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剧场的想像是什么?剧场,应该是可以让观众与故事更亲密的媒介。欢迎每个人自在地走进剧场、也走进自己的生活。

剧场是迷人的,走进剧场时常像走进一个新的世界、像翻开生命一页扉页、打开心的一扇窗。剧场不似电视电影能够反覆咀嚼,剧场只能回味,每一次演出都是最后一次,每一个时空只凝结在当刻。这天我在女人迷乐园感受了“跟着身体移动”的剧场,这个剧场本身是一个人。在剧场界没有人不认识这个名字,他是台北艺术节艺术总监耿一伟。

时常我们看着剧场人,怀疑他们是否身来就有得天独厚的艺术天份,以及甚至“艺术人”专有的气质与距离,耿一伟老师却不让人感到任何难以接近的高度,他走到今日艺术总监这一步历经许多转折,从台大土木系转到哲学系,后来在捷克念了喜剧。与其说是高度,让人与耿一伟老师产生连结的更像“深度”,他披着人生走过许多城市的星辰,带来一个又一个丰沛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阴性书写:写自己的历史

耿一伟老师在访问前先是参观了一趟女人迷空间,听着玮轩导览新空间里一砖一瓦的性别故事,他也进一步揣摩表演艺术与性别的连结。一伟老师对这一块特别有感,一坐下来先是聊起了“阴性书写”,老师认为性别也是一种展演,剧场也能做为阴性书写。

他说:“做表演要面对身体,所以我们时常对性别特别敏感,表演与身体是离不开的。所有传统戏曲、表演里都有‘扮装’成分,以前的京剧是男扮女,莎士比亚时代演员也全是男人,早期的芭蕾只有男舞者。”

剧场里的阴性书写是“写你自己,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也是争取女性的发表权:“依照自己的意志,在一切象征体系与政治历程中,当自己的发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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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表演里的“性别扮演”,老师接着说:“观看是有欲望的,这也是为什么芭蕾都是男舞者,在17、18世纪穿蓬蓬裙几乎是裸体,所以当时避免产生观看的欲望就会产生性别表演的局限。”遑论17、18世纪,就连现在的我们也时也会避“欲望”而不谈,一伟老师认为我们可以藉着表演艺术更理解问题核心,其中的性别问题与生活经验息息相关。

艺术与色情:欲望是纯粹的

他分享过去在捷克念书的经验,当时捷克一位很有名的摄影师 Jan Saudek 时常拍摄一些奇形怪状的身体。当时他在书展替大家签名,许多小朋友都拿着他那张“裸女”的海报排着队。


(摄影师:Jan Saudek)

一伟老师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艺术,他们不会觉得里面有色情。我拿回台湾给大我10多岁的朋友看时,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男人欲望的眼光,这件事与文化有关,越少触碰,想像的眼光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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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也谈在捷克的表演艺术课,男女间是没有差异的,他举例有次练习每个人都必须跳跃、踩在对方的胸上,当时他必须踩踏至学姊的胸上,学姊很自然地说没有问题,要他放心地踩上去。后来一伟老师在台湾的课程上尝试后更发现文化的差异,台湾学生对“性别”这件事的界限分明,因此课堂上一伟老师处理身体触碰的议题都必须更小心些。

老师说:“如果你不愿意,你就是看到色情;如果你愿意,你就能看到艺术。性别这个问题很像肚子饿,你永远要去面对它,不断去改变它。”

他觉得表演、舞蹈就是要转变人观看的视角。女人全裸,在我们的文化里会成为欲望消费的对象;身体接触,总让我们不禁定义为性的越界。并非“欲望”是件坏事,老师认为简单来说欲望应该是“发乎情、止乎礼”,我们不可能除去欲望,但应该更尝试理解它。

他接着问我:“你喜欢看村上春树的小说吗?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就是因为在村上春树的笔下,性是很纯粹单纯的,不必多加掩饰。”

让美流动:剧场里多元的身体形象

一伟老师也认为身体的界限不只关乎性别,更应该谈论年纪。他四年前观看越南裔法国编舞家的《春之祭》,由一群老人跳部落的庆典、演绎生命的开始。

耿一伟:“不是只有性别,还有年纪这件事。我们崇尚青春,难道老的身体不能是美的吗?我看他们跳着舞,脸上的妆跟着汗水化了,疲惫的身体跟生命的张力,那个片刻很美满。”

人会老,常常是台湾舞者、演员的课题,老师举例了日本舞踏家——大野一熊,八十几岁了依然饰演少女,他在七十多岁才蜚声国际,此后仍持续演出至九十多岁,他用肢体展现的不是青春,而是纤细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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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回台湾,老师说台湾舞蹈系的身体都很标准,反映了台湾人单一的审美观;国外则是偏好“有个性的身体”,他们会展现身体的多样性。

也因此他在做了五年的台北艺术节艺术总监过程中,不断把国外的剧场、演出搬移至台湾,期待有更多文化的流动,以及让观众阅读多元故事的可能。老师也计画将国外一位肢障舞者的表演带来台湾,他希望表演能够展现每个人的身体特色,而不是模仿一种美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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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只把形形色色的剧场带来台湾,老师就是一座展演许多可能的剧场,随身携着说书人的天份,时常访问到一个段落,耿一伟老师便一人分饰两角的表演一段故事,时而起身用肢体深化他诉说的故事。

