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到刘芷妤的《女神自助餐》,在对抗各种形式的性暴力时,文学以独特的位置参与其中,帮助还原出所有性体验的复杂样貌⋯⋯

文|叶佳怡

反性侵运动与文学

二〇一七年十月,美国的《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刊出了极具冲击性的报导,根据记者调查,好莱坞有数十位女性工作者曾受到着名制片家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骚扰或性侵害,一时之间舆论沸腾。

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也在推特上率先使用“#Metoo”的标签,鼓励大家藉此分享曾受到骚扰的经验,因此引发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Metoo事件”。

事实上,Metoo(我也是)这个概念早在二〇〇六年就已出现,当时是由塔拉娜.柏克(Tarana Burke)开始使用这个短语。

柏克因为曾受性暴力侵害,于是投入社会运动,二〇〇六年时,她在社群媒体 Myspace 上鼓励女性说出受害经验,而那正是第一波的“Metoo运动”。二〇一七年的事件发生后,柏克也获选为《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

当然,女性或男性都可能成为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受害者,不过女性受害的比例比男性高很多。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从民国八十六年至一〇五年度的统计,性侵害通报案件受暴人数累计达十三万一千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女性高达九成,女性被害者人数为男性的一〇・五二倍。

因此,无论是美国、台湾或其他地方,大多是由女性发起类似“Metoo”的活动,而目的无非是希望藉由经验的分享,一方面将受害者串联起来,另一方面呼吁所有人一同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而除了经验分享外,文学作品也是探讨此议题的重要管道。二〇一七年爆发的这波 Metoo 运动从美国逐步延烧到全球,各地回响及讨论的状况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英文世界陆续有人整理出各种“Metoo书单”。

这些书单中常见的热门作品包括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于二〇一九年出版的新作《证词》(Testament),还有二〇一八年曼布克奖得主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的小说作品《牛奶工》(The Milkman)。

爱特伍的作品向来聚焦于女性困境,《证词》的系列前作《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也探讨了堕胎议题,此作不但被拍成电影,许多女性运动者在争取女性身体自主权时,甚至会在抗议现场披上红斗篷、戴上白帽子,模仿故事中受压迫女性的打扮,可说是文学作品与社会运动彼此互动的一个绝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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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加害者与无声的结构

回到台湾,台湾文坛一直以来也不乏探讨女性困境的文学作品,比如一九八三年就有李昂的《杀夫》出版,其中的女主角在遭受丈夫的各种性暴力虐待后,以杀掉丈夫作为最血腥赤裸的控诉。

但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比较少有作品探讨婚家生活以外的性骚扰或暴力问题。不过随着台湾的性别意识逐渐抬头,《性骚扰防治法》也于二〇〇六年实施,相关作品似乎更有了现身空间。二〇〇六年,胡淑雯的短篇小说集《哀艳是童年》出版,其中〈浮血猫〉就是一个小女孩遭到老人性骚扰的故事:

夏末的溽暑中,男人掌心冒汗,像肉食者分泌的唾液。要等到被揉得很烦很累很莫名其妙了,殊殊才懂得抽身。殊殊并不了解肉体的价值。她不知羞耻。假如她不怪罪那个人,大人们会说,是这女孩自找的。

不过,〈浮血猫〉这篇作品绝非纯然的控诉,而是更幽微的辩证。相对于老人,女孩在性别及年龄上是弱势,但这位老人又是比她更穷、更没有未来的外省老兵。

老人确实诱骗女孩为自己手淫,但透过作者的铺陈,我们又能感受到女孩对情欲的好奇心,她甚至早在遭诱导替老人手淫之前,就跟隔壁的哥哥有过一次出于好奇的性爱冒险。

小说中反覆出现一句话:“假如她不怪罪那个人,别人就会说,她是自找的。”比起女孩对性的好奇及渴望,人们更期望看到她表现出被动、纯洁的姿态。大家认定她是受害者,然而她更感到受伤的地方,却是自己在这个事件中完全没有发言权。

而就在美国好莱坞爆发 Metoo 事件的前一年,二〇一六年六月的台湾爆发了辅大性侵争议,一位男子在网路上公开发文,表示女友在二〇一五年遭到另一位同学性侵,但两人就读的心理系却没有妥善处理,社会科学院院长夏林清甚至还要求受害学生:“我要听你做为一个女人,在这件事里面,经验到什么!不要乱踩上一个受害者的位置!”

此事件在网路上引起激烈论战,媒体也参与报导,夏林清在九月底被暂停职务,加害人后来因为强制性交罪遭判三年六个月,于二〇一八年三月全案定谳。

而在这次事件中,最受到广泛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什么算“踩上受害者的位置”?女性若想夺回话语权,就必须“摆脱”受害者的身分吗?认定自己为受害者,会更巩固自己是弱者的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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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相关讨论稍微退烧之际,二〇一七年二月,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其中讲述了女学生房思琪遭到男老师长期性侵害的故事,同年四月,林奕含自杀,她的父母透过出版社发表声明,表示书中讲述的是女儿亲身经历,台南地检署随后也以疑似涉及妨害性自主起诉故事中影射的加害人,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补教名师陈国星。不过因为无具体事证,最后确定不予起诉。

于是早在好莱坞之前,台湾的 Metoo 能量便已开始酝酿。在两次事件期间,许多女性都在网路上分享自己曾受性侵或性骚扰的经验,一则则都彷佛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预言、改作或续写。

