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6 月 24 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成为首个收回堕胎权的国家，对女体的箝制倒退 50 年。女性的身体，为何会被他人决定？
1969 年，一位已经生了两胎的德州妇女珍．罗（Jane Roe）再度怀孕。她不想要这个孩子，但德州法律规定“只有危及孕妇生命时才可以堕胎”。她寻求密医的帮助，但这家密医已经被查获而关闭。
逼不得已之下，她向德州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提起告诉。这个案子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后在 1973 年，法官们投票认定德州的法律违宪。
这就是着名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
图片｜纪录片《又称珍罗》剧照
罗诉韦德案被视为妇女自主权的里程碑，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可了妇女在生育这件事上，依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在最高法院的意见书里，将孕程分为三个阶段：前三个月，各州政府不得以任何法律管制堕胎；三到六个月，州政府可以管制堕胎，但只可以基于妇女的健康而非胎儿的权利；六个月以后，胎儿已经有了独立于母体存活的能力，各州政府才可以在不损害母体健康的情况下，管制堕胎。
这个判例说明了，女人不只是母亲、不只是胎儿的载体，在怀孕的过程中，她可能太晚发现、犹豫不决，因为个人意愿、心智成熟、伴侣配合度、经济条件等原因而中止孕程。而这些可能性都是被尊重的。判例试图在妇女对身体的掌控、对人生的抉择，以及胎儿作为未来的一条生命之间，做出平衡。
而从原告珍・罗的故事里，我们更可以看见，如果妇女实在无力承担一条新生命，严厉的法律并不会吓阻她中止妊娠的举动，只会逼使她采取可能伤害身体、甚至殒命的行为。
图片｜纪录片《又称珍罗》剧照
罗诉韦德案的推翻，为何让人痛心？
将近 20 年后，最高法院在计画生育联合会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取消了罗诉韦德案中三阶段的分期，将妇女可以自由意志堕胎的期限宽限到 24 周（六个月）。因为胎儿在 6 个月之前必须依赖母亲才能生存，此时应该以母亲的意志为优先。
正因如此，2022 年 6 月 24 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森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的决议中，一举推翻了前两案才如此令人震惊。这个决议使得“是否禁止堕胎”的权力被交回各州州政府的手上。这在非常看重前例的美国法律体系来说，是一件非常少见、也因而格外让人震撼的决议。
罗诉韦德案的推翻让人痛心，因为它显示出一个以民主立国的国家，却认为它的宪法不保障女性身体的自由。一部以人权为基础的宪法，却宣称女性堕胎的权益并不被纳入其中。
最高法院的决议，不只在理念上伤害了美国、乃至世界的妇女，在实务上，我们也都明白需要堕胎的妇女在未来必须面对什么：已经有 13 个州设立了“触发法令”，一旦罗诉韦德案被推翻，新的堕胎法令将会立刻生效。
还有 9 个州依旧保有 1973 年以前的堕胎法令，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之后，这些将近 50 年前对母职的想像、对女体的箝制又立刻合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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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切肤之痛，不该是玩弄法令的手段
不仅有法令的虎视眈眈，这场最高法院的判例，原本就是许多人有意为之。阿拉巴马州早在 2019 年就制订了“心跳法案”，规定胎儿满六周之后因“有了心跳”，除非会对母体健康产生致命影响，否则即使是受到侵害导致的怀孕，也不得堕胎。2021 年的德州、2022 年的爱荷华州也依此相继立法。
六周是什么概念？是月经晚来两周，就不能再堕胎的意思。然而很多女性的经期未必每个月都准确，周期也未必一致，这显示出立法者对女体的无知。
他们无知的除了女体，还有医学。心跳法案的规定很扣人心弦，因为他们认为胎儿六周就有心跳，既然有心跳就算是一条生命。然而美国妇产科总会早就出来说明，六周的胚胎根本还没有心脏，测到的跳动并不是心跳。但这一点也没影响反堕胎派的自我感动。
而在阿拉巴马州立法的当下，舆论就已经指出，该法不合理的规定“连受到侵害都不能堕胎”，其目的并不是要通过这项法律，州政府其实是透过让人无法忍受的严苛法条逼使反对方上诉，最终达到使最高法院重新讨论，进而推翻罗诉韦德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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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任内恰逢替补几位过世、退休大法官的机会，在保守派眼中，逐渐占优势的大法官分布，正是一个夺回堕胎权的天赐良机。
在这些人眼中，妇女堕胎必须承受的身心压力、受到性暴力乃至怀孕致使的巨变和煎熬，都是他们轻易玩弄于指掌、渲染于文字的手段。
他们不在乎光是提出“受暴也不得堕胎”这几个字，可能就已经伤害了多少曾经遭受侵害的妇女。他们也不在乎，以极端的法律逼使重新释宪的过程中对妇女的处境、感受、社会的氛围造成什么影响。他们想要的，是拿回界定生命、评断价值、掌控女体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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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法案的荒谬，离台湾人并不遥远
美国妇女即将面临的处境，台湾人并不陌生。2019 年，有团体提出 8 周后禁止堕胎的公投提案。当时卫福部陈时中部长邀请医师和妇女代表座谈，并说出“又不是公投的人要生”这句大快人心的话。最终这个提案经由中选会举办听证之后驳回。
罗诉韦德案推翻的新闻传到台湾，也引发了不同回响。支持限制堕胎一方常见的说法是：难道想让女人“不负责任乱玩然后堕胎吗”？真的想要堕胎难道不能去其他民主州吗？
