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的未来,女人迷认为有五个关键问题,从公共空间的性别友善设计到新移民配偶的适应问题,应该更被重视。


图片来源:三立电视台

女人迷的第一次文字即时转播,献给了台北市市长辩论会。这场台北市长辩论会在众所瞩目下结束,无论是候选人的申论、公民提问、交叉诘问,或是最后的结论,都让我们更了解两位候选人的思考脉络,跟未来着重的施政内容。

以往较少被提及的性别议题,在这次辩论会上有许多讨论的空间。公民提问团体台湾劳工阵线以及台湾防暴联盟都抛出了性别相关议题,两位候选人也回应了自己着重的观点,但要如何将性别平等的价值与内涵,融入市政业务中,以提升并确保不同性别间的平等与自由,仍是市长需要努力的方向。虽然两位候选人,都在辩论中对性别议题有所回答,也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提出相关政见,如连胜文提出了八大妇女政见,还有柯文哲主打公共褓姆政策,但针对双方的辩论以及政见,女人迷仍还有以下五个问题想要大声说:

一、女人大声说:不只有职业妇女要权益,家庭主妇也要被政策保障!

市长辩论中,台湾劳工阵线协会副理事长廖慧芳女士对连柯两人提出“如何提升妇女劳动参与,降低职场性别歧视”的提问,女性劳动权益的重视值得肯定,但针对连柯两人的答辩,如连胜文所提“妇女职场检验机制”或柯文哲肯定郝龙斌“性别平等办公室”的设立,仍多聚焦于女性公领域的职场表现,私领域的“家务劳动”仍被归于家庭分工,难入政见讨论之流,对多数人而言,“正经的”劳动是有酬的劳动,家务的分工仍被认为是“不正经”的。

外子从中科院退休后,陆续接手了一些原本隶属于我的工作,从那时起最常听到他的抱怨是:“今天先是去邮局、再到银行跟市场...,整天被这些琐琐碎碎的事给绊住,没办法做一件正经事。”在他还没退休前,那些他所谓“琐琐碎碎的事”,都是我挣扎着在课余时间包办,我可从来不认为那是无足轻重的“琐事”。[1]

以上是廖玉蕙在〈女人需要感激涕零吗〉一文中的独白,也是现在许多家庭主妇或职业妇女的心声,从这例子中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只关注女性在有酬劳动的权益,家庭现状的现实会被忽略:

在传统分工价值下,女性的劳动参与型态远比男性复杂,有如家庭主妇专职于家庭内的劳动,也有如大多数职业妇女得公私领域劳动兼顾,同时穿梭于家庭和职场之间,相较于男性,仅有少数女性可以完全投入职场,而不需要负担家务。

当做家事,以及生育下一代、照顾长辈等家务劳动,仍被归于女性的义务上时,家庭主妇与职业妇女的家务劳动始终没有得到应肯认的价值。我们仍会看见:家庭主妇被视为在家里闲置、没有工作的人口,开口向丈夫要钱还有被嫌弃的可能。而职业妇女除了在职场上有压力之外,回家还需要看管小孩、伺候公婆、以及成堆的家事要独自面对。不管是专职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妇女,家务劳动仍不关丈夫的事,丈夫只要负责拿钱回家就好,女人必须在家庭中单独去承受劳动的压力。

或许会有人说男性并非完全不分担家事,但台湾家务分工确实维持着明显的“男人的家事”、“女人的家事”的区隔:如煮饭洗碗、照顾公婆及小孩主要是太太的工作,而先生则负责家中的修缮工作。这种看似发挥各人所长的家务分工在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分配。不同的家务所需的精神、体力、及时间投入量有极大差异。这种在传统观念下被定义为“男人的家事”,如修理或电器换装等,并非经常发生,有时甚至可由他人代劳。[2]

因此,即使这项家务完全由丈夫承担,他们在家务中所投入的时间总量依然偏低。相对的,被定义为“女人的家事”的洗衣煮饭、照顾公婆及小孩,却是较费时、且经常要处理的。当大多数的丈夫不愿意多做这些“女人的家事”时,男性投入家务的时间量自然难以提高。