当然,无论小说是否影射了作者自身的经验及感受,《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都是台湾极少数以性侵受害女性为主角的故事。在故事中,林奕含提出跟胡淑雯〈浮血猫〉一样的控诉:“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

除此之外,作者也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故事中除了房思琪受到性侵,还有另一位女性伊纹长期受到丈夫家暴,两人首次隐晦地彼此坦承受暴经验时。

伊纹说了,“我们都不要说对不起了,该说对不起的不是我们”。根据故事脉络,该道歉的是伤害她们的男性,但若将社会的禁忌感一起放进来看,我们会知道,真正必须有所改变的是从家庭到社会的整体结构,其中甚至包括那些默许、协助加害者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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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和解

时间来到二〇一九年七月,张亦绚的短篇小说集《性意思史》出版。不过在谈《性意思史》之前,我们得先谈谈张亦绚这位作家。在台湾文坛,张亦绚一直是透过故事探讨性别议题的重要小说家,二〇〇一年和〇三年,她分别出版短篇小说集《坏掉时候》和《最好的时光》,其中诉说了女同志的感情世界及女性的情欲生活。

之后她在二〇一一年出版《爱的不久时》,二〇一五年出版《永别书》,两部小说都提到诱奸的主题,但她也用不同细节反覆强调,“强暴靠的不是性器官,而是心”。

比如明明父亲强奸了女儿,母亲却为了维护“家庭幸福”,将父亲的照片寄给离家的女儿,这也是一种强暴。此外,张亦绚也细致探讨了强暴这项行为内含的权力游戏:

强暴者所挚爱的,是这个东西—在残酷的权力游戏中胜出,不是做为一个单纯的胜利者,而是即使严重破坏规则,也没有被逐出游戏的胜利者。—特—权—者。他是立法者,用他的法对抗既定的法。——张亦绚,《永别书》

这样一个作家,在《性意思史》的前言提起了林奕含。她强调此书不是对林奕含事件的回应,但仍指出:“这个事件的影响是,使我感到为少女而写(但也并不排斥其他读者),为性处境而写,有其刻不容缓的急迫性。”相对于前两部作品,《性意思史》反而没有谈诱奸,而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性启蒙体验。

张亦绚当然明白,只要这个社会遵从父权结构的秩序,让男人或拥护这个结构的女人继续拥有“特权者”的地位,受害者就会不停产生。然而,若想改变结构,除了推动相关立法或说出受害经验,也必须为女性“充权”(Empowerment)。

充权又有赋权、培力等译法,此学术词汇有各种定义,但大致来说,是透过心理、社会或政治不同的路径,帮助弱势或受污名化的族群摆脱无力感。

确实,充权能帮助女性离开受害者的位置,然而如何从肯认自己身为受害者,到真正获得离开的力量,却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张亦绚则是透过文学的视角,让女性重新凝视自己身上生气蓬勃的性能量:性不但不令人羞耻,还非常多样而美丽,“妳生命中没有一个性,是跟另一个性,一模一样的⋯⋯。它们从不重来,一朝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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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这几年间,直接探讨女性性处境的文学作品开始以更高的频率出现。二〇一八年六月,杨婕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一篇散文,题名为〈我的女性主义的第一堂课〉,谈及前男友在关系中对自己身体及精神上的控制及侵害:“我曾以为我深爱他,其实只是受害者为了活下去,对加害者的信仰。”

同年十二月,李维菁出版散文集《有型的猪小姐》,其中就有两篇谈到女记者在采访时受到性骚扰,比如有男医师在受访时直接评论“没想到平面记者也长得这么好看”。

二〇一九年九月,李屏瑶出版散文集《台北家族,违章女生》,其中的〈纸山〉谈及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性骚扰,并点出这几乎是所有女性的共同体验:“第一次被摸屁股的时候我国中。不太早,也不太晚,大概是中间值。”

另一本与此风潮相呼应的作品,是刘芷妤于二〇二〇年四月出版的《女神自助餐》。这本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八篇故事,每篇都讲述女性处境,其中〈同学会〉的女主角梦到参加同学会,在梦中,她紧张地想避开曾骚扰她的男同学,又忍不住在人群中寻找传说中被已婚男教官甩掉后自杀的女同学:“她也想起,那张脸其实不是她二十年前的同学,是每天上班公车站旁那个早餐店老板娘的女儿,只是发生了几乎一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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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样一段历程,我们彷佛看到“性”在台湾进行转型正义的可能:一方面辨识出加害者及其所属体系,一方面寻求疗伤及和解。从胡淑雯的〈浮血猫〉开始,我们看到女性在受到性骚扰时,其实是受到双重压迫:她确实是受害者,但这个受害者的样貌非常单一、扁平,没有她本人参与讨论的空间。

然而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及许多其他作品中,我们看到受害者的各种样貌,听到她们的不同声音。受害者或许在结构上是弱势,但绝非毫无反抗能力的弱者。

至于要如何疗伤,如何和解,我们则有《性意思史》提供出一种可能的途径。尤其针对同名的〈性意思史〉这篇小说,张亦绚表示“知识不是重点,只要心智不受打压,求知并不难,我希望完成一个‘反打压少女心智’的性心理基础”。

于是,在对抗各种形式的性暴力时,除了透过社会运动发声及争取权益,文学也以独特的位置参与其中,帮助还原出所有性体验的复杂样貌。

Metoo 运动是帮助大家寻找夥伴,但即便在同样的阵线中,每个人仍有各自的美丽,而或许正是文学的力量,能帮助我们的呐喊变得更厚实,进而赎回一切的 Me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