司机,一路上乱骂同志,黄丽群气得跟司机对骂,甚至扯到达尔文的演化论。

我看着黄丽群为了同志被污蔑而愤怒,突然感到很惭愧。虽然我在家族里跟朋友间并不隐藏同志身分,在办公室却仍假装成异性恋。尽管从大学时我就参与同志团体,甚至现在继续投入妇运,我都不公开自己的同志身分,我让自己保持安全,用团体的方式跟社会对抗。(推荐阅读:身为出柜同志,我从小最不缺的就是霸凌

常常有些粗暴的人,不理解同志处境的幽微,就假开明呼吁同志应该站出来,那不只是对他人隐私的侵犯,更是忽略每个同志的家庭处境不同,社会对同志仍充满歧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同志公开出柜。出柜从来就是极个人的选择。

我在职场上必须接触不同领域的人,真的要公开书写吗?可是,当我的异性恋友人们四处跟人笔战时,我凭什么躲在他们身后?我的母亲与伴侣向来支持我,我比其他同志有资源出柜,我的权力应该要自己争取。

不过,写书公开非同小可,我必须取得阿述与母亲的同意,因为这会影响她们的实际生活。

深夜散步时,我不停烦阿述,希望她同意让我公开写这段历程,毕竟她是故事的主角之一。阿述是个低调的人,被我烦到只能答应,但她跟我约法三章:故事可以写,不过她的名字、身分都不能曝光,让她保有隐私。

我也跟母亲报告了这件事。我公开出柜,母亲的生活一定会被影响,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事害她为难,没想到母亲竟然鼓励我出版。我担忧问她:“如果有亲戚找你麻烦怎么办?”母亲豪气地说:“谁敢?”

取得阿述与妈妈的同意后,我开始在整理过去两年来的日记。同时,我也一步步试着走出柜子。

我第一次用同志身分演讲、在脸书上分享同志议题、甚至写了专栏文章〈我们依旧是法律上的陌生人〉。每次往前移动,我都很害怕,却只能告诉自己:“不要怕,再往前走一点试试看。”

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小出柜行动中明白,我需要在乎的不是别人的感受,而是我够不够勇敢。

另一件同样需要勇气才能行动的是写作。我一直相信文字的力量,深信故事可以感动人。可写作非常孤单,当我深夜埋首字海时,不断反问自己:“牺牲好薪水好职位来写故事,真的值得吗?你写这些给谁看?”(你会喜欢:无靠性别,全靠努力:这些女作家站出来打破书写的性别天花板

我压抑了对未来茫然的恐惧,不顾一切地写。我想记录女同志伴侣面对疾病时的起伏担忧,盼望有相同处境的人能得到些许安慰。

我也在修稿时,尽量修得更平实,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平凡。我想让反对同志婚姻的人明白,我跟你没什么不同,凡是伴侣会遇到的困境,我们都会遇上;那些对爱、死亡,甚至生命的疑惑,也都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这样的故事会带来什么回响,把自己摊开也让我很不安。可是我已经上路,就无法回头,再害怕,我都要抬头挺胸,勇往直前。

这本书的出版要深深感谢许多人。谢谢宝瓶出版社社长朱亚君的大力支持,编辑逸娟的细心与温柔。

谢谢陪伴日记的每一位朋友,她们陪着我走过艰苦日子,让我有地方可以哭。

谢谢我的母亲,她毫无保留地爱着我跟阿述,参与我们的生活。当她知道台湾的同志无法结婚时,非常愤怒:“同志婚姻是基本权力,国家凭什么不准?”有这样的母亲,我成为冲组也只是正好。

谢谢王小棣老师与黄黎明老师,谢谢她们的指导与照顾,对于失去,我感到疼痛,却也坚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会在某处重逢。

谢谢阿述,她曾说:“爱就是理解与包容。”十五年来,总是她包容我多,谢谢她在这件事情上,无私地支持我。

这本书献给阿述,也献给所有为同志运动努力的朋友,谢谢你们,在街头扬起美丽的彩虹旗。

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不是一个人、一个世代可以完成,而是由无数人共同努力,才能让世界更美好一些。

前路艰困,我们并肩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