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周刊报导揭露台版 N 号 房事件。300 多位受害者遭骗取性私密影像，连同个人资料被当商品贩售。为什么父权体制会让部分男性认为，自己有资格窃取女孩的“性”？面对令人发指的犯罪，除了害怕与无力之外，我们能不能突破行动，在恐惧中产生力量？
2018 年韩国 N 号房事件震惊世界，令人愤怒又害怕，同时庆幸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台湾，好像得以与恶，保持了一段距离。
但性暴力就像洪水，漫过时间与空间，从未在世界任何角落停止，包含台湾。
2022 年 7 月 27 日，镜周刊报导《青春炼狱：网路猎骗性私密影像事件簿》，揭露台版 N 号 房事件。
高达 300 多位受害者遭骗取性私密影像，连同社群帐号、学校班级等个人资讯，被标上编号与价格，在网路上当商品贩售。
犯罪者“Airdrop5”以连续诈骗手法，与付费色情论坛“创意私房”合作、贩售盈利。这样大规模、系统性，甚至产业化的数位性暴力犯罪，正真实在台湾上演。
图片｜Photo by Clint Patterson on Unsplash
我们想问，为什么父权体制会让部分男性认为，自己有资格窃取女孩的“性”，并反过来羞辱她？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鼓吹了这种权力感？
而面对令人发指的犯罪事件，除了害怕与无力之外，我们能不能突破行动，在恐惧中产生力量？
父权体制认定女性是理所当然的付出者，包含了性
报导中揭露的犯罪手法，是锁定 IG 或抖音上小有名气的网红，以 5 小时 2 万元，高薪的聊天工作吸引上钩。在聊天的过程里，顾客要求网红裸露、摆出性感姿势。
因事前保证已签定保密协定，确保私密影像不会外露，女孩们虽有担心，还是配合演出。但当影像一送出，帐号却立刻遭到封锁，不但没有拿到酬劳，还发现自己的私密影像被制成商品。
原来一开始，这就是有计画性的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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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售者不承认他是以诈骗手法取得影像，反而宣称这些女性是接受他的“调教”、“开发”，论坛中的会员也会喊着：“求上车！”“大大真是神！到底怎么调教的？”
一搭一唱，商人与消费者犹如一个邪教，将女孩们架上祭坛，越看她受苦，众人越庆贺，彷佛一场胜利。
这样集体的发狂，不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为他人带来伤害，源自父权主义刻意要让男性认为，窃取女性的性，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凯特・曼恩在《不只是厌女》中指出，男性并不是把女性物品化了，她们当然也是人类同胞。“但是女性可能不是单纯的人类同胞，而是被当成‘人类付出者’（human givers）。”这些付出包含了照顾、安慰、关心、情绪、生殖劳动，当然还有性。
在父权的规则里，男性是主体的、强势的、索取的，女性需要配合这套剧本出演，那个客体的、弱势的、付出者的角色，整套机制才有可能运作下去。
所以男性对于性、女体的猎取，并不觉得奇怪，反而受到鼓吹，每一次跟喊：“求上车！”都是彰显了自己是符合父权规范下，主动而阳刚的进取者。
社会告诉他，你有这样的“资格”，不管是透过诈骗、权势、金钱、暴力任何手法，你都被允许去夺取女性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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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了性还要反过来羞辱妳：受威胁的阳刚文化与厌女情结
这套“我强妳弱”的剧本上演了千年，在近几十年受到女性主义挑战，男性气概、阳刚文化备感威胁，遂渐渐集结成厌女情节，形成各种反扑。
镜周刊在报导中提到，遭外流影像的女性，在线上与线下的生活都遭到骚扰，不时收到性羞辱讯息，或是路人以影片中的关键字辱骂她。
政大传播学院副教授方念萱，指出这些加害者不只满足欲望，更是在彰显权力：“他（犯罪者）的娱乐已经不只是要看肉体，是要有控制权。受害者在真实世界，妳在明处，他在暗处，妳不晓得他知道妳的一切，他们看到妳的影像就知道妳如厕、知道妳上床。”
方念萱副教授在《这是爱女，也是厌女》中，进一步分析这种现象，来自于男性对大众场域里，越来越显而易见的女性身影和音量，备感压力，使他们的男子气概大受胁迫。
