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选书｜跨性别是变性人吗？那些容易被遗忘的“非二元”性别权益

多数人会误会跨性别既是变性人，但变性只是跨性别改变生理结构的一种方法。对于目前大多数国家政策的落实，跨性别只有透过“性别重置手术”才能“正式”转性别，点出了跨性别群体的困境。或许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跨性别群体能在生活日常里，更加自在地表现自我，无需为他们的性别认同感到抱歉。

跨性别是变性人吗？

谈到“跨性别”（transgender），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个词等同于“变性人”，但在当代的理解中，“变性”（sex reassignment）只是跨性别人士改变生理结构的一种方式，当事人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才是判断该人是否属于跨性别的依据。

也因为个人性别认同是跨性别这项分类的基础，大致上我们可以说跨性别人士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有别于生理性别，也因此我们能看到跨性别人士在生活中透过服饰、妆容、举止来展演不同的性别；若对于自身生理性别有更强烈的排斥或不适感，一些跨性别人士可能会透过“性别重置手术”来转变自身的法定性别。

在大部分国家，包含台湾，唯有透过手术才能让自己在法律上（如证件上）转变为其他性别。

尽管如此，跨性别在所有性少数中是少数中的少数。

论及性少数，多数大众可能会聚焦在同性恋，对于双性恋、泛性恋、无性恋、跨性别或甚至其他非二元性别（non-binary gender）人士的认知并不多，这也容易导致当代大众在谈论多元性别权益时容易忽略这些“少数中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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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湾为例，中央政府正式于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合法化同性婚姻，这是台湾社会非常大的进步，不但开创亚洲先河，更引起全球瞩目。

虽然法律保障了同样生理性别的婚姻权利，但在社会中，许多人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不限于传统的二分法。

此外，尽管婚姻关系是当代社会制度很重的运作基础，然而所谓的权益保障也不应只局限于婚姻关系，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加包容不同的性别气质、性别认同、性别展演，是我们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后更须重视的范畴。

在台湾的性别权益发展史中，跨性别权益较晚得到关注。在目前的中华民国法律中，跨性别的概念并不存在，法律运作的基础仍以传统生理二元性别为主，变更性别也是建立在生理特征的基础上。

一九八八年，政府订定变更法定性别的相关户政办法，其中规定变性须有两名精神科医师的评估及诊断。当年变性的要件为建立另一性别的生殖器官构造，然而在二○○八年，在民间团体的倡议下，政府修改规定为移除原性别腺体即可符合转换性别的标准。

尽管新标准对于欲转换生理性别的人士较为友善，但若要更进一步保障跨性别人士的权益，只聚焦于生理构造的转变是远远不够的。

在跨性别议题上，空间权益一直以来未能获得足够重视。在台湾的生活环境中，许多空间以性别作为划分基础，例如洗手间、宿舍大多以二元的生理性别作为区分使用者的依据。

假设跨性别人士基于自身的性别认同，选择了与社会大众认知相异的性别空间（如公共厕所），轻则遭受侧目，重则可能遭到言语侮辱或肢体袭击，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甚至可能导致跨性别人士难以在公共场合做自己。

有鉴于此，许多政府机关、学校及企业开始设立“性别友善厕所”（all-gender restrooms），期待透过不分性别的洗手间设计，让所有使用者都能在独立、隐蔽的环境中如厕。

目前欧美多国，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已取消性别重置手术作为变更法定性别的条件，让跨性别人士不再为自觉不相容的生理性别困扰，以符合个人认同的法定性别在生活中表现自我。

除此之外，部分国家修法则朝向超脱二元性别的框架，让第三性（third gender）成为人们的选项，例如目前英国、德国、澳洲、纽西兰允许公民采用“X性”作为证件资料，不像多数国家要求所有人必须从两个性别中作出选择。

看待跨性别权益一事，我们不能只关注法律面向，生活中的“机会平等”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对于跨性别人士是否友善的指标。

机会平等通常衡量个人基于其身分、背景在社会中所能获得的机会差异，例如部分职务若多由特定性别人士担任，社会中很可能就会有较严重的机会不平等。在台湾，唐凤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在西方，跨性别人士出任比利时副总理都是跨性别人士在社会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象征。

然而个案并无法被视为通案，在社会上，传统二元性别中的不平等仍旧存在，更何况社会对于多元性别的不谅解、不尊重，以及机会方面的不均等都还是你我，甚至全球社会，必须持续改变的现象。

同婚合法保障了同志的婚姻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LGBT 权益是我们必须持续努力改善及保障的？

为了理解方便，我们总是喜欢分类人群，但其实“分类”这个行为可能会为当事人带来伤害，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被他人分类”的结果。

面对性别认同的分类也是如此，尊重对方对自身性别认同的诠释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