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any 挺教育编按
如果你不知道谁是马拉拉,请来看看!马拉拉,一个勇敢替女性权益发言的女孩,16岁,她已经挺身而进,对抗塔利班强权,为了维护女性受教育权,受到子弹威胁她也不怕。“我有受教育的权利,我有玩乐、唱歌、去市集的权利,我也有表达诉求的权利。”她小小的身体里,有着好大的力量。而其实我们能做的,也远比我们想像的多。我们想邀请你来听听以下马拉拉自述的奋斗故事!(延伸阅读:学会失败就成功,看六个成功女性的故事


 

我是马拉拉,一位因争取教育而被枪杀的女孩。

献给所有受到不正义对待却只能保持缄默的女孩。 我们同心协力,别人就会听见。

我来自一个于午夜建国的国家。然而在我生死交关时,时间不过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上学后,就再也没回家了。我被塔利班份子开枪击中,接着我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被飞机载离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再也不会返回故乡了,但我心里确信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被迫离开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早上当我睁开双眼,我渴望能见到放满我的物品的那个旧房间,有我满地的衣服,还有架上陈列着学校颁发的奖状。但是我却是身在一个跟我亲爱的祖国巴基斯坦、我的故乡史瓦特河谷有五个小时时差的国家。你能想像的便利这里一应俱全。每个水龙头都有自来水,冷热水任君选择;不论昼夜,控制灯光只需要按下开关,不需要用油灯;也不需要先去市集搬瓦斯桶回来接煮饭用的炉子。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现代,甚至只要拆开包装就有熟食可吃。

当我站在窗边往外看,能看见高楼大厦,长长的道路上,车阵井然有序地移动着。树丛和草皮都修剪得整整齐齐,还有平坦的人行道供人行走。我闭上眼睛,有那么一刻我像是回到我的河谷了——山头白雪霭霭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湛蓝的河流——一想到史瓦特(Swat)的人们,我的心就会愉快地微笑。我的心思带着我回到学校,和我的老师还有同学团聚。我见到我最好的朋友莫妮芭,我们坐下来一起聊天谈笑,好像我从没离开过一样。

接着我想起来我现在人在英国伯明罕。

一切都在2012年10月9日这天改变了。这天并不是什么太美好的日子,因为刚好是学校的大考日,不过书呆子如我,我并不像有些同学感觉考试是什么大事。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往常搭着色彩缤纷、喷着废气的黄包车队,每台车上挤着五到六个女孩子,来到狭窄泥泞的哈杰巴巴路(Haji Baba Road)。自从塔利班时期以来,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里,铜制的大门上毫无装饰,让人看不出围墙内有着什么东西。

对我们女孩子来说,那扇门就像是一道魔法之门,通往我们专属的世界。我们鱼贯进入后,便立刻揭开头纱,就像清风把云朵吹开,好让阳光可以洒落一样,接着我们会快步走上楼梯。楼梯上方是一个开放的庭院,有好几扇门通往不同的教室。我们把书包留在教室里,然后在天空下聚集进行早祷。我们背对着群山立正。一个女孩发号施令:“Assaan bash!”就是“稍息!”然 后我们就鞋跟相扣,答应道“真主阿拉!”接着她说:“Hoo she yar!”也就是“注意!”,我们会再次鞋跟相扣答道“真主阿拉!”

这间学校是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创办的,上方的墙面用红色与白色的颜料骄傲地漆上“卡须尔学校”。十五岁的我们念九年级的课程,每个星期有六个早上要去上学,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Urdu)文法;用英文格言像是“欲速则不达”写故事,或是画血液循环的图表——我大多数的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像谁会把这样的事看成是一种威胁。然而学校的门外,不只是有史瓦特的主要城镇明戈拉(Mingora)的吵杂和疯狂,还有许多像塔利班份子那样,认为女孩子不应该上学的人。

这天早上一如往常,只稍稍比平常晚了一点。因为是大考期间,所以上学时间不是八点,而是九点,这样蛮好,因为我不喜欢早起,而我就可以睡到鸡鸣和宣礼人早祷的呼唤声过后再起床。

我长形的房间位在我们家最前方,里面仅有的家具是一张床和一个橱柜,这个橱柜是用我在替河谷地区争取和平与女性受教权时所获得的奖金买下来的。其中有几格架上,放满了我在班上得到第一名的金色塑胶奖杯和奖牌。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但从去年开始,我跟着其他女孩一起搭黄包车上学,再搭公车回家。我开始搭公车是因为我的母亲不敢让我独自走在路上。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有些登在报上,有些是其他人传来的小纸条或留言。我的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没特别针对过一个小女孩。我更担心的是塔利班分子会把我父亲设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他总是发言反抗他们。我父亲的密友,同时也是他抗争的战友萨伊德卡汗,八月时在前往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大家都跟我父亲说:“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延伸阅读:力争上游!九个女孩的求学梦

