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克里夫兰诚恳家日报》发起竞赛,寻找理想身材的女性,千人参与,却无人得到美丽的认证。所谓美貌与社会期待存在什么关联,身处其中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各自拥有的美丽?

美貌的神话

一九四五年九月,《克里夫兰诚恳家日报》(ClevelandPlainDealer)以“妳是典型的女人诺玛吗?(AreyouNorma,TypicalWoman)为标题,发起了一场竞赛。

参赛者须递交身体部位的尺寸,包含身高、体重,乃至胸围、臀围、腰围、大腿、小腿和脚部的尺寸。

这项竞赛的目的是要找到最符合性学专家罗伯特.狄金森(RobertL.Dickinson)和雕塑家亚伯拉罕.贝尔斯(AbramBelskie)在一九四二年创作的女性塑像。

狄金森和贝尔斯基两人联手创作的男女雕像〈诺曼与诺玛〉(NormmanandNorma),既综合了统计学上的平均数值,也是一个理型的身体。他们的身体是根据成千上万美国男男女女的测量数据打造而成,所以他们应该足以代表美国人的正常体格。

但这两座雕塑都是基于一组精挑细选的样本: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岁,身体健康的美国人,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样本几乎是白人。

这对雕塑在对外展示时,说明牌上甚至写着“美国本土白人”,这个动作进一步强化了正常的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关联,同时将欧洲殖民前的美国原住民从历史中抹去。

这项比赛最终吸引了将近四千名妇女参加,但却没有一个人能精准符合诺玛的身材。

冠军玛莎.史基摩(MarthaSkidmore)充其量只是数值最接近诺玛的人。虽然诺玛呈现了美国人的平均体形以及理想身材,但事实证明,诺玛这个人完全是虚构的。遗憾的是,这个启示却没有颠覆人们对女性美貌的理想。

早在诺玛出现之前,我们对女性外表的要求就比要求男性严格许多。十九世纪,在精神病院稽查员造访伯利恒皇家医院时,若他们见到衣衫不整的女性患者,通常会将此状况评为不合格。

这不表示男性住民衣衫不整的比例较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同一套标准来评判男性的外表;在当时的英国,同样是披头散发或不戴帽子出门,和男性相比,人们往往认为这更能显示女性的精神状态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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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玛莎.史基摩是一九四五年“诺玛” 明星脸比赛获胜冠军,她与综合平均身材的雕塑“诺玛”合影。

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都有意识到这种双重标准。在一九八〇年代长大的我,知道我的男性朋友并不用面对那些加诸在女孩身上的社会期待。三岁时,我坚持自己不叫莎拉,而叫马克。

我透过这种方式作为对社会期待的抵抗。我当时最喜欢的衣物是一条紫色的领带,但后来被我朋友保罗偷走了。

在上小学前,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约定,除了不得不穿上讨人厌的校服外,我们永远不会穿上裙子或洋装。我也很气学校老师,因为她每次都要班上“强壮的男生”帮她搬教室里的东西,但我们那时明明才六岁,班上有很多也一样强壮的女孩。

八岁的时候,我被告知,因为我是个女孩,所以不适合在学校踢足球,那种挫败感又更内化了。我愈来愈希望自己可以是个男孩。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更把房间里的镜子面向墙壁。

我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衬衫和松垮垮的 T 恤,好遮掩我所厌恶的身体,但那时是颓废摇滚风潮的尾声,所以也没人注意到我有什么不一样。

一直到我二十几岁时,我才开始审视我人生中,性别和外表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许并不是我的身体不正常,也许问题出在这个世界如何对待女性,或甚至出在性别这个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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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九〇年代以来,许多研究显示,在西方世界中,女性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已经成为了“常态”。

大多数女性会在意自己的外表,这种在意则游荡于符合正常值(我的衣服尺码是否标准?)和达到理想值(我的皮肤、头发或牙齿是否完美)之间。当然,男性也会对他们的外表感到焦虑,许多人对外貌的恐惧甚至超出了这种二元的性别概念。