柯文哲的公共褓姆政见,要提供一个普及、平价、优质的公共保姆[3],和连胜文的派遣工权益政见,要让派遣工与正职人员的产假及育儿、家庭照顾假相同,同享性别工作平等法及劳基法规定之权益[4],此都与家务劳动有关,让政见维护妇女的权益从公领域到私领域,但如何扭转女性在家务劳动的从属地位,在两人辩论及政见中仍未能见到更细致讨论。(同场加映:阴性空间的情欲流动与主妇的叛逆

不管女性是如连胜文所言:“全职家庭主妇才是最辛苦的,是365天、24小时都无法请假的工作。”还是像柯文哲妻子陈佩琪说“我坚持做好家庭主妇与职场妇女该做的工作,我要骄傲的说,我是职场妇女,也是一个尽责、全年无休的家庭主妇。”我们都期待台北市能够成为一个重视女性家务劳动,让全职家庭主妇以及职业妇女都不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家庭的城市。

二、女人大声说:我们要的不只是工作,还有男女薪资要平等!

在双方的辩论及政见中,对于妇女劳动权益,同样没提到的除了家务劳动的问题之外,还有男女之间薪资差距的问题。根据台北市性别统计指标,女性可以支配的薪资所得只有男性的七到八成,且女性多担任服务及销售人员、助理,能升至主管及经理的就业比例仅占 7%,约为男性的一半[4]。除此之外,相关研究也指出,不管在哪种行业或哪种职业,女性平均薪资都比男性低。

这样的结果反映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与男性因从事职业与职位有别,而使得女性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男性。在职业选择上,许多职业在传统上被认为不适合女性进入:如工程师、医生、警察等,除了职业选择范围较男性狭隘外,而当女性进入行业之后,还有难以晋升至主管职位以及同工不同酬的挑战在等待着女性。而实际上,所谓的女性行业,所需要的技能、努力、责任和工作环境和男性的行业是一样的,但是她们的薪资就是比他们低,也常被认为无法担任领导者这重责大任。

许多实证研究证明,性别薪资差异反映某种程度的性别歧视,性别薪资差异就是性别歧视的形式的一种(Reskin,1991)。

现在妇女的就业率已较过去大幅提升,但伴随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仍不相信女人的能力,认为女性工作能力与领导能力一定比男性来得差?使得男女行业间仍具区隔:女性进入特定行业具有障碍、行业内的歧视仍存:女性无法担任高阶主管、两性之间同工不同酬,性别工作平等法已行之有年,但台北的薪资歧视状况却无大幅进步,我们想告诉两位候选人的是:女人要的不只是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我们也期待自己能在工作上与男人一样能够实现自己,薪资状况能够真实反映我们的“能力”!而不是反映着我们的“性别”!(你也会喜欢:从小地方改变大世界!富比世榜上有名的三位女创业家

三、女人大声说:公共空间够性别友善了吗?妇女与同志都要能自在做自己!

连胜文在妇女八大政见中曾言要每年至少投入两千万,营造友善妇女的公共空间,市府将规划民间“对妇女更友善的台北”提案平台,柯文哲在辩论中也肯认公共空间的设计应该要具性别友善的概念,可以参考台大医院委员会的设计。但双方都未就性别友善的公共空间实际设计方式,有更进一步阐述。

在我们生活的“公”共空间常常是为“男”性空间所设计。男人可以轻松自在的搭计程车、走夜路、自己在公园闲晃、评断街上的女人,一切都好似理所当然。但相较于男性,公共空间所呈现的讯息,却不断提醒女人自身性别的脆弱。对于性暴力的恐惧、性骚扰事件的频传、街上男人凝视的目光,让女人在独自搭计程车、走夜路回家、进入壅挤公车、漫无目的的逛公园的时候,会感到极为不自在。除此之外,相较于男厕,女性公厕的缺乏与脏乱,更是让女人在外出时无法自在解决生理需求,做为女人可以清楚感受到男人难以体会的公共空间对女性的敌意。(一起看看:为什么对女生而言街上并不安全?搭讪与性骚扰的一线之隔

