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男、小三等词汇，反应出什么价值观？谈现代社会对“正当亲密关系”的严厉审查

面对“小三、渣男”的代名词指称，当不符合一对一的亲密关系想像，就有可能被指认问题！但这些“不一样”是不是也与同婚相同，也是平权战场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看读者投稿的 Bobo 怎么看待现代社会的亲密议题？

文｜Bobo

现代人广为认同的自由浪漫爱，其实历史非常短暂。

过往在西方世界，爱情的概念是对上帝之爱，或是家人间的合作夥伴之爱。

然而 18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破坏了原本作为共同经济体的家庭；当人们获取收入的方式是“离开家里进入工厂上班、贩售个人劳力”时，就使家庭的意义有了巨大转变，它从此转变为获取亲密关系与幸福的手段。

故而进入婚姻前的異性恋关系，开始转为浪漫爱形式，形成“追求命中之唯一对象，并对其投射浓烈情感以成就生命”之意义。这样浪漫爱的婚姻连续体的想像，由西方传播进來，影响我们甚深。

渣男、小三等词汇，反应出什么样的社会意识？

而此种爱情／婚姻具有一种危险的正典性，我们可以从下述典范爱情／婚姻所创造出的污名化词汇略見一二，这些词汇内涵了怎样的预设价值？

渣男：违逆一对一关系的烂男人。
小三：破坏一对一关系的加害者。
娼妓、出來卖的：商业化的性关系（显然与浪漫爱无关），其实践个体具有肮脏、下贱等贬义性质。

而性别关系中的褒义性，描述亦如是。如：“花花公子找到真爱，浪子回头进入婚姻。”暗示了不进入一对一关系的男人，在遇見实践浪漫爱之对象后“长大、改过自新”，并走向人生该有的“下一阶段”。

上述这些都在在描绘了，现代社会中肯认的亲密关系，具有特定样貌：强制一对一独占性、非交易的性、浪漫爱婚姻连续体之想像。

同时这也成为一种霸权，意味着只有这样的爱情／婚姻关系，具有正典性，其余都将被打入不合格的范畴；同时，社会的监控系统，以一种严厉的二元化方式审查，将生命百态，以非人性化地区隔好或坏的亲密关系／性关系。

国家本无权干涉人民的爱／欲结合，然现行之婚姻体制，却是背道而驰，使不符合其正典之边缘生命被贬抑、阶级化，成为次等之民众。

卡维波认为，终结不合理的社会制度，该由已实践逾矩的污名主体们，共同反抗。

1988 年，他曾提出在台湾有“兩种人”是没有婚权的，即同性恋与公娼（当时的台湾仍有公娼）。

这是因为前者会动摇婚姻制度的異性恋假设与性别角色（爸爸是男生，妈妈是女生，且二者扮演之家庭角色不同）；后者则动摇了婚姻制度的排他性（已婚公娼的工作，将使自己与嫖客触犯通奸罪），故而双双被禁止。

幸运的是，随着时代变迁，台湾社会样态也有些许松动：继 2019 年通过《同婚法》后，也于 2020 年宣布通奸罪因违宪失效。

污名主体以运动的方式，撼动了既有的社会霸权。遗憾的是，卡维波所设想的公娼结婚权，并未和同志婚权一并实现。虽然通奸法废除，然而在社会政策的推动下，导致台湾在 2022 的今天，已无任何合法之公娼馆。

笔者深信，要撼动既有之体制，需要不同的污名主体，以不同的角度出发，來挑战既有之性／性别制度。

如同性婚姻对既有婚姻体制之冲击，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价值，不该被诠释为“服膺于異性恋一对一排他性关系的主流价值，使致再度边缘化了不符合其价值的群体”；它是挑战既有价值体系的其中一步（挑战婚姻的異性恋预设），但不会是终结。

而娼妓合法化，则会为社会带來更大的挑战：

我们对于“好的性”的想像究竟为何？或者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好的”标准吗？

所以，当我们拒绝反娼，我们其实是在拒绝什么？

我们拒绝的是以强制二元化的方式区隔好与坏。

我们拒绝透过性／性别制度再造出一种阶级，将公民强行画出三六九等。

娼权，是另一个与同婚同样重要的平权战场。

我们将以此挑战既有之道德、社会文化与制度，试图孕育出新的社会想像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