对那些并非生来就是女性的女性来说,这种对外貌的期待更加棘手,而对非二元性别的人来说,社会上对性别的态度可能又更加刺眼。然而,外貌仍无可避免地和性别息息相关。

法兰西斯.高顿有项“美容”实验,实验对象想当然耳是女性,而非男性。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法兰西斯.高顿收藏中,馆方将一对“计数器”谨慎地收在地下室的收纳柜里。

在我提到高顿“令人毛骨悚然的美容手套”时,馆长立刻知道我在说哪件藏品。

这副时髦的皮手套经过高顿改造设计,所以他能在暗中计数:左手手套的拇指处有根针,而其他四只手指则缝上一块毛毡垫。

高顿在毛毡垫上放了一张纸片,在用拇指上的针头戳记在不同手指处,就可以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记录他所看到的事物。根据高顿的门徒卡尔.波尔森说,高顿的座右铭是“只要有机会,你就计数”,这有点像是《芝麻街》(SesameStreet)里的吸血鬼。

在高顿决定对全英国女性的相对美貌评分时,这对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手套便派上用场。这位知名的统计学家开始站在各个城市的街口,只要有女性经过时,他在口袋里的手就开始掐指记录,看上去十分可疑。高顿对女性的美貌进行分级,从具有吸引力、平凡无奇到令人生厌。

在这个完全主观的研究基础上,高顿企图绘制一张英国美女地图,不过最后终究因故从未完成。尽管没有完成这张地图,高顿最后仍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他家乡伦敦的女性长相最为美丽动人,而亚伯丁妇女的长相则面目可憎。

伦敦靓女的发型、妆容和服饰比起耐风吹日晒的渔港时尚还要吸引这位天龙绅士,并不让人意外。然而,亲爱的法兰西斯没有被逮捕,这才真的是个奇迹。

虽然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有点低级,但在科学领域中对女性的物化,不该归咎于高顿的个人行为。

他只是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科学家倾向认为,女性与生俱来的主场就是在家里生儿育女。由此一来,年轻女性主要的功能就是吸引未来的丈夫,所以她们的美貌才有演化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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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以来,我们对美貌和和正常外表的想法,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已经改变很多。

大多数的人都不认为自己像骏马一样受人育种,也不追求完美的绝对角度,或许还认为坐在双层公车的上层,或剪短发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女性”做出这样的行为却是惊世骇俗。

关于美貌的文化观也产生变化。一九九九年,印度成为世界上出产最多美女的超级大国。在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〇年间,有五位印度女性获得了“环球小姐”和“世界小姐”的桂冠,南亚地区也出现了新兴的美容产业。

然而,今日的审美标准仍在颂扬白人的体形和身材。印度模特儿为了追求“骨感白人的标准”,变得更加纤瘦。

在世界整容之都―南韩,美白保养品和整容手术俨然已成为一笔大好生意,年轻女性们都纷纷将她们的脸部漂白成“理想”的白皙肤色。

而在整个西方世界,女性透过化妆、整容手术或减肥节食来改变自己身材的比例仍高于男性。

事实上,研究证明这种情况在有色人种的女性之间更为明显,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在意自己的外貌。当黑人女学生因为顶着一头自然蓬松的卷发(而没有把头发烫成像白人一样的柔滑顺直发丝)而被学校遣送回家时,这赤裸地提醒我们殖民主义遗毒仍持续将西方外貌视

为理想的标准。两个世纪以来的科学种族主义将白人妇女设定为审美标准,这种文化习俗至今仍深植人心,我们往往也是下意识地持续这样思考。

图片|在山谬.威尔斯的《新面相学》(New Physiognomy, 1867)中,用漫画素描的手法画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并以贬抑的方式和“布里姬.麦克壮汉”相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