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选书｜改变性别，是为了活出真实自我

文｜上川礼

从暗处走到阳光下，表达诉求

初试啼声

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早晨，我人在京都工作，打开《朝日新闻》早报，一个斗大的标题映入眼帘——“性别认同障碍者决意参选”。

我就是标题说的当事人。我参选东京都世田谷区议员的消息首次登上媒体。没想到京都的报纸也刊载了这则消息，我有些错愕。东京报纸刊载的版面肯定更大，我也再次体认到这件事有多重大。

我连忙搭乘新干线赶回东京，跟夥伴商量对策。我们决定隔天早上到小田急线的豪德寺车站前，举办街头演说。我把握时间做好准备，明明想讲的话题一大堆，却想不出要用什么关键字吸引路人注意。众人苦思良久，有人建议用“我的户籍性别是男性”作为标语。

眼看活动就要开始，我的一颗心也七上八下。 街头演说的主要目的，是让路人记住我的名字和长相。而且，车站前熙来攘往的路人多半是忙碌的上班族，传达的讯息最好言简意赅，才能深入人心。至于具体内容，再请有兴趣的路人看传单就好。

打扮成女性的我，说出自己的户籍性别是男性，这样的标语确实有引人注目的冲击性。我的理性也很清楚，这么做可以明确点出我要表达的诉求，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讯息，但我的内心是在淌血的。

过去除了家人和跨性别的夥伴，没人知道我有性别认同障碍。如今我必须把这个事实昭告天下。这种恐惧感，就好比撕开伤口给别人看一样。这不是什么值得鼓励的行为，但要达到目的又不得不做，我的心情非常复杂。

隔天二十七日早上八点，我第一次站到车站前。车站出入口早已挤满通勤的上班族和学生，光是站在那里，没有人会多注意我一秒。我急着要开口，却迟迟不敢下决心。

尽管春天的脚步已近，气温还是十分寒冷，人们都缩起身子快步走过。我也觉得很冷，可是握着麦克风的手紧张到冒汗。是时候鼓起勇气了⋯⋯

“大家早，我叫上川礼，我的户籍性别是男性。上班上学的朋友，路上小心喔。”那时候我留着及腰长发，身穿红色套装，乍看之下就是个“女性”。路人都被我“冲击性的自白”吓到，讶异地观察我的表情和身体。

这是用来吸引关注的话术，但我只希望大家赶快走过，最好不要注意到我—我就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展开街头活动。接下来两个小时，我就像一台坏掉的留声机，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口号。

当天空气很干燥，我紧张得要死，喉咙又干又渴，声音也喊到沙哑了。羞耻和不甘的情绪在内心翻腾，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这是我三十多年的生涯中，过得最漫长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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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绝望

我也是百般纠结才决定参选的，说实话，过去我几乎不关心政治。三十岁以后我开始以女性的身分过活，就再也没有去投票了。投票通知单上有标记性别，而我的户籍性别是“男性”，选务人员肯定会怀疑我冒名顶替。

我死也不想在左邻右舍面前说明自己的性别认同问题。如果生活还过得去，就算有一些不安或不方便，我也不会出来参选。可是很多事我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心情也坚定了我参选的意志。我决定出来参选，说白了就是对这个社会感到绝望。

二○○三年，“性别认同障碍者”正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 二○○一年十月，电视剧《三年B班金八老师》第六季开播。后来成为当红偶像的上户彩小姐，以精湛演技诠释一名有“性别认同障碍”的学生，引起广大关注。

隔年三月，竞艇选手安藤大将公开自己有“性别认同障碍”，选手性别登记从女性改为男性；同年六月，某位“性别认同障碍者”穿着女装上班，被公司解雇。

该名员工向法院提出抗告，东京地方法院认同其主张，判决解雇无效；九月，东京都小金井市议会上，某份意见书在议员提案的场合通过表决，内容是〈关于性别认同障碍者的性别登记问题，应尽可能给予性别变更的机会〉。

这些议题都被媒体大幅报导，社会也开始关注“性别认同”的议题。然而，媒体的关注是善变的，搞不好过了一年半载，人们还没有深入了解问题，报导的浪潮就过去了。

由于我的外观和户籍性别有落差，到公家机关办事总会碰到问题。我的外貌和身分证明文件上的性别不同，连要租一间房子都不容易。也有人害怕健保卡上的性别曝光，不敢到医院看病，最后失去了宝贵的性命——然而，行政和司法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

剩下的方法就是游说政治家，请他们透过立法程序，提供性别变更的机会，无奈也少有政治家聆听我们的诉求。

除非有更大的社会运动发生，否则这个问题肯定会被遗忘。我怀抱强烈的危机意识，持续找国会议员陈情，也认识了家西悟议员（当时是众议院议员，现在是参议院议员）。家西先生是血友病患者，因为使用了非加热凝血制剂而罹患爱滋病。

为了让政府承认行政疏失，他积极研究药物污染造成的爱滋问题，并公开自己的身分和本名，担任大阪爱滋药害诉讼的原告团代表。这样的经历带领家西先生走上从政之路，他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确实‘性别认同障碍’是关乎人权的重大议题。不过，立法意味着要改变国家，所以有必要引起舆论关注。当事者必须站出来表达诉求，获得社会认同才行。” 那是二○○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的事。从那一天起，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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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边的夥伴也问我要不要参选，一开始我当然拒绝了，我不认为自己办得到。 自问自答 我害怕别人的偏见，过去始终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可是，再这样下去情况也不会改善，如果有人敢公开自己有“性别认同障碍”，说出自己的困境，肯定会成为新的催化剂，唤起社会大众正视我们的问题。