人生是在寻找中,“创造”你自己是谁

耿一伟老师的人生故事充满惊喜,原来念台大土木系的他转念哲学,出国后阴错阳差碰上了捷克布拉格音乐学院的“喜剧系”。喜剧独立成一门科系,这在台湾是不容易的,老师谈起自己的转折只说:“人生很多事,就像感情一样啊,不是你很喜欢他,了解他,才跟他在一起,有时候是在一起了,才发现你有多深爱它。”

一伟老师认为:“人生是在寻找中,创造你自己是谁。”

他用了“创造”这个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不是要去“成为”自己,而是要“创造”自己。老师说哲学一直是他在经历表演时很好的平衡,因为哲学是孤独的,表演则要一直与人接触。恰巧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两大平衡。

谈论许多严肃些的话题时,老师举手投足都是轻松姿态,却深刻地在我心里留下许多悬念。他用喜剧心态圆满化解许多人生的症结,我好奇老师怎么看待喜剧这回事?他说:“喜剧的本质,就是反抗。”

我们看很多故事,却没有自己的版本

老师直说:“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弱势最有喜感。从古代开始,喜剧通常跟阳具崇拜有关,跟身体消费有关。譬如黄色笑话、消费政治、男扮女装,喜剧人物都是低下、反阶级的。喜剧本质是扭转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我们怀抱轻松的眼光观看喜剧,老师却说:“喜剧比悲剧还难,喜剧要求身体反应,跟机智与幽默感有关。它是颠覆世界的秩序。”

我想一伟老师谈的喜剧,如同他这个人的本质,是颠覆世界刚硬的价值观,去看见阴性的柔软脉动。他也谈用喜剧去说故事都要有“意义存在”,老师说:“生命,就是要成为一则故事。我们看太多人的故事,却没有自己的版本。”

因此老师说“故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产业,无论展演传达的媒介是什么,我们都要拥有“说自己故事”的主权。老师认为故事是要让人对善与恶都有更深的认识。拿台湾的书籍市场举例,独缺“推理小说”,一部份是台湾没有人在处理社会当代问题,许多来自日本的推理小说讨论“恶”,我们却尝试避免这个话题,不碰触类似议题。

爱情的议题不是最重要的

老师认为我们太习惯只谈论爱情,以爱情为故事的卖点,其中来自人类的不安全感常态。

耿一伟:“科学的出现把我们和自然的脐带剪掉,宗教的功能变得薄弱,人们往都市宜居,每个人都是陌生人,每个人都太孤单,爱于是成为唯一的价值。我们期待找到芸芸众生的他,花很多时间朗诵爱情,但是爱情的议题不见得是最重要的。”

正因为我们于“城市”中无法拥有心的定所,所以我们往外建立关系、不断渴求,但是只把生活建立在爱情,更容易产生失落、流离失所。

一伟老师在台北艺术节担任总监的五年间,不断尝试把更多除了爱情外的“议题”带进台湾,他分享今年由林向秀舞团演出的《心之所向》便是讨论女性在东西文化的移动间找到自己“女人”的位置,讨论身体与人生。传统爱情故事总是男人移动,女人在家等待男人,女人的自由会让男人恐惧。但在这出戏里女人可以去面对她想看见的世界,面对自己身体需要的感觉,谈自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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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戏,背后都是一座城市

除了女人身体意识,台北艺术节今年也分享许多城市的文化故事,以《人的存在状态》为主题,透过戏剧、舞蹈、音乐等各类表现形式,从科技、家庭、文化与城市等多元角度切入,探讨人类追寻生存意义的各种面向与状态。一伟老师分享《失窃的时光》以“风扇型舞台”打破舞台限制、《蒋公的面子》隐喻当代政治意识形态、《星光时刻》表演法国新马戏、《歌之版图》朗澳洲原住民与台湾原住民的歌,《蜕变─人形机器人版》更邀请了《双面薇若妮卡》女主角伊莲·雅各与机器人对手戏。

台北艺术节的节目内容既温润又有棱有角,不只说台湾的故事,更把触角延伸至跨文化。我好奇一伟老师怎么看在地化与国际化的分野和交汇?

他说:“人和戏都是这样,背后都是一座城市,国家是虚假的,它只代表文化观点,重要的是从自己出发。”

从自己出发,是耿一伟老师策划今年《人的存在状态》的命题,我们会觉得法国很国际,但法国人本身不会觉得他们是国际,因为他们就是自己。一伟老师说:“眼睛往那看,才会觉得它是国际,国际与在地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关系,你如何看回自己,去‘适应’更多文化,才能走出去。”

急于改变前,我们更应该惦念“自己”,台湾剧场要走出去是不是还有一段路?一伟老师也认为要从发展台湾剧场群众开始。有更多人看戏,台湾剧场才会继续走下去。他也期待自己能以“小规模、降低观众入场门槛”为基础,建立起人与剧场的亲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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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伟老师谈台湾剧场困境、以及要出走的路,我却像在观看一段很迷人未知的故事,他是一个深具魅力的说书人,从剧场导演到艺术节总监,一伟老师用许多方式说着“人”的故事,也替自己谱写了一段很精彩的路程,我喜欢他谈性别及罪恶时的严谨也从容不迫,喜欢他说着剧场故事时眼神里的炙热。期待他手下将创造出台湾剧场的新风华、让艺术变成一件更和善更可亲的事。

耿一伟老师用喜剧态度不断温柔颠覆社会秩序,也尝试改变艺术的格局,他想像剧场可以在国家剧院、也可以在咖啡厅,他期待艺术能走入每个人的心里、生活里。最后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送给我们:“你要看蔡明亮,也要看周星驰。”

看蔡明亮、也看周星驰,艺术如是,生活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