“因此以一种自我防卫的、反应式的言行在数位平台上，以私密影像、数位骚扰、公开羞辱、乃至于报复色情的方式泄漏女性个人资讯，遂行他们认为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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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夺得了性，还要反过来羞辱妳，告诉妳我看过了，告诉妳我知道是妳，就是为了让妳知道：“妳不该拥有这样的权利。”
性是我主导的，妳只能是满足我的客体！
妳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我有权夺取并评价妳！
话语权是我们的，妳只能在一旁乖乖闭上嘴！
金钱和权力也是我的，妳只能因此被骗，但最后妳根本不会拥有！
因此在整个犯罪结构里，上传影片的人不只不会受到责难，还会被崇拜。
曾破获二大色情论坛的警员张坤宪，在报导中表示：“原创者不会只做一次，一定不断用同样手法犯罪，累积很多被害者。也许是为了卖钱，但通常不只为了卖钱，而是他们小圈子的荣耀，被称为神、大大，那样子的虚名很有吸引力。”
他们被视为阳刚文化的守护者，被害者都是该被降服的罪人。
跳脱父权剧本，找回能动性与脆弱性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越来越灰心丧志，对于世界感到愤怒与失望。许多人在观看报导时，也逐渐感受到的窒息与哀伤，自己好像变得无力，无法做点什么。
但在报导的最后，几位具名揭露事件的女孩，开始不再退缩躲藏。在经历过恐惧、痛苦，甚至尝试自杀后，选择公开她们就是影像中的人物，用自己的方式，说出这些故事。
淯淯在 IG 帐号上与粉丝分享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并选填了自己想读的大学科系，即使那会让她接触到很多人；王岚剪去头发，学起泰拳，笑着说将来某一天，“我要好好去痛扁他们。”；如厕画面被偷拍贩售，同样也是女人迷创作者的张希慈，多次在专栏揭露遭遇性暴力的经验，并且发起《安心如厕计画》。
希慈告诉大家：“那影片永远会在，但是你还是原本的你，不会因为被看到了几次，就变成比较不好，或是没有价值的人。”
“其实他们真的可以什么都没有拿走，但我们要去跟他们拿回正义，你为什么觉得可以看？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影响吗？”
我不是只能哭哭啼啼，我也不是就这样忘了，只是我不再受制于你的剧本，被迫演出一个哭哭啼啼的角色。我很心碎我很痛苦，但我的生命还在继续，我要为自己活着。
图片｜《安心如厕计画》
好像被压进水里快要溺死的头，突然获得了力量弹出水面，大口呼吸，女孩们展现出了受害者的“能动性”。
政治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晓丹，在《这是爱女，也是厌女》第十一章〈重读性暴力受害者：改写能动性与脆弱性的意义〉，指出当受害者展现出能动性，就是抵抗阳刚文化，突破二元对立化约论的行动。
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父权体制的根本运作逻辑，就是二元对立：男性／女性、阳刚／柔弱、夺取／付出、加害／受害。
传统想像里的受害者，应是柔弱、无力的，只能带着忧伤低落的情绪，待在受害者的位置。受害者可以获得同情与怜悯，但却恰恰抹煞了受害者本身的主体性。
所以跳脱父权体制的箝制，就要让受害者发现自己身上的能动性——“你有权诠释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你是你自己故事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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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能动性，不是要受害者变得阳刚，因为这样又是落入父权的圈套。而是像这次事件中的女孩一样，“拥抱脆弱性”，承认我被骗了、我受伤了、我很难过。
不是全然的无力或阳刚，不选择站在两极的哪一端，而是站到中间，真实地与那个脆弱却同时又有韧性的我，站在一起。
就好像在向父权宣告：“你不是我要对抗的人，我无意站在你的对立面，因为那代表我又落入你设定的剧本，扮演一个受控的配角。我过我自己的人生，为自己而行动，为自己而哭而笑，而快乐而失落。”
此次报导中令人感到欣慰的另一件事，是协助揭露整起事件之一的吴振维，当他意外取得论坛连结，发现这正是一个犯罪现场，当即决定协助受害者搜证揭露。身为一个男性，他并未成为父权体制的帮凶，而是能够感受他人痛苦，并付诸行动改变。
因此我们也发现，父权体制不是绝对，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出选择。
不再只是无力受害、担忧窜逃，让我们转过身来狠狠看清，整个父权体制运作的模式吧！反过来从我们的角度“赋权”，活出独立版本的故事。
台版 N 号房事件，将不再只是恐怖的受害故事，因为从此以后，我们都是有力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