在我们揭露公共空间是一个男性空间的同时,我们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异性恋空间,我们会依照异性恋价值下的男女形象,去判断一个人在公共空间下的举止是否合宜,我们本来以为公共空间是一个去性或无性的空间,可是透过日常生活中的重复表演与行为规范,却发现公共空间其实是异性恋空间。

在生活中我们常可看见这样的例子,穿着男性化的女性进入女性公厕被认为是“变态”的男性,又当异性恋者可以在街道上表演他们的异性恋欲望,并且认为理所当然的时候,同性恋者却只有在某些都市的边缘中才能表达自己作为同志的身份。

正如 Judith Butler 所直言:性/别乃是透过一系列身体形象与风格的反覆操演来完成的,透过群体规约、以及长时间的社会建构,来形成性/别意象的社会共识;而性/别空间也是──异性恋在公共场所如广场、捷运、电影院、以及公园板凳等地方,以亲吻、拥抱、牵手等等行为来“宣示”该场所是“属于异性恋的”,于是“异性恋式的”行止,就成为在公共空间惟一被认可的、合宜的行为模式,违反这种被异性恋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模式,会单纯因为“性别形象不符合社会期待”──而受到小如瞪视、白眼,大如驱赶逐出、甚至暴力相向的对待,来彰显异性恋空间的正当性。[6]

久而久之,同志的公共空间只具备了“因事件而短暂存在”的性质,可能是在暗巷、街角、深夜的公园等地,在同志的肉身接触结束后,就会转回“一般的公共空间”,大众完全看不见同志遗留下的任何痕迹,使得同志无法在大众面前永久、具鼓励性、依一般社会正常交往的出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志常仰赖自己的社群软体来联络彼此?此正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之外,异性恋可以大方在街头亲吻、表达爱恋与情欲,我们的公共空间却无法让同志如异性恋一般坦然展露自己的身份,使得“让同性恋可以彼此看见、彼此现身”的社会性目标成为妄想。

“个人即政治”,如何在公共环境的营造上,可以让性别光谱上的每一个人都自在做自己,是我们所期待看到的政见讨论。

四、女人大声说:台北市真的多元到愿意接纳新移民配偶了吗?新移民配偶不该只是城市的配角!

连胜文在辩论中,提及新移民配偶的工作媒合机制。柯文哲在辩论中肯认的“性别平等办公室”,范围也涵括就业经济与福利[7]。但对新移民配偶来说,在台湾的生活真的没那么容易。这些外籍女孩在嫁来台湾前,多半会对婚姻抱持着一种憧憬与幻想,以为台湾有多么的美好。可是,后来来到台湾,却发现现实远比想像来得令人恐惧。

当台湾女性较过去相比,能够进一步从家庭中解放,有些家户内的劳动和生育开始由外籍配偶取代。但她们的身份常被贴上标签:作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或因假结婚而成为性工作者,新移民被物化,此种状况也使她们在台湾社会得不到基本的尊重,而遭受贬抑。这些只身来台的新移民,背负着夫家生养后代的责任,还必须独自面对教育和文化、语言的隔阂、人际关系的适应问题等。

根据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台北市的外籍配偶人数已达三万五千多人,且出乎一般人观念之外的是:依据移民署调查,这些外籍配偶不仅要负担生育、教养孩子的大任,还有六成的新移民配偶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但这些新移民配偶的收入却远低于台湾人的最低工资[8]。

试着想想:你到一个文化及语言不通的国家,嫁给一个婚前几乎只见过一次面的丈夫,除了生养小孩之外,因为丈夫的社会条件不佳,你还必须去赚钱,以微薄的收入养家,同时忍受外界对你“生产工具”以及“来台湾敛财”的歧视,更甚至婆家将你视为买来的私人物品,不准你有自己的社交生活,你会怎么办?

这是很多新移民配偶在台所遇到的困境,连胜文在辩论中,说要帮助新住民的妇民进入职场,但其实台北市现行机制中,就业服务处已经有提供新移民配偶求职服务以及职业训练[9]。真正的问题症结点在于新移民配偶所背负的负面歧视,认为她们来自贫穷落后国家,因此雇主以及社会对她们的能力有所质疑,从事的工作也只能以低阶服务业为主。

当台北市还没多元开放到愿意接纳新移民配偶以前,这样的歧视结构仍存,新移民配偶在台生活的困境就不会消失。如何设计一个更友善的新移民环境,让新移民配偶能更自在融入这城市,并真正发挥自己所长,是台北市性别议题的另一重要议题。

五、女人大声说:拒绝性别暴力!我们要安心又健康的爱情!

