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变了、很多曾经熟悉的景色不见了,可是我们看见了香港年轻人的觉醒,让民主在道路上芬芳。

重游旧地:十七年后的香港

当离别时候下的雨,日语称之为“泪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傍晚,英国人即将离开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香港之际,东方珍珠下了一场很大的雨。那天在香港的人该都记得吧。几天以后,我也撤离消耗了三年半青春岁月的香港。从启德机场坐飞机回故乡日本之际,也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教我不由得大哭起来。告别英属时代,香港天空下眼泪,当时觉得顺理成章。至于自己为何哭泣,却不大清楚。有私人感情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工作上的理由。总之,有点像盖住棺材,我的香港时代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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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的十多年,我都没有回香港去。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困难。香港饭店客房之小、房租之贵,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一个人、两个人都还容易想办法。可是,包括两个小朋友在内的四口子呢?我实在找不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来。

未料到,老大到了十六岁时,与其暑假里和父母一同去旅行,他宁愿一个人留下来享受没人监督的自由时间。老二女儿还小,好歹仍需要老跟着父母亲。这样子,总人数从四减到三,住房问题容易解决多了。只要我们肯忍耐一下居住环境拥挤点儿,双人房加了张床,就能够将就过去。

“香港不再臭了”。那句话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说的。她年纪三十上下,是位考到了证书的会计师,而且已婚有个小男孩,可说是满成功的一个人。到底是如何长大的?果然,父亲任职于大商社,做女儿的从小随父母去各国生活,曾在香港念日本小学和国际中学。

这次听到我将要去香港,她不经意说出对香港的印象。“以前在香港下飞机,就能闻到一股臭味,对不对?可是,几年前重访的时候,我发觉,那股臭味消失了。住当地的朋友告诉我,是二○○三年闹了非典型肺炎(SARS)的时候,卫生管理规则变得严厉,结果原先在街头上处处见到的菜叶、水果皮都给打扫干净,连垃圾袋恶臭都没有了呢。”

有趣是有趣,但“香港不再臭了”那句话,我还是觉得很难听,因为等于说“香港曾经很臭”。我本人一九八四年就开始去香港,直到九七年撤离之前,去过很多次,尤其最后三年半持有了居民证。那么长时间出入,我当然也注意到了香港空气里飘浮的味道,却从来没把它当过恶臭,反之要说服自己:那在亚热带地区而言是正常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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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十七年后重访香港,我是特别注意气味的。飞机降落的赤鱲角机场,以前转机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停留过,比启德机场大而新,自然没有任何异味。我们坐的往市中心去的机场快线,也百分之百干净,从终点站搭乘免费巴士到港岛香格里拉酒店,一路上都没闻到什么味道。这家酒店以维多利亚港的海景闻名,客房的落地窗外就是了。奇怪的是,以前位在九龙尖沙咀岸上的半岛酒店,我如何眯缝眼睛凝视都找不到。

物价、房价都在发展

到香港的第一个晚上,我跟一位老朋友有约。打电话联系,对方问我可不可以去她家住的西九龙吃晚饭?我当然没意见,六点半约在她公司附近的中环站见面了。从那儿她带我们到香港站,然后搭地铁去九龙站。中环站,我早就熟悉。可是,香港站、九龙站?朋友提醒我说:你们不是坐了机场快线吗?那应该经过了这里。我们走过机场快线大厅,看见了登机服务台。朋友说:我家住楼上,去海外的时候,在这儿办理登机手续把行李托运,然后空手坐车去机场就好,方便得很。

