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大国瑞典，亲属可共享高达 480 个工作天的有薪育婴假，却没有给一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所，也没有保母文化，有人认为政策扼杀了女性创业的可能性，一起看瑞典社会福利背后，那些你没看到的事！
文｜瑞典刘先生/ David Liu
瑞典育婴假是否扼杀女性培育出独角兽新创的机会？
“想要创建一个能成功吸引大型投资公司的新创事业，妳就该考虑雇用保母。”这是知名的瑞典投资人PJ Pärson，在今年五月时于一场女性商业论坛上的言论。
当时他被问到为何以男女平权为傲的瑞典，仍无法培育出由女性创办的独角兽新创（市值破十亿美元的新创公司）。
想当然尔，这样的发言立刻引起台下的上百名女性议论，并且议题发酵，在商界引起一阵讨论，连国家电视台都在节目中为此进行辩论。
创业和保母有什么关联？
PJ 认为长久以来，瑞典坚持孩子就要父母自己养的传统家庭文化，和现代社会里的高压创业环境，是水火不容、难以共存的。以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创业毕竟不是家家酒，责任也不如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轻松。
创业就像是打一场战役，没有休息的时间，在你争我夺的有限资源环境里，你少工作一点，就代表着别人有更多机会能超越你。
因此，在这场探讨女性在商界发展的论坛上，PJ 被问到为何瑞典的女性创业家，仍然无法孕育出独角兽公司时，他语出惊人地表示，瑞典的慷慨育婴假制度，可能是原因之一。
身为福利大国的瑞典，有着全世界最慷慨的育婴假政策，亲属双方可共享高达 480 个工作天的有薪育婴假，虽然每对亲属的休假时间可自行决定，但通常女性的休假时间更长；瑞典也因此没有给一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所、也没有许多已开发国家盛行的保母文化。
“在瑞典或北欧以外的女性创业家通常是更拚命的”PJ 在台上如是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创造了许多社会期望，认为女性应该在生完孩子后在家待九个月。”他因此建议有志于建立成功新创的女性创办人要“考虑请保母”，并在生产完后全心全意工作。
“如果美国的女性决定在家待超过八周，她们通常会被视为懒惰”他说。
他的发言点出了两个问题：
1. 女性在生产完后便回到职场继续打拚，有问题吗？
2. 而若选择在家当个全职家庭主妇，不好吗？
在瑞典的社会期待与中庸内敛文化内，很显然地认为，这两种极端都应该要被避免。
相较于许多已开发国家鼓励女性持续投入职场，瑞典反而更加强调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女性应该要能在职场上呼风唤雨，但回到家后又能全心陪伴孩子成长。
但这样的美意，反倒成了压力，更创造出了瑞典女性必须要内外兼顾的完美社会期待。
这让我想到了在前一个公司的女性主管 L，她是公司的北欧区总经理，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先生是位成功的生意人，两人在斯德哥尔摩风景如画的富人区，经营着成功典范的瑞典富人模范生活。
然而 L 经常忙得焦头烂额、一脸疲态；就算家里已经有位全职保母，她还是必须要在好妈妈和好主管之间不断地忙碌奔波，努力地扮演好这两个角色，以证明女性可以完美地兼顾家庭与职场。
最终精疲力劲的她做出了选择，决定辞去工作，专心在家当个家庭主妇。
我问她，这个决定满意吗？她缓缓地说：“这是我为了孩子必须要做出的妥协。”当然我也没问，为什么不是她的先生牺牲事业成就家庭呢？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而透过工作关系认识的一位瑞典女性创业家 C，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成功的软体新创，吸引不少投资人关注，她自嘲说，每天从睡醒张开眼睛到睡前阖上眼睛之间都在工作，也因为她把大量时间投注在自己蒸蒸日上的新创事业上，没有工作以外的时间，四十出头的年纪未婚未育，“这是我刻意选择的人生和生活方式，我对自己负责”她边喝了一口酒边缓缓道来。
L 和 C 的例子，终究都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但有趣的是，这两个选项，都不会是瑞典社会期待下所鼓励的女性生活方式。
猜你想看：“九成女性愿意创业，却只有三成实践”女性创业者该怎么面对家庭与事业的拉扯？
和我一起周末早午餐、坐在我对面的瑞典男性好友 A 如是说：“我从小到大没看过身边的任何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连我的两个祖母都是职业妇女，国家经济需要全民参与，不论你是什么性别。”
坐在他对面的我，想着从小到大，身边确实有不少全职的家庭主妇，她们含辛茹苦地把家庭照顾得妥当，是很伟大的付出。但毕竟台湾与瑞典的文化相差甚大，而这大概就是为何瑞典的育婴假如此慷慨的原因吧。
若亲属两方都要全职工作，又不请保母，还有谁能照顾孩子呢？
不过当专业经理人毕竟和创业还是有不小的差别，一个是帮人工作、而另一个却是要为自己的事业全权负责，压力程度有所区别。
瑞典女性新创资金低于欧盟平均
以数据来说，瑞典过去几年投注在新创的资金当中，仅有 1% 进了由女性创办的新创公司，远低于欧盟平均。
PJ Pärson 认为是瑞典的女性太强调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而丧失了良机，但在现实商界里的真实情形又是如何呢？
在 PJ Pärson 的言论之后，有一位同样在瑞典创投界的年轻女性 Julia Delin 撰文投稿社论。她表示认同 PJ Pärson 的看法，并也表示，创投事业不是慈善事业，想要获得大笔的资金投注，就必须要让投资人确定你有能力百分之百付出。
她认为问题的症结点在于瑞典社会并没有创造一个让父母可以放心寻求协助的健康环境，却指望父母能完全靠自己和育婴假就能达到事业与家庭两头兼顾。
而却也有七位女性创业家的联合社论，直接地点出 PJ Pärson 代表了瑞典最大的创投公司之一，其直接针对女性进行指导的言论令人感到不解与惧怕；并表示女性创业家需要的不是保母，而是更多的爸爸能同理心支持另一半的事业（We need more daddies not nannies）。
这整起事件，其实是再一次地凸显出瑞典文化与大多数已开发国家的主流文化，难以相容的例子。
瑞典身为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国家，虽然是个自由市场，但在经济发展上仍带有集体主义的影子，譬如设下严格的规范以保护劳工的权益，而慷慨的育婴假便是其中之一；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人为本，认为政府的资源以及社会的共识，都应该趋向保护有需要帮助的人；还要确保国家能继续运转。
然而，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拥有人均独角兽数量全球第二高的美誉，仅次于美国矽谷，是欧陆国家当中的新创重要基地。
要新创事业能成长茁壮，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注；而投资人的眼光是锐利的，他们在创业家身上找寻的并不是好父母的榜样，而是具有创造出下一个特斯拉或 Uber 的全力冲刺特质。
在我打这篇文章的此刻，咖啡店里刚好有两位妈妈在聊天，伴随在他们左右的是两辆婴儿车，里面有着熟睡的婴儿。她们谈论着孕育新生儿的疲倦，以及不想面对未来要回到职场，同时要继续照顾孩子的挣扎。
“我之前没有想过会这么累”，其中一位妈妈对同伴诉苦。
不管是在福利国家还是资本社会，每个社会或多或少，都会想要型塑出他们需要你成为的那个样子，而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满足那个期待。
国家的每个政策后面，也都会有一群因为无法满足期待而挣扎甚至被牺牲的人们。
或许，当我们在思考女性创业家，到底需不需要保母的同时，忘了问她们到底真正需要什么。她们到底是需要保母呢，还是需要一个能跳脱选择和指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