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领军在国际上和疫情抗衡,在职场上却承受失业的风险,在家庭里无偿育儿时数也日益增加。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达到真正的性别平等?

  • “喂,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 “喂喂,你有在说话吗?”
  • “你能不能在聊天室里让我知道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 “其他夥伴是不是和你一起在办公室呢?没看到他们在萤幕里。”

过去两年,你也曾在加入线上会议时,说过或听过以上任何一句话吗?

这些都是这两年来,很多人常听到的对白。过去两年的工作模式在疫情面前迅速转换,我们从 100% 的办公室工作形态,为了和疫情抗衡还有和人们保持距离,开始走向远距、居家、或是混合式工作模式。

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也渐渐地开始模糊起来,远距或是居家办公的我们,对于该在什么时候按下休息键,有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而女性,是在这条界限上更加小心游走的一群人。

PwC Taiwan 在《2021全球女性工作指数报告》披露,在疫情之下,24 个 OECD 国家的女性失业率比 2019 年多出了 3%。其中一个原因可被归咎于社会里原本就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多在需要人与人接触的服务业上班,突如其来的疫情造成工作模式的转换,面对无法拥有居家办公的选项,女性只能选择离开职场(PwC, 2021; “How Covid-19”, 2021)。

又或是,传统思想仍在。疫情带来的在“事业或家庭”两者二择一的困境之中,多是女性需要承担无偿育儿一职。资诚(2021)的研究也提供了数据证明,女性在无偿育儿这一块投注的时间平均每周远超过男性 7.7 小时。

7.7 小时的育儿时刻,对于无需离开职场、居家办公的女性群体,等同于在做着两份正职(PwC, 2021)。疫情的来袭、学校停课、很多育儿场所也关闭,无处可去的孩童们,成了居家办公父母的同事。

而在居家办公的情境下,或许还是依循旧时方法,担子落在女性身上,由母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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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领军与疫情抗衡,失业率与家庭照顾时数却攀升

在家之外,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或许你也会承认,是由女性举起手来撑起半边天。

例如,在疫情初期表现出色的地方例如台湾、芬兰、纽西兰和德国,均由女性领导,她们的超前部署也带来了较低的死亡率(Henley,2020)。而在新冠肺炎疫苗开发的路上,也是由所女性主导(O'Donnell, 2021)。


芬兰总理马林(左一)、比利时前首相威尔梅斯(中)、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右二)与德国前总理梅克尔(右一)在欧洲高峰会。图片|达志影像/美联社

看似女力崛起,但若细看,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我们去补上。

让我们稍微离开疫情课题片刻,抬头仰望天空,好好吸气呼气,思考无处不在的气候议题。

去年年末在格拉斯哥举办的气候峰会,从新闻照片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走在街上抗议的是年轻女性,而坐在圆桌有决策能力的,则是男性(Sengupta, 2021)。

面对此景,身为《纽约时报》国际气候变化记者的 Somini Sengupta 提到,气候变迁和灾害多是影响低收入群且有孩子要抚养的女性。没有她们的声音,也无人去思考她们的处境,该如何从根本解决气候问题?

静下心来思考,世界各国多是男性领军,女性都到哪里去了?而原本已在缓缓前进的职场性别平等,因疫情搅局又后退了几步,该如何解决根本问题?

而女性为灾祸下最大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并不是空穴来风。

研究数据显露,新冠肺炎影响最大的群体,依序为:身为幼小儿童母亲的女性、女性群体,然后男性群体(Lofton, Petrosky-Nadeau, Seitelman,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o, 2021; Mckinsey & Company, 2021)。

或许以下场景你很熟悉,你也会因而明白数据的由来:

  • 你的女上司一手抱着孩子,一边和你视讯通话。
  • 或是视讯会议进行到一半,你会看见也想参与会议的小手小头在女同事的身旁摇摇晃晃地冒出。
  • 或是临时喊卡的会议,因为女性夥伴或是主管,得去照顾家中的年老长辈。
  • 或是偶尔孩子们一时兴起,会关闭母亲正在进行的视讯对话。
  • 或是半途中断的会议,女同事需离开座位,因为家中有突发状况需要处理。

几秒或是几分钟后,你会在重新开启的镜头里,看到对方的礼貌笑容,说了声抱歉,会议再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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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妇女节:资诚、美光邀请女性展开“自我照顾”练习

一些企业看见了这些镜头背后的焦虑和不安。在 2021 年的“国际妇女节”,不同企业举办了和女性精神健康有关的活动以提高对该议题的关注:

  • 资诚(2021)举办和亲子、正向思考相关活动和讲座。
  • 美光(2021)女性领袖社群同员工福利团队在台湾举办和“放松”(relaxation)还有“自我照顾”(self-care)相关活动。

他们看见女性群体在疫情中身兼多职的压力和惶恐,他们为此提供一个方向、一些方法,让他们可以自在地谈心理健康。

或许你会好奇,为何偏在“国际妇女节”举办和精神健康有关的活动,是否是因为社会对女性在职场和家里的责任预设值,在疫情当中有加深的迹象?

没人明说,没人讨论,一些企业、一些人们挽起袖子自己来。给了工具,仍不足够治本。各国政府和企业,也该思考如何把对女性群体的歧视、偏见和一些理所当然,连根拔起,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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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融多了“公平”,让我们一起重新思考性别平等议题

欧美企业一直在“共融”这条路上走得前面。2020 年五月乔治・佛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引起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反种族歧视示威,也催化着企业重新审视种族议题和重新考虑“多元和共融”的重要(Silverstein, 2021; Boden, 2020)。

多元共融概念的沿革在 1960 年代首以“多元教育”(diversity education)现身以杜绝种族歧视(Love, 2020)。随着时间推移,触角逐渐伸向性别、国籍、年龄和其他多元元素。在这过程中企业也开始思考各群体的不同因而需要公平的资源,以及打造有归属感的职场环境之重要。

渐渐地,“多元”加了“共融”,过程中又多了“公平”,一些企业还为之加上了“归属感”,这些概念也被量化,成了企业走向友善职场的方向。

但走得前面的同时,因为一场疫情,我们再度发现女性作为弱势群体,仍是首先承担风险、并且承受损失的群体,因而在性别一块有了倒退的迹象。

世界用了十多年好不容易在男女之间取得一些平衡,但仅用了两年时间,就看着疫情摧残着摇摇欲坠的“性别平等”地基。

然而在乎性别平等、在乎女性赋权的人们,依然走得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