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保障制度的存在，给予女性特定的参与权利，但是性别为主、能力为辅地被赋予机会，是一种歧视还是公平？其实这个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孵化一个不再需要保障特定性别的时代，让有一天，无论我们的生心理性别为何，都能成为任何我们想成为的样子！
前阵子收到一则讯息，是一名男性友人邀请我担任一场评选会议的评审。
讯息的大意大约如下：“我们最近在办一场评选会议，申请者几乎都是女性，但是我刚刚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评审全部都是男性，发现后，我紧急想补上女性参与者，因此才临时来讯询问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参与？”
老实说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我会怀疑我是不是因为刚好身为女性，才有机会在积极打造性别平等的台湾当代社会中得到一些机会？
对于“性别保障”又爱又恨的自己
大家或许不知道，因应性平法，其实台湾政府有许多计画决策团体（各种委员会）组成会强制要求任一性别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以确保不同性别的参与权利。
这几年，我参与过非常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计画。在担任评选、谘询、执行等等不同角色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会发现自己是会议现场非常少数的女性参与者。而在那些会场中，我确实会有些不自在。
因为作为许多会场的少数女性参与者，我会有一些担心，担心自己是不是因为刚好是“女性”，才有机会参与。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才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参与者。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希望自己因为性别而被保障，而是希望自己能够因为我的专业、经验或视野而能被肯定。因此，面对这些性别保障的制度，我常常是又爱又恨，恨的是自己因为这个制度，没办法完全相信“因为我有足够的能力”。爱的是自己确实因为性别的保障，得到了很多成长与发展的机会。
这样的矛盾心情持续很久，直至我看了 2008 年的美国电影《陌生的孩子》有了些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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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负面印象的“情绪化”，事实上是绝佳的号召力与创造力
电影叙述了 1928 年的美国，因性别不平等而造成的种种悲剧。“大家都知道女人精神脆弱，容易情绪化，没有逻辑，不是疯子就是笨蛋。只要我们说出对警察不利的话，就被当成疯子，不会有人听我们这些疯子的话。”在电影中，一名被男性警探殴打，试图申诉却被警察报复关进精神病院的女人说出心底最愤怒的声音。
图片｜《陌生的孩子》剧照
这句话深深击中我的心，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是非常情绪化的人。我在创业过程中，不下数次在捐款者、企业大老面前掉眼泪。我曾经因为自责我犯的错误而在捐款给我的企业家面前掉泪，也曾经因为真切地渴望别人理解我的梦想而在某场创业简报中掉泪。
如此情绪化的我，走过八年创业的生活。在我工作的那几年，我的员工也会在我面前哭，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不专业的表现，反而认为那是一种信任。员工愿意信任我，愿意在我面前表达负面情绪的信任。因此，当我看见她们哭的时候，我会更愿意与她们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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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那段工作历程，也才发现或许就是因为这些选择，让我有机会留下那些愿意表达情绪的优秀工作者，才成就了后来许多工作上的突破。
女性相较于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情绪表达上较没有包袱。女孩嚎啕大哭，不会被说“一个好好的女生，没事哭什么哭，你这样以后怎么办？”但是当女孩长大以后，却又会听到人们说“绝对不要在职场上哭，那很不专业。”
当女性成长过程中学会了“情绪化”，却又在社会中被告知“情绪化”是糟糕的特质，进而因为“情绪化”而被否定了专业能力。
社会却集体忽略了“情绪化”是一种被社会赋予给女性的能力，而且“情绪化”事实上也是一种专业能力，当妥善运用时，能转化成为绝佳的号召力与创造力。
图片｜Photo by Arun Prakash on Unsplash
性别保障制度，才能孵出不同的特质与能力
当我意识到社会其实有意无意地将“能力性别化”以后，我突然更深地感受到自己的“专业能力”从来不只是我个人选择与努力的结果，而也包含了社会整体对于女性的期待、引导、评价的结果。
于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自己被邀请进各种决策会议的意义。让一名情绪化、会自我怀疑的女性工作者加入决策圈，正是一种微小却重要的宣示──这个社会长久以来的教育让不同性别成长在相当不一样的氛围当中，不同的期待也许会塑造不同性别有不同的常见特质与能力。
但是，性别保障制度或许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这个制度的设计，是要让社会大众看见──这个社会的决策者可以自我怀疑、可以哭、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就感到丰沛情绪、可以不够理性，他／她们还是可以成为合格的决策者，去关照到其他人。而具备这样特质的决策者，可以是女性，更可以是任何性别。
透过制度慢慢地改变社会氛围，当人们都看见无论自己的生心理性别为何，都能成为任何我们想成为的样子时，性别保障制度或许就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使命了。
性别保障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孵化一个不再需要保障特定性别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