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克里夫兰诚恳家日报》发起竞赛，寻找理想身材的女性，千人参与，却无人得到美丽的认证。所谓美貌与社会期待存在什么关联，身处其中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各自拥有的美丽？
美貌的神话
一九四五年九月，《克里夫兰诚恳家日报》（ClevelandPlainDealer）以“妳是典型的女人诺玛吗？（AreyouNorma,TypicalWoman）为标题，发起了一场竞赛。
参赛者须递交身体部位的尺寸，包含身高、体重，乃至胸围、臀围、腰围、大腿、小腿和脚部的尺寸。
这项竞赛的目的是要找到最符合性学专家罗伯特．狄金森（RobertL.Dickinson）和雕塑家亚伯拉罕．贝尔斯（AbramBelskie）在一九四二年创作的女性塑像。
狄金森和贝尔斯基两人联手创作的男女雕像〈诺曼与诺玛〉（NormmanandNorma），既综合了统计学上的平均数值，也是一个理型的身体。他们的身体是根据成千上万美国男男女女的测量数据打造而成，所以他们应该足以代表美国人的正常体格。
但这两座雕塑都是基于一组精挑细选的样本：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岁，身体健康的美国人，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样本几乎是白人。
这对雕塑在对外展示时，说明牌上甚至写着“美国本土白人”，这个动作进一步强化了正常的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关联，同时将欧洲殖民前的美国原住民从历史中抹去。
这项比赛最终吸引了将近四千名妇女参加，但却没有一个人能精准符合诺玛的身材。
冠军玛莎．史基摩（MarthaSkidmore）充其量只是数值最接近诺玛的人。虽然诺玛呈现了美国人的平均体形以及理想身材，但事实证明，诺玛这个人完全是虚构的。遗憾的是，这个启示却没有颠覆人们对女性美貌的理想。
早在诺玛出现之前，我们对女性外表的要求就比要求男性严格许多。十九世纪，在精神病院稽查员造访伯利恒皇家医院时，若他们见到衣衫不整的女性患者，通常会将此状况评为不合格。
这不表示男性住民衣衫不整的比例较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同一套标准来评判男性的外表；在当时的英国，同样是披头散发或不戴帽子出门，和男性相比，人们往往认为这更能显示女性的精神状态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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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玛莎．史基摩是一九四五年“诺玛”明星脸比赛获胜冠军，她与综合平均身材的雕塑“诺玛”合影。
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都有意识到这种双重标准。在一九八〇年代长大的我，知道我的男性朋友并不用面对那些加诸在女孩身上的社会期待。三岁时，我坚持自己不叫莎拉，而叫马克。
我透过这种方式作为对社会期待的抵抗。我当时最喜欢的衣物是一条紫色的领带，但后来被我朋友保罗偷走了。
在上小学前，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约定，除了不得不穿上讨人厌的校服外，我们永远不会穿上裙子或洋装。我也很气学校老师，因为她每次都要班上“强壮的男生”帮她搬教室里的东西，但我们那时明明才六岁，班上有很多也一样强壮的女孩。
八岁的时候，我被告知，因为我是个女孩，所以不适合在学校踢足球，那种挫败感又更内化了。我愈来愈希望自己可以是个男孩。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更把房间里的镜子面向墙壁。
我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衬衫和松垮垮的 T 恤，好遮掩我所厌恶的身体，但那时是颓废摇滚风潮的尾声，所以也没人注意到我有什么不一样。
一直到我二十几岁时，我才开始审视我人生中，性别和外表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许并不是我的身体不正常，也许问题出在这个世界如何对待女性，或甚至出在性别这个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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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九〇年代以来，许多研究显示，在西方世界中，女性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已经成为了“常态”。
