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前一天,大家无不关注这场世纪大选举。因为台北市长候选人之一的柯文哲先生是名医生,连带引发一连串相关医疗议题,亚斯伯格症、MG149、器官移植伦理,都需要被讨论被关注,今天从电影角度出发,一起看的更深更远。(推荐阅读:全球高龄化趋势不变,生技医疗逐渐起飞

 

201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充满着烟硝味。其实严格来说,历来的台北市长选举,几乎都是如此。只是此回,因着候选人之一的柯文哲先生特殊成长经历与医师专业背景,弥漫着浓浓的“医疗风”。当中,从最初始的“有亚斯伯格症的人,有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好市长?”乃至于近日的“器官移植伦理”等争议性议题,都撩拨着全台湾人民的心弦,彷佛这是场“总统大选”,浑然忘记“这场选战,发生在台北市”。

【心理学电影院】为大家规划了跟以上两个议题相关的电影赏析,并且从心理、伦理与教育的角度,来与大家聊聊:为何这两个议题,可以是议题。当选举的敏感话题,挑动着我们的神经,似乎众人的行为随时都可能爆冲。

否则,何以像“器官捐赠与移植”此般大爱美事,都可以拿来消费与炒作?

无论是谁,不是都该一起细心呵护、甚至倡议这个你我都可能遭逢的良善政策与医疗处遇?

器官捐赠与移植,向来是医学伦理上的大哉问,中外皆然。执行的医疗团队无不小心翼翼下着每一个决定,因为每个决定,都牵动着至少两个生命,进而可能影响两个家庭。岂是单凭一、二个人的武断,任意推翻其价值?

只有一种特例,仅影响单一家庭:即使已经历漫长等待,仍无法透过自体的干细胞或“现有”他人的捐赠移植来解决医疗瓶颈时,极少数家庭采取“救命宝宝”的途径,来解决此困境。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已有数起例子,台湾亦曾有成功案例;就医疗技术而言,透过基因筛检与控制,已可达成极高的成功率、打造理想中的救命宝宝。然何以不见这医疗技术被广为宣扬?

因为,它所涉及的伦理议题比一般的器官移植来得更深、更广许多,并且直接挑战到生命的最基本议题:人权。

“人权”与“亲权”的拔河与纠心、家庭关系的挑战,都是一个家庭不可承受之重。我们尚且说得沈重,更难想像在这家庭里的每个人需背负多大的煎熬。(延伸阅读:单亲家庭:那些说不出口的担心和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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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透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姊姊的守护者”,来感受这议题的重量究竟有多重。也邀请您一起来思考:

干细胞在医学与生物科技上的研究已经日趋成熟,应用也多。可以预期得到在不久的将来,用干细胞复制器官、甚至是复制胚胎的生物医学技术不无可能会“商业化”,您认为会引发哪些伦理议题?


 

“姊姊的守护者”改编自茱迪皮考特同名畅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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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是在基因实验室里被配对出来,以拯救患有白血病(俗称血癌)的姊姊-凯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11 年来不断地捐脐带血、骨髓、干细胞给凯特,直到凯特因为肾功能衰竭、家人期待她可以捐一颗肾脏给姊姊。安娜找上名律师-亚历山大,对父母提出了告诉,申请要求“医疗自主权”,所以家里顿时间陷入风暴。

眼看着凯特的身体一天天虚弱,诉讼持续进行着,但是却爆出安娜提告父母背后的真相原来另有隐情。原先紧密的一家人,会一起经历哪些挑战?

有时我会想,凯特如果没有生病,我可能还飘在天上,等着和地上的某个身体结合;但无论意外与否,我都生下来了....


