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文章里提到苏娃达。几天后,米夏尔的学生威立从柏林南下到慕尼黑练习功夫。很久没有碰面,星期六晚上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和威立到义大利餐厅一起用餐。威立我三年前碰过一次,当时我跟着米夏尔到柏林一起参加功夫研讨会,到机场接机的就是威立。

威力那时开着一部白色福斯两门小车,副驾驶座后方玻璃窗的玻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塑胶布,还有很多很多的胶带,看得出来主人很细心地想要用其他材质取代遗失的玻璃。塑胶布在我耳边鼓鼓地随着呼啸车身而过的风吹胀着。威立说,车窗在一年前被打破了,还没有机会修。

威立的私事和这个人我不认识,对我而言他只是一位学习功夫的学生。用餐过后大家喝卡布奇诺聊天,米夏尔问威立最近生活可好,威立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

“四年前和我太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她用我的名义欠下了将近有五万一千欧元的款项,加上赡养费和我儿子女儿的教养费,根本负担不来,索性把工作辞了,领政府失业救济金。师父,你知道吗?真是可笑,就算我一天兼三份工作不眠不休,我的所得会比领救济金更少,政府会把我的工作所得全部掏出去还债哪。”

“第一年我前妻因为我付不出钱,恶意地不让我和孩子们碰面,持续了两个月,我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后来好不容易她改变心意,有一次我上门接小孩子,我女儿那个时候才一岁,还需要包尿布,我前妻竟然连换洗的衣物和尿布奶粉都不给,她说如果我要看小孩就必须自己负担小孩子的零花。我当时摸摸口袋竟然连一毛钱都没有,我跑到市政单位求救,请他们给我一点钱至少让我买尿布和牛奶。”

“后来没有多久,我前妻结交了一位法国男友,儿子跟我说,这位法国叔叔会打他和妹妹,我打电话问我前妻,前妻竟然帮着那个男人说谎,孩子们身上伤痕累累,做爸爸的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报警,后来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让那个男人俯首认罪。那又如何?孩子们已经被打了,我真想把所学的功夫拿出来好好修理一顿那个法国狗,但我也会因此而惹上麻烦。”(这里是转述威立当时的说词,并没有种族歧视或是人身攻击的意思。)

“我的双手就像被捆绑着,没有办法替我的孩子们做一点事,我也不想我的孩子们认为他们的老爸是一个只会逃避的懦夫,但是一个双手被捆绑的爸爸又能如何呢?”

我才联想为何威立的车窗还没有机会(钱)修理。

苏娃达和威立的例子,我想在德国是很常见的。他们被捆绑的双手必须等到最小一个孩子满十八岁成人为止才松脱(可是如果小孩子一直念书,就算念到25岁,还是得继续给付生活津贴,直到小孩子就业为止),苏娃达一家四口还要等十年,威立要等十三年。在这之前,他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家人过好一点的生活。

有些时候我一直想着苏娃达和威立的困境,他们的幸福正被捆绑着,无法松脱。知道了他们的故事,我的心也揪着,无法轻松。很多时候我们身处自己的困境,整天埋怨不休,但是请看看他们的故事,至少我们的双手是自由的,我们的心灵没有被禁锢着,摸摸口袋至少还有几毛钱,看到喜欢的流行事物我们可以马上打包回家,有些人家有两部以上的私家车,有的人一年可以让自己和家人到其他国家度假旅游。

至少,我们的幸福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