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涂丰恩带我们回到早期欧洲,当时的医生对女性身体感到好奇却始终难以理解,直至第一次的女体解剖,揭开女体的神祕。

这是西方医学史上最着名的场景。古典欧式建筑的大厅中挤满了人,他们交头接耳,他们对着大厅张望、窥视。

和拥挤仓皇的人群不同,这幅图象的正中央,有三个特别的人物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最突兀的,大概是那坐在栏杆上的骷髅。他兀自坐着,带着一点恐怖。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因为他的出现而惊慌害怕。

人们所在意、谈论,和指指点点的,是骷髅左下方的那个男人。男人神情与他人完全无涉,不为身旁的吵杂所动。他双眼坚定地看着前方,彷佛就是看着我们。而顺着他的右手,我们会注意到简陋的桌上躺着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被解剖的女人。(同场加映:印度,女人

他们正在解剖一个女人。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医生Andreas Vesalius的作品《论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的封面。1514年出生于布鲁塞尔的Andreas Vesalius,在他29岁那年,出版了这本代表着作,以如此华丽繁复的面貌,让解剖学从此成为西方医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个戏剧性的场景,直到今天还能引发我们无限的想像:那个骷髅的出现,在暗示着什么吗?那个男人(也就是Andreas Vesalius自己),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吗?当然,还有那个女人。她是谁?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解剖台上?为什么是她?

如果我们翻阅《论人体构造》,观看其中大量的图片,最后一个问题就更显得意味深长。

在这本书中,附带许多描绘人体的绘画,以便解释人体构造。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姿态,沉思、摆动双手,或因为被吊起而呈现古怪的扭曲。可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都是男性。(也来看看:幸福的姿态─世界婚礼照片精选

既然如此,为何《论人体构造》的封面,解剖的却是一个女人?医学史家Katharine Park从这个对比中,看见了欧洲医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根据Katharine Park的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医生一向对女性身体感到好奇却又难以理解。因为它让人捉摸不定,让人困惑。因为这样的困惑,衍生出众多今天看来奇妙的言论。 比如有医生认为女性身体不过是男性的变形,阴道只是往体内长的阴茎;也有人提出子宫内部其实分成七个小房间,攸关产妇生男或生女。

女性的身体之所以神秘,还有另一个原因。传统上协助妇女进行医疗的,多是女性——比如产婆。这类在妇女之间代代相承的身体知识,男性无从理解也无从置喙,被排除在知识网络之外。(延伸阅读:从女性身体解放宿命:《伊底帕斯》

但从十四世纪开始,医学界对于女性身体的知识却出现了新的态度。女体依然是神秘的,但不再是不可解的。男医生甚至反过头来要质疑女性世界里的知识。在他们眼中,那些口耳相传的知识,或许不过是未经反省、充满谬误的臆测。

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Andreas Vesalius的解剖场景。当女性只能依赖传统智慧时,男性却开始用解剖来探索女性身体;当女性只能用记忆和口说来传递知识,男性却可以在贵族赞助下,将一己之医学理念印刷成书。

也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女性原本作为医疗者的角色,逐渐消散。她们成为被男性医生观察的对象,成为客体。她们不再拥有自己的知识,或对身体的解释权。

Katharine Park要我们注意画面中的另一个女性——也许是解剖台之外唯一的一个。一名隐身梁柱之后,包着头巾,极容易被忽略的人物。她在那里,专注地看着男医师解剖另一个女性。这彷佛暗示着,她,一个女性,和画面中其他男性一样,从此之后只能透过手握着解剖刀的男医生,来认识女性的身体——她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