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赫本既是传记作家的梦想,也是梦魇。她深受影迷喜爱,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她有任何微词。在她温暖善良的表面下,隐藏的是更多的爱心和温馨。”传记作家如此地描述这位传奇女星——原因何在?

文|西恩・赫本・法拉

这是个小女孩的故事,母亲灌输她勤奋和诚实的价值。

这是个小女孩的故事,父亲在她六岁时离家出走。

这是个儿童的故事,她在二次大战时期成长,食物匮乏,贫穷缺钱,这滋味她永生难忘。

这是个少女的故事,她不但辛勤工作,也因命运之神的眷顾,被伯乐发掘,与顶尖的演员、作家,和导演为伍,由于他们的眼光和才华,使她终于出人头地。

这是个演员的故事,她总是一大清早,约莫四、五点就起床,比其他人更努力,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是个明星的故事,这明星看不到自己的光芒,只觉得自己太瘦,鼻子不够挺,脚丫子太大。因此别人的关怀注意,只让她感到荣幸、感激,因此她总是准时,总是背好自己的台词,总是以礼貌和尊重对待周遭的每一个人。

这是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回报父亲的故事。她尊重父亲即使在她成名之后,依旧未与她联络的事实,这位父亲虽然有二十年的时间未曾参与她的生活,但她依旧照顾他,直到他临终。他的政治观点也和她格格不入。

这是个伤心妻子的故事,她两度对婚姻失望,部分是因为她无法弭平父亲留在她心中的伤痕,这伤在她年幼之际,就让她心碎。

这是个全心盼望家人永远聚在一起的女人的故事,她爱她的狗、她的花园,和一盘简简单单的茄汁义大利面(食谱请见第 33 页)。

这是个平铺直叙的故事——这正是我母亲从未写过她生活的原因,她认为她的一生太平淡、太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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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丑闻八卦,怎么能写“好莱坞”传记?

她最后一位,也可能是最有良心的一位传记作者贝瑞・巴利斯(Barry Paris),就在她传记的前言中写道:“奥黛丽・赫本既是传记作家的梦想,也是梦魇。

没有任何女影星像她这样备受推崇——因她银幕上的表现,和她银幕下热情的贡献,启发别人,也受到启发。她深受影迷喜爱,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她有任何微词。

她最糟糕的作为,就是在一九六四年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忘记提及一同演出的派翠西亚・尼尔(Patricia Neal)。她没有任何不堪的祕密,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言行。在她温暖善良的表面下,隐藏的是更多的爱心和温馨。”

我母亲非但自己从不写传,也从不请人写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不想让其他人的私生活曝光。若她真要写自传,必定会百分之百诚实,因此可能会伤及他人,她无法忍受这点。她的文笔很好,谈吐高雅优美,这是她毕生演艺生涯的基础。

但她却非常自谦,若由她自己作传,很可能会避谈许多她觉得平淡无奇、无足轻重的层面,她会不自觉地跳过它们,但这些简单纯朴的事物却正是人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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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无缘拜读关于我母亲的七本传记,只读了巴利斯那本的一部分,不过我想先更正两个常听到的小错误。虽然这两处非关紧要,但却足以说明这些传记作家杜撰事实的工夫,以及旁人不分青红皂白乱抄一通的情况。

有些传记说,我母亲出生时,取名艾达・凯瑟琳・赫本─罗斯顿,后来才改名奥黛丽。要由她缺乏精采冲突矛盾的一生,杜撰出剧力万钧的故事,对任何作家而言,都是难如登天的任务,因此这一点资讯,让作家如获至宝,是他们急需的证明,说明她在如此稚龄,就有不诚实的行为。

但我有她的出生证明,上书“奥黛丽・凯瑟琳・罗斯顿”。她的父亲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罗斯顿(Joseph Victor Anthony Ruston)在二次大战后,找出祖籍文件,其中有些祖先冠有赫本之名,因此他把它加入自己的名中,也使我母亲必须把赫本一名加入自己的姓名。至于她为何取名艾达,则是另一个故事。

