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性侵受害者来说,揭发事实已不容易,倘若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权力关系,那样的压力难以言语。2018 年,金智恩鼓起勇气揭发安熙正性侵的事实,然而,恐惧与不安一直笼罩着她⋯⋯

文|金智恩

在活着的权力面前说出真相

“我是安熙正的祕书金智恩,过去多次遭到安熙正性侵。”二○一八年三月五日,我在活着的权力面前说出“真相”前,我一直在恐惧中颤抖。

下届总统有力候选人、是未来的掌权者安熙正,其影响力是现在进行式,他的力量难以估量。他不但是下届总统民调第一名,还曾参与学运、具有三八六世代的优势。

从青瓦台到财政界,与安熙正建立关系的人多认为他会成为下届总统,都渴望能结识他。与各界建立关系,触角蔓延、彷佛具有生命的庞大组织核心,正是安熙正本身。

要参加 MeToo 运动揭发这等人物,说出“你犯了错”,不只是对安熙正个人喊话,也意味着与他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其有关的无数人士对抗。对我来说,MeToo 是展开一场与深不可测的力量的抗争,就算能幸存,来日也将如行尸走肉的自杀行为。

但就算会死,我也不想再回到那个贼窟。第一次性侵发生后,安熙正向我道歉,我以为一次就会结束的伤害却反覆发生。二○一八年二月,我再次受害,这才领悟到自己永远无法逃离。

我想摆脱这个反覆的枷锁,再也不想当一个被献给神只的祭品,靠遭受性侵维持生计,身边的人却都默许领导者使用暴力的那种组织。看到徐志贤检察官参与 MeToo 运动,我一直感到很不真实,只当成新闻上别人的故事,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而非我的现实处境。

我划清界线,闭上了眼,“妳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妳的对手是总统候选人安熙正,妳绝对打不赢的。上次不也如此?就算鼓起勇气说出来,也没人愿意出手相助,只要妳闭嘴就没事了。”

同场加映:“被指控性侵是男生的恶梦”《花漾女子》:那你猜猜看什么是女生的恶梦?

但 MeToo 在韩国开始发酵,过去沉默的女性逐渐发声。我看着她们陷入苦恼,鼓起勇气,又犹豫不决。二○一八年二月,安熙正在我面前提起 MeToo 却再度性侵我。

如今这种事不会再发生在我身上了吧?我带着自嘲的口吻洗脑、苦撑的日子顿时溃堤。我感到自己很悲惨,晕眩、头痛、出血等病痛随之而来。被性侵后,我去了澡堂,洗了又洗,却什么都洗不掉。

这时,竞选期间担任安熙正随行组长的前辈打来,问了几件公事,但就连话筒另一端的微小声音,都彷佛在鞭打我的心,皮肤细胞彷佛飞至空中自行移动着,我根本没办法正常对话。

前辈很快就察觉有异,问:“有什么事吗?我可以帮妳,妳说说看。”我犹豫了一番,终于吐露了被性侵的事。话筒那端一阵寂静。是啊,果然大家都一样,根本没人会帮我。就在脑中闪过这种想法时,前辈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我帮妳。”

听到这句话,茫然的恐惧顿时瓦解。我决定昭告天下,但是,我真的能办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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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理想摆荡的一周

下定决心后,我依然犹豫着该不该报警。我担心自己无法与之对抗,庞大的权势会导致一切不了了之。假如像过去一样,我一个人忍着,是否就能相安无事?找律师谘询前,我需要莫大的勇气与决心。

我突然想起我曾对后辈说的话,关于安熙正的眼神,后来她又对我提起:“我现在知道姐姐之前说知事看人时,彷佛扫过对方全身的感觉是什么了。”

后辈说,安熙正一直找她。我的心脏顿时漏了一拍,这不是我逃避就能解决的,这件事很可能不会在我这里结束。就算我能摆脱这恶梦般的贼窟,其他受害者仍会继续出现。

冷不防想起后辈的话后,我更加畏惧。黑影正逐步靠近我的后辈,我无法看着别人也被扣上箍紧我的脚镣,却成为佯装不知的旁观者。这个罪行无论对我、对我身边的人来说依然是进行式。

