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人鱼》引发的选角争议，再次掀起大众对美国影业关于选角的“政治正确”的讨论，一起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多元共融的价值！
文｜不是猫
《小美人鱼》真人版还未上映，就因选择荷莉贝莉（Halle Bailey）担任女主角而闹得沸沸扬扬。
支持选角的网友认为，是时候让迪士尼公主肤色更加多元了。网路上表达反对意见者也不少，除却对荷莉长相攻击的偏激言论外，最主要的论述认为：不再红发白肤的爱丽儿“毁了童年回忆”，推特上甚至出现“#NotMyAriel”（这不是我的爱丽儿）的标签。
对于网友的反应，导演罗伯马歇尔（Rob Marshall）表示始料未及，声称自己以为“早已过了需要面对这种想法的时代”，并且主张：就是因为还有这种声浪，这次的选角便具有重要性，且十分感人（touching）。
然而，“选角”真的如罗伯所说的这般简单吗？近年美国影业关于选角的“政治正确”声浪，确实成为了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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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与“公平”该如何兼顾？
导演罗伯为《小美人鱼》真人版做出解释，选择荷莉担任主角并无政治意图——他没有故意选择不同肤色的小美人鱼，全然是因甄试过“所有族裔”（every ethnicity）的演员后，发现荷莉符合爱丽儿的特质：“出奇坚强、热忱、美丽、聪慧、机智”并且“充满热情和喜悦”（“incredibly strong, passionate, beautiful, smart, clever,” and with “a great deal of fire and joy,”）。
然而，并非每部倡导 DEI 的电影都能如此为选角正当性挂保证，主张选角过程曾力求“公平”（equality），它们也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批判——尽管它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深受歧视的弱势族群勾勒出正面样貌，并改变了观众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
2015 年艾迪瑞德曼（Eddie Redmayne）因演出《丹麦女孩》莉莉爱尔博（Lili Elbe），这位世界纪录上首位进行性别重置手术者，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等多项最佳男主角提名。
在此之前，好莱坞卖座电影更倾向将跨性别者当作笑料，《丹麦女孩》不仅立意良善、获得一片好评，更成功开启了一扇窗，让观众对跨性别者有了初步且正面的认识。
尽管如此，艾迪瑞德曼却饱受批评，被指责身为顺性别者（cisgender）的他不该出演该角色。批评者认为，他剥夺了跨性别者（transgender）在好莱坞难能可贵的演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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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艾迪对这些批评回应道：当初接演该角色是一个“错误的决定”（a mistake）。许多中文新闻只将焦点放在他“承认错误”，却忽视他之所以认定那是个错误，并非因为“顿悟”顺性别演员不该饰演跨性别者，而是认为好莱坞在选角时没有给予所有人公平的机会（many people don’t have a chair at the table）。
于此同时，艾迪仍对自己在知名歌舞剧《酒店》（Cabaret）担任过去由 LGBTQ+ 演员出演的 Emcee 深具信心，鼓励批评者应该先看过表演再给予评价。显然，艾迪是更赞成演员应该以演技和对角色的尊重取胜的，而非基于性别认同或性倾向。
更近一点的实例，是刚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布兰登费雪（Brendan Fraser），他在《我的鲸鱼老爸》（The Whale）中，饰演一名272公斤、为同性恋人抛弃家庭的男人。
尽管演出后佳评如潮，布兰登和导演依旧面临质疑，甚至被贴上“肥胖恐惧症”（fatphobia）的标签，毕竟：为何不找真正的肥胖演员饰演此一角色，而选择让布兰登穿着肥胖套装（fatsuit）来出演？
无论艾迪瑞德曼或布兰登费雪，他们出色的演技在这两部电影中都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在少数族群及“政治正确”的眼光看来，“身份”或“认同”（identity）才是演出该角色的重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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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发现，选角要 100％符合“政治正确”是几乎不可能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微妙的矛盾：如果性别、种族、性别认同、性倾向，甚至是肤色、身材、有无罹病等，被各种少数族群认为是甄选角色时，应超越“演技”以作为评估的先决条件，那么是否有可能，导演们将会选出最政治正确，却不一定最能诠释该角色的演员呢？
保障“多元”（diversity）当然很重要，但若达成此目标或多或少要牺牲掉“公平”（equality）时，那我们所期待的 DEI 时代，真的能来临吗？
反思：演员之所以为演员
或许从曾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演员，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反思身份、认同与选角之间的关连性，以及当它们不相符时，是否必然会受到指责。