这样的说法预设了所有的女性，都具备一定程度的性教育知识、对性行为过程的掌控权、以及一定程度的经济能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 2017 年，川普签署一项命令，禁止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给支持堕胎的国外非政府组织时，舆论就已经指出：“世界上各个支持堕胎计画的组织提供服务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求助无门的低收入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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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妇女不一定具有充足的避孕措施和避孕产品，社经地位较低的情况下，往往也在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当丈夫或男伴坚决不愿意采取避孕措施时，她们往往必须独力承担生养孩子的健康风险和经济压力。因此堕胎成为了她们“不幸中奖”之后的最后自救手段。
在美国境内同样存在一部分，经济能力无法负担跨州就医的女性，她们的权益又该由谁来保障呢？
在这些现身说法的案例里，我们会发现“不负责任乱玩”的通常不是女性，但女性却必须要承受堕胎随之而来的健康风险和心理压力。且不说任何一种堕胎方式都存在的可能致死或不孕的风险，台湾的都市传说“婴灵”，更如影随形使曾经堕胎或担忧怀孕的妇女备受煎熬。
更进一步要讨论的是，如果我们预设了这些必须堕胎的女性都是“不负责任乱玩”，那为什么我们又同时相信她们已经做好准备，承担养育、教养一个孩子的母职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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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堕胎的限制，预设了需要堕胎的女性都是对身体、对生命不能负责的无行为能力人。认为她们既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欲，又不能为情欲的结果担责，而且还不能意识到“杀生”的残忍和痛苦，又不能在跟医师充分沟通，理解堕胎风险后做出理性的决定。
因此才必须要基于健康和负责的态度，为女性的堕胎行为处处设限。
然而，这样一个无行为能力人，一旦瓜熟蒂落，又被期待要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耐操劳、有爱心、善教化，为国家培育未来的栋梁。试问这样矛盾的期待，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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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充足性教育、孕期妇女工作权的保障开始
诚然，要把一个受孕着床、眼见会成为生命的胎儿处理掉，是一个光听就觉得残酷的行为。但我相信，任何一位接受过或必须接受堕胎手术的妇女，心里的煎熬一定超过旁观者百倍。如果支持生命派真的爱护、尊重胎儿的存活权益，或许可以由此开始：
- 我们是否为青少年提供充足的性教育和避孕知识，让他们在还没准备好做父母前，可以避免制造出，必须被终止妊娠的无辜小生命？
- 我们是否愿意一起提倡孕期妇女的工作权益、改善职场环境和社会氛围，让职场妈妈不必承担母职惩罚？
- 我们能不能一起推动“父职”的概念，让育龄妇女感受到，即使她必须在孕期承担许多身心压力，但生下孩子之后，她将会得到充分的支援，孩子也会得到双亲充足的关怀？
- 我们有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福利和认养机制，让无力扶养的妇女有管道送养她的孩子，那么即使她依然必须承受怀孕生产之苦，她还是愿意让这个孩子活下来？
如果上述这些议题，我们都愿意为之奋斗，那么，我们才真正配得上称作“爱护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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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诉韦德案的推翻，也许是对话的开始
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许多人怀念过世的女性主义象征、大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RBG）。她在世的时候，因为年事已高又身患癌症，有些人建议她应该在欧巴马任内退休，以免下一任总统上任后会提拔保守派的法官。她拒绝了。当时她并没有说明理由。
在此时此刻，公然宣称堕胎不道德的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Vivian Coney Barrett）取代金斯伯格之后，当年人们担忧的原因成为现实。我却更愿意用金斯伯格的一段话来回应这个时代：
“我不认为我们会再走上老路——当你想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改变、女人已经做到了多少事。我进入法学院时，全美的女律师少于 3%，现在女律师占了一半。我在大学和法学院里从来没遇过女老师。改变是无比巨大的，我们的进展已经多到没办法再回头了。”
我不认为我们会再走上老路——当你想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改变、女人已经做到了多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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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诉韦德案就像香槟酒的软木塞，把塞子拔掉，气体才能喷涌出来。把限制解开之后，我们反而有机会看见有这么多歧出的意见，这么多的误解和定见。那么，我们也许才有机会重新对话和沟通，弭平那些曾经被法案和决议遮挡住的阴影和裂缝。
而我们也许也有机会看见，这五十年来世界的变化，也许已经远超当年立法者的认知，对于女性的自主和生命的尊重，其实早蔓生出许多更温暖的看法和可能性。
沟通也许从来就不只是为了那些与你的立场截然相反的人，你想要打动的，其实是那些没有想过、有些误会、有些局限、以为与我无关的，站在中间的人。这篇文章就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写出来的。
我愿意相信，更多的女性个体化差异的揭露、更多触动人心的故事、更仔细的辨析和论述，终究能指向更多理解，和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