我必须阻止这一切,我认为这是我能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倘若我的同事、后辈也发生相同的事,我大概无法承受。我虽能想办法掩藏我的伤口,却无法容忍自己成为让罪行一再发生的帮凶,我也许会因此先疯掉。

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被性侵后,安熙正观察着我的状态,问:“对不起,妳还好吗?是我不够成熟,原谅我吧。我看妳今天没上班,不舒服吗?希望妳能赶快好起来⋯⋯”后来仍不断传讯息、打电话,我竭力避免自己表现出来,却很害怕那如倾盆雨点的夺命连环叩。

后来我在道厅走廊巧遇安熙正,立即躲到前方的人背后。这下意识的反射动作让我领悟,如今就算是工作也无法稳住我的心了。

诉诸法律途径的想法再度变得坚定。我找了律师,律师说因为对方是公众人物,一旦诉状受理,无可避免地会被公诸于世。我虽希望自己能在被保护身分的前提下揭发,但也知道不容易。在律师的提议下,我见了调查报导组。

假如要避免这起事件不被掩盖,就需要媒体持续关注。就算之后才会决定是否报导,他们仍会先记录并追踪调查。我表示,正式提出告诉前,不希望有任何报导。比起披露某人的过失,揭开真相、获得法律判决更重要。我要求记者要绝对保密,若安熙正察觉了,我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

二○一八年三月五日讯息诉状被受理、进行调查前,请挡下一切报导。(⋯⋯)倘若无法揭开真相,我会全心专注在诉讼上。调查很重要,请帮助我。记者大人,我很急迫,也很害怕,请您揭开真相。(⋯⋯)记者大人,这并不是什么热门话题,是刑事案件。

但隔天安熙正就开始打给我。我不是没有预想到安熙正的人脉,他早晚会知情,只是这也太快了。我心想,是我期望太高了吗?现在我死定了。我不禁懊悔,找媒体真的是最好的方式吗?我埋怨记者,也埋怨起自己。我害怕尚未开始调查,就被权力埋葬了一切,也怕自己会一起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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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上至安熙正的儿子,下至道厅、竞选团队、○○研究室的职员都纷纷来电。我很不安,却无处可逃。这么快就开始了吗?我都还来不及跟家人提这件事,该怎么办?我只能打起精神面对这快速卷入的漩涡,做出判断:与其被扭曲或隐匿,亲自说出来无疑是最佳方案。

直到直播两小时前,我才和妈妈联络,当时我不知道能说什么,只说:“妈,我要参加 MeToo,如果不说出来,我觉得自己会死,别让爸看到新闻。”从我口中亲自对妈妈说出“安熙正”这个名字、告诉她我遭受什么伤害,实在太煎熬了。

我很担心妈妈会怪罪自己,更怕爸爸看到新闻会昏过去。爸爸曾因脑出血而晕倒,那时在急诊室意识恍惚的爸爸,一直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很自责,认为爸爸生病都是因我而起。

告诉家人后,我坚定了决心,只是走入电视台的瞬间却迟疑了。“只要把被性侵的事实从记忆中抹去,不就能一帆风顺地过下去吗?”这想法再次浮现。

节目开播在即,我在那短短时间内反覆犹豫了不知道多少次,最后咬紧了牙,步上死而后生之路。我走进《新闻室》节目摄影棚,这里就像没有空气般一片静寂。我见到调查报导组的记者,对方看起来很紧张。孙石熙社长在播报新闻的空档向我走来。他与我握手,沉默地看着我,眼神很清明,彷佛这里的所有人都带着真心替我加油。

好,上节目吧。佩戴麦克风时,我思考着接下来会碰到的情况,却毫无头绪,好像要晕倒了。在肆虐的暴风中回过神来,我已坐在镜头前。工作人员谨慎地替我别上麦克风,尽量将椅子调到最高。

访纲是在节目开始前才收到的,就只有这样,我毫无准备,不知道该看哪里说话,该从哪件事说起,讲话音量应该多大,也没人告诉我访谈时间有多长。

他们告诉我,只要把经历的一切说出来就好。但就连和律师两人独处时,要我谈论自己被伤害的过程都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在镜头前。虽然主播面前有访纲,我的眼前却空无一物,也不知道该将目光放在哪里。

听到主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的脑海一片空白,灯光渐趋扩大,彷佛下一秒就要将我吞噬。我的头好晕,害我必须坐在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