换言之，要有“某个人”站出来才行。但谁要站出来呢？我吗？⋯⋯不行，太可怕了⋯⋯可话说回来，推给别人去做似乎又不太对。与其冀望别人发声，不如主动站出来才是正解吧⋯⋯ 我烦恼了好几天，决定跟我的伴侣山路明人商量。

一九九七年，我们在“TS 和 TG（性别转换和跨性别者）之友会”认识彼此，那是跨性别者和性别认同障碍者的互助团体（现在通称为 TNJ）。他跟我正好相反，是从女性转变为男性。我们在尚未彻底变性、还保持中性外貌时就认识对方了。

随着“疗程”进行，我和他找回了适合自己的性别，彷佛互相交换了性别般，那也是我们共有的一段经历。我们共度许多难关，互相关照扶持，一起祈祷小小的希望降临。他是我重要的同伴，那时我们已经同居五年了。假如我真的参选，受牵连最深的肯定是他。两人共同维系的宁静生活也将荡然无存。

不过，没有他的支持，我也没勇气踏入陌生的政治领域。于是我跟他谈起这件事，说现在夥伴们期盼有人站出来，我考虑了很久，打算角逐这次世田谷区议员。

可是，他不置可否，没有给我正面的答覆。我在烦恼时，习惯跟亲朋好友商量，藉此整理自己的情绪，山路比较习惯自己一个人思考。我多次询问他的意见，试探他真正的想法，但他只说决定权在我身上。

我也问过其他朋友，“TNJ”主办人森野女士对我参选抱持正面的看法。她说我有口才和文采，参选也许是人生的一大机遇。然而，其他成员的反应有些复杂，他们知道一定要有人站出来，但这个重担我背得起吗？参选代表我一辈子都会被贴上“变性人”标签。

我高中和大学时代的好友也担心我被歧视，甚至还有人表示愤怒，质疑我的夥伴为何把我这么柔弱的人推上前线。有朋友还传简讯告诉我，参选是要赌上性命的，得做好承担各种骂名的心理准备。

我不断反问自己，我要做的是一件这么严重的事吗？

征询家人意见

我决定跟家人商量，在前往老家的电车上，眺望窗外熟悉的夜景，心里琢磨着家人可能有的反应。母亲开朗外向，也有多次参与选务的经验，她顶多只会感到讶异，不会反对我的决定吧。

至于父亲，他年轻时一个人赤手空拳到东京打拚，深知社会险恶，说不定会反对我参选。听完我的想法后，最先表示意见的是母亲。

“每个候选人背后都有支持他们的团体，还有地方上的支援。不过，要拿到票终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认为妳的诉求是正确的，但有多少人愿意聆听呢？没有坚实的基础是很难当选的。”

母亲很了解选举的门道，也提供了精辟的分析。俗话说得好，选举得掌握三大坚实基础才有机会胜选，分别是“地缘支持、响亮头衔、充裕资金”。如果我在父母的支持下，出来角逐家乡的议员也就罢了，偏偏我要参选的是离老家很远的世田谷区。

而且我除了“性别认同障碍”的身分，没有任何头衔与知名度，选举资金更是趋近于零。弟弟也持反对意见，他明白我的诉求，只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重担要我来扛？就连我家的爱犬伟士牌，也在一旁忧心忡忡地看着我。

全家人都不说话，父亲静静地开口了。“出来参选一、两回，也无法立刻改变社会的偏见。不过妳说得也对，总要有人站出来发声才行。妳出马参选也许会吃大亏，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有些人可能不了解问题的本质，只会把妳当成哗众取宠的人。妳若真想站出来，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去做妳觉得正确的事吧，也不用担心会给我们添麻烦，努力替妳自己和朋友们争取幸福吧。”

没想到，父亲是最赞成我参选的。母亲和弟弟默默聆听父亲的意见，也不再表示反对。临行前，父亲对我说，千万不要当一个不切实际的唐吉轲德，否则大家只会当我是怪人，没有人会正视我的诉求。

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看过很多好友被他们最深爱的家人否定——当你的家人不断否定你，说你有毛病，你很难勇敢做自己，更不可能有什么自我肯定感，连要好好活下去都有困难。幸好我的家人体谅我，也愿意支持我。那么，我更应该站出来表达诉求不是吗？

图片｜时报文化出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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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参选！

区议员选举的投票日在四月底，我一直犹豫不决，半个月一下就过去了。照理说，这个时期早该做决定了。

“怎么都没有人站出来，呼吁大家正视这个问题呢？”这段时间里，我都抱着这种推诿卸责的心态，但内心很期待山路说服我参选，可是他没有那样做。我感到焦躁，又不敢下定决心，每天都睡不好，连饭也吃不下。 我天天想着要参选，天天都问山路该如何是好，后来他也被我问到烦了。

“所以妳到底想怎么做？决定不了的话就不要选了。”山路逼我给出一个答覆。 我也被这句话激到了。

“可是，不参选就无法改变现状啊！”

“我没在跟妳说这个，我是在问妳结论，妳到底要不要选？”

“你问我结论，我哪可能给你百分之百肯定的答案啊。我想参选的意愿从来没有低于五成啦，我选就是了！”

我回话的口气很不好，山路却温和地说，想选的话就选吧，他也会尽力帮忙。之后我们拜托好友 A 担任选举顾问，A 说竞选办公室要有一个人负责处理大小事，山路最好辞掉工作来帮忙，否则还是放弃参选比较好。

山路二话不说，隔天就跟公司递出辞呈，连要拿来做性别重置手术的存款也统统给我当选举经费。要知道，性别重置手术费用高昂，而且没有健保给付。

参选过程中，我的身旁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要是没有人整合这些想法各异的人，偶尔出面替我挡下恶意攻击，我是没有办法跨越这道难关的。山路替我承担了一切责任，也一路支持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