大多数女性会在意自己的外表，这种在意则游荡于符合正常值（我的衣服尺码是否标准？）和达到理想值（我的皮肤、头发或牙齿是否完美）之间。当然，男性也会对他们的外表感到焦虑，许多人对外貌的恐惧甚至超出了这种二元的性别概念。
对那些并非生来就是女性的女性来说，这种对外貌的期待更加棘手，而对非二元性别的人来说，社会上对性别的态度可能又更加刺眼。然而，外貌仍无可避免地和性别息息相关。
法兰西斯．高顿有项“美容”实验，实验对象想当然耳是女性，而非男性。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法兰西斯．高顿收藏中，馆方将一对“计数器”谨慎地收在地下室的收纳柜里。
在我提到高顿“令人毛骨悚然的美容手套”时，馆长立刻知道我在说哪件藏品。
这副时髦的皮手套经过高顿改造设计，所以他能在暗中计数：左手手套的拇指处有根针，而其他四只手指则缝上一块毛毡垫。
高顿在毛毡垫上放了一张纸片，在用拇指上的针头戳记在不同手指处，就可以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记录他所看到的事物。根据高顿的门徒卡尔．波尔森说，高顿的座右铭是“只要有机会，你就计数”，这有点像是《芝麻街》（SesameStreet）里的吸血鬼。
在高顿决定对全英国女性的相对美貌评分时，这对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手套便派上用场。这位知名的统计学家开始站在各个城市的街口，只要有女性经过时，他在口袋里的手就开始掐指记录，看上去十分可疑。高顿对女性的美貌进行分级，从具有吸引力、平凡无奇到令人生厌。
在这个完全主观的研究基础上，高顿企图绘制一张英国美女地图，不过最后终究因故从未完成。尽管没有完成这张地图，高顿最后仍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他家乡伦敦的女性长相最为美丽动人，而亚伯丁妇女的长相则面目可憎。
伦敦靓女的发型、妆容和服饰比起耐风吹日晒的渔港时尚还要吸引这位天龙绅士，并不让人意外。然而，亲爱的法兰西斯没有被逮捕，这才真的是个奇迹。
虽然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有点低级，但在科学领域中对女性的物化，不该归咎于高顿的个人行为。
他只是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科学家倾向认为，女性与生俱来的主场就是在家里生儿育女。由此一来，年轻女性主要的功能就是吸引未来的丈夫，所以她们的美貌才有演化上的价值。
自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以来，我们对美貌和和正常外表的想法，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已经改变很多。
大多数的人都不认为自己像骏马一样受人育种，也不追求完美的绝对角度，或许还认为坐在双层公车的上层，或剪短发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女性”做出这样的行为却是惊世骇俗。
关于美貌的文化观也产生变化。一九九九年，印度成为世界上出产最多美女的超级大国。在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〇年间，有五位印度女性获得了“环球小姐”和“世界小姐”的桂冠，南亚地区也出现了新兴的美容产业。
然而，今日的审美标准仍在颂扬白人的体形和身材。印度模特儿为了追求“骨感白人的标准”，变得更加纤瘦。
在世界整容之都―南韩，美白保养品和整容手术俨然已成为一笔大好生意，年轻女性们都纷纷将她们的脸部漂白成“理想”的白皙肤色。
而在整个西方世界，女性透过化妆、整容手术或减肥节食来改变自己身材的比例仍高于男性。
事实上，研究证明这种情况在有色人种的女性之间更为明显，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在意自己的外貌。当黑人女学生因为顶着一头自然蓬松的卷发（而没有把头发烫成像白人一样的柔滑顺直发丝）而被学校遣送回家时，这赤裸地提醒我们殖民主义遗毒仍持续将西方外貌视
为理想的标准。两个世纪以来的科学种族主义将白人妇女设定为审美标准，这种文化习俗至今仍深植人心，我们往往也是下意识地持续这样思考。
图片｜在山谬．威尔斯的《新面相学》（New Physiognomy, 1867）中，用漫画素描的手法画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并以贬抑的方式和“布里姬．麦克壮汉”相对照。
本文摘自莎拉·查尼《我是一个正常人吗：两世纪以来对于正常人的追索，以及正常人为何不存在》，由大块文化出版授权转载，欲阅读完整作品，欢迎参考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