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受害事实告诉身边的人，对自己没有好处！”咎责是性侵幸存者二度伤害的原因

文｜金智恩

协议、恋人、外遇

根据统计，性暴力受害者会希望不要再经历这种事，会希望多数性暴力受害者经历的二度伤害，以及有关性暴力伤害的偏见能够消失。

“你认为性暴力伤害与其他犯罪伤害有不同之处吗？”听到这个问题，有八成的人认为“和其他犯罪有别”，最大理由在于“受害者很容易被指责”。

被问到“是否曾经感觉身边的人对性暴力受害的想法？”，前几名的答案是“就算把受害事实告诉身边的人，对自己也没好处”、“公开自己遭受性暴力是很羞愧的事”、“曾遭受性暴力将会成为一辈子无法抹灭的伤口”。

关于会对性暴力心理阴影造成影响的因素，受害者回答中最多人选择“亲朋好友的反应”。周遭人说“是你有问题才会发生那种事”，把原因归咎于受害者，在应该接受帮助时，别说是安慰，对方还因此不爽，导致受害者再次受伤。

被撒盐的伤口难以愈合，自然会留下很大的疤痕。相反的，也有人在帮助下克服了二度伤害。我亲身体验到，当我说出发生什么事，身边的人愿意相信我，与我站在同一阵线，不对我做任何批判，只全然相信、支持与信赖时，能为性暴力受害者带来最大的力量。告诉受害者他没有错，不该被责难，只要一句话，就能让蜷缩在黑暗中的性暴力受害者走出来。

暗中算计、攻击我的那些人，就是使用了前者的目光。根据近期研究主要行为主体的访谈分析结果，加害者将性犯罪事件定义为“双方协议的关系”、“外遇”，将“法律问题”转换为“道德问题”，引发“狐狸精”的讨论，把受害者塑造成导致家庭破裂的“加害者”，安熙正与其身边的人才是“受害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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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会重新解读女性主义者对“性自主权”的讨论，采取将性暴力的责任转嫁给幸存者的策略，将性暴力的问题“个人化”。

这并不是单一加害者特有的防御策略，加害者的家人—尤其是配偶，都积极参与了二度加害。

韩国社会认为只要和家庭有关就必须有情有义，女性名声依旧取决于家庭的维持，使得生母出面要求遭受亲族性暴力的受害者保持沉默的事例屡见不鲜。不仅是对奉献光阴、要将被告打造成总统的人，对被告的家人来说，我也是他们的死对头。

平时安熙正就会吩咐我准备夫人的行程，不要让夫人有任何不便。尽管在公馆协助夫人的人已经够多了，却仍因为我是祕书室女职员而被赋予额外工作。

公馆有帮夫人做菜、洗烫衣物、清扫等家务事的常驻女职员，打扫公馆和杂务的男职员，负责在公馆招待宾客与购买生活用品、零食、替安熙正处理银行业务的女职员、被聘来轮流管理公馆的警卫（三名），除此之外，祕书室每天会替安熙正擦拭皮鞋、清洗西装，再开车送到公馆，需要的物品也在收到指示当下就立刻准备好呈上。不只公馆的正式宾客，替知事夫妇的私人宾客准备宴席与礼物时，也都动用了道厅的预算和人力。

隶属祕书室的我也经常收到安熙正夫人随行祕书的指示。夫人有地方行程或和朋友聚会时，有时我也必须随行。这不是公务，但因为知事指示，所以非做不可。

安熙正夫人也随时会下达指示，要求我仔细报告安熙正的行程，也经常要我跑腿打杂。先前也有过已经由好几名职员负责夫人事务，但仍由我陪夫人去巨济岛的情况。

安熙正夫人知道我很辛苦，有时会把送到公馆的礼物转赠给我，彼此也常互相问候。假如八月真的发生了夫人主张、有如狗血电视剧般“闯入夫妻寝室事件”，之后还可能发生这些事吗？

将受害者塑造成怪人，同样是性暴力加害者经常使用的方式。因为审理过程不公开，我的陈述也没有向媒体公开。特别是导致我被塑造成“怪女人”那天的实际情形，在法庭获得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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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我陈述的证据被整理成文字纪录提出，被告安熙正的陈述也和我的陈述及文字纪录吻合。最重要的是，法庭判断，这所有状况都与公诉事实提出的犯罪事件无关，不会对陈述可信度造成任何影响。尽管如此，“将我塑造成怪人”的伪证力量却非常强大。

平时会跑进别人寝室、诱惑有妇之夫的怪女人，这些主张犹如关键情报、核心真相般，在部分人之间成为脍炙人口的话题。

策略目的很明确，就是采取“没办法反驳讯息，就改成攻击传递讯息的人”的方式。就像“这女人是这样的人，所以不能相信她”、“因为她曾有哪些过去，所以她不会是受害者”，我所缴交的证据和毫不相干的陈述，都使我说的话变得毫无效力。

最早被问及的“受害者过往历史”，在国外也是被禁止的问题。近期大法院性别法研究会的调查指出，提及受害者平时品行是不恰当的，更别说是不实内容了。当时把这种假消息当成特别新闻，不经考证就报导的部分媒体非常低劣，也令我痛苦。

我，并不是狗血电视剧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