我外祖母在战时曾把我母亲的名字由奥黛丽改为艾达,因为她觉得“奥黛丽”这名字听起来英国味太浓。在战时荷兰沦陷区,身为英裔可不是什么好事,可能会引起占领者德军的注意,受到拘禁,甚或驱逐出境。外祖母艾拉(Ella)把自己名字中的两个 l 改为两个 d,所以变成艾达(Edda)。

由于当时大部分的文件都是手写的,艾拉可能就有一份手写的身分证明,很容易窜改,让我母亲出门时带在身上,只要把两个小写的 l 字母,加上两个 c 就行了。

再涂改一下出生日期,艾拉是一九○○年出生,而我母亲是一九二九年──于是就有了一张艾达・范・希姆丝特拉的身分证。外祖母很有才略。

奥黛丽这个名字很特别,即使在英国亦然。而在当时,任何特别的事都可能会被当作和犹太人有关,当时“官方”很可能会“发配”任何不寻常的人物,因此我外祖母保护母亲的做法合情合理。

更微不足道的一个错误,是先前有一本奥黛丽・赫本传写道:“奥黛丽・赫本之子西恩于一九六○年一月十七日诞生,她欣喜若狂。”接下来大部分的传记作者也都重复同样的错误,这个资料其实无足轻重,只是我的旅游经纪人兼好友珍娜原本以为我们俩同一天生,后来我告诉她不是,让她相当失望。其实我是在一九六○年七月十七日,而非一月,成为这伟大女性之子。

母亲若听到“伟大”这个词,一定会却步,但我找不出其他字汇来形容我多么骄傲能成为她儿子,也为她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而自豪。

因此她从未写过传记。在她晚年,曾想为我弟弟和我留下一点关于我家的资料──所有特别人、事的纪录,但她忙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抽不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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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快手”欧文・拉萨(Irving Lazar)这位出版界传奇经纪人,曾写了如下这封信,对她做了最后一次的求恳。我干脆把它原文照录,信中不但说明了他们的友谊有多么深厚,也展现了他多么具有说服力。

一本关于“哲学”的书!就某方面而言,这其实正是我想做的。这几年来,一直有人问我,这本书究竟在写什么?我总回答:“它是以我母亲在世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和对话为媒介,探讨她的哲学和信念。”

虽然她曾考虑过写出关于她家庭、生活和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经验,但从未有机会动手,因此也从未收到我相信她一定会捐出的那三百万美元稿费。如今我写作此书,版税当然不能与她相比,但仍属丰厚,我已经把它们悉数捐给奥黛丽・赫本儿童基金会。

在坐下来动手写作之前,我深思了许久。若她为了我前述的种种原因不写这本书,那么或许我也不该写,这是她的人生,她的隐私。我并不想以别人为题材,指摘他人的不是。

因为第一,并没有这样的人,就算有,她也没有告诉我们。我想要写的是她,写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真真切切就像你在电影上看到的角色:多愁善感、勇气十足、细致优雅、浪漫多情。不过能获得印证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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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并非爆他人内幕的书,而是由其他人谈她的书。

这本书或许无法吸引嗜八卦成瘾的读者,而是献给像她一样,努力追求快乐和简朴生活的人。

在这本书里,我们探索的是一颗温柔的心,是一个备受关爱的儿子回想和世上最伟大母亲和朋友所共度的三十三年辰光。你在大银幕上所见、所感受到的她,不只是经过写作、执导、拍摄、剪辑之后呈现在大银幕上的表演,而且清晰地呈现了一位真正奇妙的人,值得迄今依旧在全球各地观众心中流转不息的温馨情感。

家母密友,大导演比利・怀德(Billy Wider)说得最好:“上帝吻了她的颊,她就现身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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