我们家这条街道,车子无法开进,所以我回家时,会在马路旁的小溪边下车,穿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我总觉得如果有人要攻击我,肯定是在阶梯上。我和我父亲一样是个爱幻想的人,有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心思会飘走,然后我就会想像回家时,在那段阶梯上会有恐怖分子跳出来朝我开枪。我预想着我会怎么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来打他,但我想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和恐怖分子又有什么两样呢。

最好还是央求饶命:“好吧,要开枪你就开吧,但请先听我说完。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子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会在晚上睡觉前去确认大门是否有锁好,并问真主,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什么事都会告诉我最好的朋友莫妮芭。我们从小就住在同一条街上,而且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好朋友,我们分享彼此的一切,像是小贾斯丁的歌和暮光之城的电影,还有最好的亮颜面霜。她的梦想是成为时尚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的,所以她告诉大家她想当医生。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子若真有机会工作,也很难能从事老师或医生以外的职业。我则不同——我从未隐瞒当我从想当医生,变成想当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若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莫妮芭总是能发觉。“别担心,”我跟她说,“塔利班分子从没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当公车来的时候,我们用跑的下阶梯。车上挤着二十个女学生和三个老师。我当时坐在左边,莫妮芭和另一个小我们一年级的女孩,夏息雅.拉姆赞分别坐在我的两侧,我们手上抱着大考的资料夹,书包则放在脚下。

在那之后的事,我都有点模糊了。我记得卡车里又热又黏。天凉的日子迟来了,只有在很远的兴都库什山脉上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我们坐的后座没有窗户,只盖上了时不时会飘开的塑胶布,塑胶布严重发黄,上面还满布尘土,没办法看到外面。我们只能从后面看见一些蓝天的痕迹和一瞥太阳,在那个时候,太阳像个黄色的球体,漂浮在漫天的风沙之中。

我记得公车一如往常在大路上的检查哨右转,经过废弃的板球场。然后我就不记得任何事情了。在我对自己被开枪攻击的想像里,我的父亲也在公车上,他也跟我一起中枪了,到处都是人,我四处寻找我的父亲。而事实是我们的车突然停了。在我们左手边是长满杂草的希尔.穆罕默德卡汗墓园,他是史瓦特第一任经济部长。右手边是零食工厂。我们应该在离检查哨不超过两百公尺远的地方。

我们看不见前方,但一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服装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要车子停下。

“这是卡须尔学校的校车吗?”他问司机。

学校的名字就写在车身上,乌西曼大哥心想这是什么蠢问题。“是的。”他说。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资讯。”那个男子说道。

“那你该去办公室。”乌西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名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走到车身后方。“妳看,又是记者来要求采访了。”莫妮芭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争取女性受教权和抗议像塔利班分子这一类的人想把我们隐藏起来的事之后,便常常有记者来,甚至还有外国人,但是从没像这样找到路边来的。

那个男子戴着一顶宽沿帽,拿着手帕盖着口鼻,好像他得了流感一样。他看起来像是个大学生。接着他一跃跳上车尾,直接往我们靠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但好几个女孩望向我的方向。我是唯一没有把脸包裹起来的女孩。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放声尖叫。莫妮芭告诉我,我当时紧紧捏着她的手。

我的朋友们说,那个男子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左耳射出。我往前瘫倒到莫妮芭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流出,所以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身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息雅的左手。第三枪从卡内.丽雅兹的左肩进入她的右上臂。

我的朋友们后来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等我们到医院时,我的一头长发还有莫妮芭的大腿已经满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我是马拉拉,这是我的故事。

 

【马拉拉档案】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普什图文:ملاله یوسفزۍ‎,Malālah Yūsafzay,Malala Yousafzai,1997年7月12日),又译为玛拉拉.尤苏芙札,是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斯瓦特县 Mingora 城的一名学生,以争取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而闻名。马拉拉通过部落格介绍她和朋友们在塔利班政权下的生活,后来赢得巴基斯坦第一届全国青年和平奖。

马拉拉致力争取巴基斯坦妇女教育权利的马拉拉是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之一,虽然最后落选,但马拉拉争取教育的精神已经鼓舞了不少巴基斯坦的人心。(延伸阅读:给她一个学习的态度与环境

2012年10月9日,马拉拉在乘校车回家途中,遭到塔利班枪手企图暗杀,头部和颈部中枪,一度情况危殆。其后被转送到英国治疗,并在2013年1月4日出院。为表彰马拉拉不畏塔利班威胁、积极为巴基斯坦女童争取受教育权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联合国于2012年11月10日表示,将每年的7月12日(马拉拉生日)定为“马拉拉日”(Malala Day)。

马拉拉的父亲说

她是世界的女儿,将自己奉献给这个社会。

看一个女孩最纯粹的声音,如何撼动世界,我是马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