这是安娜很令人心疼的自白,也带着很深很深的无奈。

安娜与凯特姊妹俩的感情其实非常深笃,安娜也非常爱这唯一的姊姊。即便她知道:听从姊姊的话去提告爸妈、帮助姊姊终止永无止尽却又毫无生命尊严的医疗处遇,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与责难。

然而也因着非常爱姊姊,姊妹一路相伴的过程、让她感受到姊姊有多么辛苦,所以她愿意承受原不该是一个11 岁孩子所该承受的巨大压力与家人的误解。但事实上,她对姊姊“可能随时离开”的不舍,不在妈妈与爸爸之下。

事实上,就身为一个为救姊姊而被量身打造的“而言,她的复杂与矛盾情绪,也透过这样的过程,才有机会被家人看见,但更重要的是:也被她自己看见。

 

【救命手足的矛盾与纠结,需要被看见】
 

一个体贴的孩子,对家人的爱往往大过一切,因此心里对于身为“救命手足”的情绪内涵,不敢感受太多、太深,否则看待父母对自己的爱可能会衍生许多的质疑与扭曲,那要如何全心而专注的投入家庭关系、投入家人的爱里?

姊姊-凯特看到了!她知道自己终究会离开,而妹妹会留下,因此请妹妹帮忙提告的过程,不只是期盼终止对自己所施行、永无止尽的医疗行为,还有让妹妹-安娜有机会发声。

如果,不是凯特恳求安娜提告,希望安娜把它当作是爱姊姊、帮姊姊,安娜最后是否会出于自发而主动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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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凯特的委托,让“提告父母”这件事,不致成为安娜一生挥之不去的罪疚与自责,这是作为姊姊用来回报妹妹所送的最后礼物:除了把她带到这世界来,也送给她一个不会受到自责情绪所污染、能更单纯爱父母的理由。
 

杰西在法庭上对母亲脱口而出“大家都知道凯特快死了,妳只是太爱她,不想放她走”,也深刻描绘了家有重症亲人时,其他健康家人的矛盾心情。那种要同时面对“不舍”与“生命品质”的两难,我们往往习惯漠视“生命品质”,好让我们不用艰辛的面对“不舍”与“分离”。(延伸阅读:一不小心就是一辈子的遗憾,《大法官》最难的亲情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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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凯特对安娜所说“到尽头了!从现在起会越来越可怕,妈要割我切我、直到我变成植物人;缩成只剩下细胞了,她还要电醒我”则是重症患者本身很深沈的无力。他们同样要面对家人对他们的“不舍”,就算自己接受永无止尽的治疗过程再怎么痛苦,也不轻易放弃或主动结束自己毫无品质与尊严的生命,甚至连开口提“放弃急救/治疗”这件事的权力都没有。

当这样的两难,回荡在家庭或家族的空气中,这氛围总令人窒息。
 

【家庭系统的困境,往往需要重大事件的冲击来引动改变】

熟知家族治疗的心理专业工作者都明白,如果没有重大事件(如安娜提告父母)或是外部资源的介入,来引动系统的改变,家庭系统在这些力量纠葛与拉扯之下,往往是很难松动的。

至于杰西,同样也令人心疼。当家人全心投入陪伴、救治姊姊,忽略了杰西的语言障碍,没法分出多余心力来照顾家中另个也很需要投入关注的孩子。杰西回到家里,常常面对的是空荡荡的房子,而流连于街头。这个年纪的青少年加上这样的家庭结构,杰西其实很有“学坏的本钱”,然而他并没有,他“懂事地”的选择了“靠近”而非“远离”这个家。
 

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在这个家里面的另两个手足-杰西、安娜,并非生来就理所当然那么懂事,除了父母亲与学校从小的教养外,他们如何主观诠释与理解“家中有个生病的姊妹,爸妈全副精神投入在她身上”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家庭,精准点或许该说安娜与杰西的父母,其实很幸运,有这两个体贴懂事的小孩;但值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自我提醒:在大多数的家庭里,并非都是如此幸运。

姐姐的守护者,究竟是谁守护谁?是妹妹守护姐姐?姊姊守护妹妹?

还是,她们要守护的,其实是“这个家”。(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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