原名艾伦佩姬（Ellen Page）、现为艾略特佩吉（Elliot Page）的演员，2007 年以《鸿运当头》里意外怀孕的异性恋高中少女一角出名，该角色为她赢得了逾 20 座奖项。
2014 年他在公开演说中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2020 年则更改姓名，并坦承自己是跨性别男性。
艾略特在出柜演说中提到：“一个异性恋演员演同性恋角色会被称赞‘勇敢’，但一个同性恋演异性恋却不会获得相同的肯定。人们无法想像同性恋演员可以胜任。”
然而，他自己却做到了，他在《鸿运当头》中的朱诺（Juno）深具说服力，即便他一直以来都清楚自己不是异性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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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获得多项大奖提名及观众支持，出演的提摩西（Timothee Chalamet）更因此声名大噪。
当时，已出柜男同志的导演卢卡（Luca Guadagnino）面临同样的质疑：为何不找同性恋演出此角色？
卢卡对此毫不回避，身为男同志的他强调：首先，男同性恋者本来就具有个体多样性。
其次，Oliver（该片主角）是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人物，“真正的他”根本不存在世界上，批评者不应执着于此；最后，演员本来就该透过“表演”（act）来赋予角色生命。
要知道一个人有某段经历，不必然代表具备能力将心路历程忠实呈现在大银幕上；而缺乏某种心境或体验，也不一定会使演出缺乏说服力。我们讨论的这些剧情片，之所以与纪录片有所区隔，就是因为它是“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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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另外一个着名的例子：《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这部公认的好作品由李安担任导演，选择了两位异性恋男演员，饰演一对情爱纠葛了大半辈子的同性爱人。
因为他们的诠释，“断背”在台湾成为了同性恋的代名词之一，甚至在 2007 年被教育部公布为 171 个新词汇之一。
《断背山》说明了：电影之所以能感人并具有说服力，并非取决于拥有和角色完全相符的特质或认同，而在于“演”的人竭力体会并揣摩，如何表现、传达角色真正想带给观众的故事，这也是诠释角色者被称为“演员”的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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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融”的目标下，“回忆”是否该被尊重？
最后，我想来谈谈“毁了童年回忆”这件事。
最初获悉荷莉贝莉将演出《小美人鱼》时，我觉得黑人小女孩的雀跃：“妈妈，你看！她好像我！”真的很温馨，而“创造多元的童年回忆”更是我极度认同的目标。后来，我开始深思：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所热爱的回忆上，我是否也能如此“政治正确”地欣然面对？
我想起《Nana》这部极具时代代表性的漫画，如果它被翻拍为“Jenny & Jenni”之类的电影，并由白人演员饰演娜娜和奈奈，我能在第一时间就肯定它的多元性吗？
在一些依据事实改编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种族”会被更严正的检视，例如近年的《埃及艳后》，导演和演员必须提供具说服性的论述以示对历史人物的尊重。
然而，针对《小白人鱼》这种虚构故事，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在顾及“多元”和“公平”的同时，不制造对立、不阻碍“共融”（inclusion）的实践呢？
除了艾迪瑞德曼和导演卢卡对于“公平征选”的建议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先学着停止对好莱坞或迪士尼等美国影业的过度追捧。
它们的“太白”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即便现在竭力表现出对“多元”追求的政治正确，在立意良善之外，不可否认也蕴含着为商业利益而妥协的意味，《花木兰》里的福建土楼就是“做半套”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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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宝莱坞（Bollywood）吧！虽然这个近似好莱坞（Hollywood）的称呼令一些人诟病，但起码印度电影确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由在地人讲自己的故事，不仅保持文化脉络（cultural context），更让世界认识印度。
这样的作法，在近年获得越来越多“反向文化传播”的成功—从《心中的小星星》、《贫民百万富翁》、《我的名字叫可汗》、《三个傻瓜》到《我和我的冠军女儿》，没有一部不是观众耳熟能详、口碑与票房兼具的影片。
韩国亦是如此，而且其更加全面性、计画性地打入国际市场，从电影、影集，以至于 K-pop，我们可以发现欧美国家对韩国（甚至于亚洲）的逐渐改观，从“东亚病夫”到“被追捧的偶像”，其实也不过是短短的十数年。
对于美国影业的监督是必要的—毕竟在殖民化（colon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下，美国中心主义仍透过电影等娱乐深深影响着我们。但一味期待别人来圆满我们的回忆，倒不如自己创造。
至于《小美人鱼》会否“毁了童年回忆”？荷莉贝莉是否“#NotMyAriel”？何妨等电影上映后，再公平地讨论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