连胜文在政见中承诺要保障受暴妇女的安置,但性别暴力的相关问题绝对不只是安置可以解决。先看看以下这些新闻标题:〈恒春姐弟恋情杀 女遭刀刺伤〉、〈不满被提分手 老翁砍死女友〉、〈城隍庙血案 恐怖情人杀前女友〉、〈求复合不成 男持刀杀女教师〉,这些都是短短一星期多内新闻有报导的性别暴力案件[10],在台面下没被公众知道的性别暴力仍不可胜数。

根据台北市性别统计指标,在台北市妇女受到家庭暴力的比例逐年增加,去年已攀升到一年六千多件,除了在家庭体制下的暴力之外,最近备受瞩目的媒体报导,从台大生情杀案到老翁割情妇五官案,我们可以看见情侣之间的性别暴力也仍盘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性别暴力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存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大家没有自觉。

在传统的性别角色中,女性一直被是为男性的附属物,性别暴力正是男性占有女性的极致权力展现,因为女性只要好好在家中扮演好妈妈、好太太、好媳妇的完美女人,而谁在乎她们自我的主体性?纵使需要,最好都是为了家庭及子女的照顾。

然而一旦妇女遭受暴力伤害,不论是性侵害、性骚扰或是家庭暴力,社会大众却只会责备她们不够勇敢,为什么无法抵抗对方或离开暴力环境。而妇女如果真能勇于跳出来指控加害者时,社会可能又提出她们是一个“真的被害人”吗?还是只是故意扩大感情纠纷呢?对于“受暴女性”这个名词,社会大众无法定断清晰的形象,使得我们在生活中常纵容性别暴力的发生。(推荐阅读:无所不在的强暴文化 Rape Culture

连胜文在辩论中有提及受暴妇女的安置,但其实已有许多民间妇女团体,如励馨基金会已有相关措施,庇护为妇女保护网络中重要一环,攸关着妇女是否会再回到受虐环境,但在连胜文论述中,我们没看见但同等重要的是:如何让女性从性别暴力解放后,能有一个更安心的环境,如就业辅导机制、孩子托育、司法协助等。

又现在分手暴力不分阶级、年龄层出不穷,危险情人的占有思维仍存在着整个父权架构之下:“我不能容忍她再找别的情人,我实在太爱她了”、“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得不到”。情杀,反映着社会情感教育与性别意识缺乏。

当性别暴力成为社会新闻的常态时,我们该做的不应只有惋惜或自保,而是要进一步反省“爱与暴力一线之隔”的男性文化,并重视情感教育与性别意识的养成,从而建立起好聚好散的分手文化,还有分手暴力通报机制又该如何顺利运行?事前教育与事后通报与辅导的双轨并行,是我们期待未来台北市长能够看见的,才能够让女性脱离男性权力的掌控,而不再被视为感情中男性的附属物,分开就有遭受伤害的可能。(同场加映: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好姐妹如何保护你

当我们开始关心性别议题,就代表性别议题不再处于市政边缘,而能够从角落走出来,被大众所讨论以及检视。藉由这五个问题,我们想要告诉两位台北市长候选人:在性别议题上面,女性要的绝不只有生养小孩或有一份工作那么简单!性别政策不该只局限在如何让女人可以更轻松养育后代,也不是简单的生育补助就代表了全部的性别政见,我们的社会中仍存在着多样的性别面貌:单身职业妇女、新移民配偶、同志、家庭主妇、受暴妇女等,都真实地存在这个城市,需要我们的关注。

除了心灵以及感情议题之外,女人迷也希望藉由女人迷政治频道,让大家了解:“个人即政治。”在这土地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都依赖政治保障我们。政治不只是在国会里打架或是投票而已,每一个人都是微小但重要的改变力量,现在就是我们发声,让改变发生的时刻。

 

文字:Hype Lab / Fantine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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