我们在位于全新商场里的一家潮州馆子吃饭。卤鹅片、炸牡蛎、清蒸鱼等等,吃得很高兴。工作日的傍晚,每个桌子都有客人吃大餐,看得出来此地经济景气很好。然后,朋友带我们去楼上的住家,也顺路看看住客专用的游泳池,乃可以边游泳边通过玻璃窗户看到维多利亚港闻名于世的美丽夜景。我问朋友:你们的房子值多少钱?她说:十年前买的时候才四百万,现在则涨成一千两百万了。我在脑子里算一算:那等于两亿日元了,在东京说不定买得起一栋大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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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住的西九龙,是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开发出来的新地区,主要位于填海得来的土地上。怪不得从港岛香格里拉的房间看不到半岛酒店了。这些年,维多利亚港的填海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九龙半岛的中心区从尖沙咀移到西九龙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房间里吃前一晚买好的面包和起司。港岛香格里拉的早餐听说不错,但价格也算贵到天价了:五百块港币一份。说实在,我们在太古广场地下的高级超市买面包、牛奶等都觉得很贵的。尽管是高级超市,但是物价比东京同等店贵一倍了。显而易见,香港这些年发展了很多。问题在于:是否大家都发展了?还是邓小平曾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适用到香港来了?住在西九龙的我朋友,其实是北京人,我在多伦多读书时的老同学,后来跟类似经历的律师结婚,在香港定居下来。

过了十七年,很多东西不见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撤离前,我曾住在离港岛香格里拉不远的星街七号,走路十分钟便到了。从地铁金钟站,走入皇后大道东,以前右边有一家叫巴克科斯的地中海餐馆,现在没有了。走上星街的坡道下面,以前有老太太坐在街边卖报纸的,现在没有了。坡道右边以前有台大毕业生经营的印刷厂和我每周一定光顾的洗衣店,现在都没有了。对面则有以前偶尔承办酒席的蛇店,在店前堆叠的铁笼里养着多条蛇,现在也没有了。过了十七年,很多东西都不见了,但是坡道还在,在尽头我曾住的Vincent Mansion也仍在。

我对已过去的事情,不怎么爱伤感。对十七年来的变化,也不怎么有感受。站在坡道上面,我却注意到了:曾经一定在路边积累的垃圾,如今根本看不到,结果垃圾在亚热带自然产生的气味也闻不到了,也就犹如那年轻会计师所说,香港不再臭了。

回到酒店,打开电视机,在当地电视台播送的报导节目里,一个男性律师哭着说话。我听不太懂广东话,对香港时事也不太熟悉。但他似乎在说:律师这行业该持有的准则,在此后的香港很难保持下去了。那是二○一四年八月。将发展为雨伞革命的占领中环金融区计画,还在讨论和预备阶段。看看报纸,要占领中环的动机跟发源地纽约一样:少数一部分人拥有太多财物,越来越多人沦落为无产阶级。

后来,回想没有了垃圾、没有了异味的坡道,我估计那应该是香港人的自尊心所致。直接的起因也许就是SARS,不过曾经常被批评说没有公德心的香港人,在过去的十七年里培养出公德心来了,而那又应该跟他们对香港的乡土爱有关吧。面对大量来自北方的同胞,他们的香港人意识被迫结晶为乡土爱。为了对抗唯物主义的邻居,以便保护香港相对优良的生活素质,他们讲起公共道德等在从前的社会被嗤之以鼻的精神价值。

打开香港网页,我惊讶地发现:如今的香港年轻人书写港式粤语的能力很高了。十七年以前,只有当地报纸的部分专栏或漫画的对白等,才使用这当地最普及的语言。今天要争取真普选的年轻人,都具有书写港式粤语的能力了。

我想起来,班纳迪克·安德森说过:民族国家是十八世纪以后,基于人们共同的想像而成立的,并不是自然就有的,而为了产生想像的共同体,通过印刷媒体普及的共同语言是关键性重要的。近年来网路的普及,能够跟当年印刷出版之普及相比吧。

如今的香港年轻人显然用港式粤语思考并讨论着高度的政治问题。我推想,其起因之一是网路的普及,后果之一会是民族意识的产生。十七年后重访,我为香港年轻人这些年的成长感到非常骄傲,愿意继续做他们的外地阿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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