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西蒙波娃》透过波娃新公开的日记、信件等，重新检视波娃过往的传记、回忆录、访谈内容，让读者穿越时空，一窥她生命中的种种样貌。
文｜凯特・寇克派翠
波娃在世时，读者因为她的生活方式而拒绝接受她的论点——他们说她爱过太多男人，说她爱错了人，或以错误的方式爱人（当时大众甚至还不知道她的同性恋情）。
人们指责她付出太少、付出太多、太女性主义、不够女性主义。波娃曾承认，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并非总是无可指摘。她的言行清楚显示出，她很懊悔自己与沙特的关系曾令许多偶然的第三者（Les tiers）受苦。
波娃曾声称，她与沙特的关系是她人生中的一项成功。史瓦兹也就此事问过波娃，他们两人是否也成功建立了一段平等的关系？波娃说，他们之间从没有平不平等的问题，因为沙特身上“没有任何压迫者的影子”。
有趣的是她在此也表示，如果她爱上的不是沙特，那么她也不会让自己受到压迫。有些人认为波娃这句话是在说，她在职涯上的自主性让她得以逃脱被宰治的命运。许多女性主义者都怀疑波娃落入了坏信念中，怀疑她是否把沙特“变成了连自身的批判目光都必须止步的圣域”。
如今我们已很清楚，波娃对沙特有诸多批判——但她批判的力道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不够。
八○年代中期，有个美国哲学家跟研究波娃的学者玛格丽特．西蒙斯说，她很不满波娃在自传里老爱说我们、我们、我们。她为什么不说她？“她彷佛整个人都消失了。”
但她其实没有消失，她一直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她用自己的声音说出“我们”和“我”，因为她认为“就算身为女性主义者，还是可以与男人拥有亲密关系”。事实上，人能与许多不同的男人与女人拥有亲密关系。她认为，她的思想是她这个人最重要的部分，而沙特是她在思想上无人可比的亲密挚友。
图片｜达志影像／美联社
许多来自外在面向的书评批判波娃只是沙特的影子、说她毫无想像力；连她的恋人都说她的书很无聊，或是跟哲学有关的内容太多。但在波娃这辈子的多数时间里，沙特都是那个大力鼓励着她的人，在这场举世无双的对话中持续与她的心智进行交流。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波娃内在面向的完整全貌，经过重述的人生故事不等同于实际的人生经历。但就外在面向而言，我们必须记得她奋力成为自己时所展现的能动性。在某些情况下，她也选择写出那个被忽略的“我”字。
在《环境的力量》中，她说她早在认识沙特——这个后来会以《存在与虚无》一书闻名的哲学家—之前，就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存在与虚无的哲学看法。
“二十岁时，我在私人日记中初步探讨了存在与虚无的问题—我所有的作品都叩问着这个问题却从未得到解答。”她也在写出《女宾》之后表示，事情已有所改变：“我一直都‘有话要说’”。
波娃在《尘埃落定》（一九七二）里明确表示，她喜欢与生命中的重要之人共享人生—这个人通常是沙特，有时则是西尔维。她直言，自己并未清楚区分“我”与“我们”，是因为“我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拥有另一个人的陪伴”。
晚年的她形容，孤独是“死亡的形式之一”，而她自己则在“感受到人际来往的温暖”时重获新生。
波娃热爱哲学，她他希望哲学能够表达“具体有形的现实”，揭开“精心编织的自我之俗套”。许多时候，她选择文学为工具，因为她笔下的角色在与人的对话往来之中获得了生命。
尼采认为我们“不可能教会别人什么是爱”，但波娃认为她可以让人们看见什么是爱。她在小说中举出具体例子，说明两性之间的关系深受毫无回馈所苦。
在《第二性》中，她明确提出了哲学上的主张：爱若要有道德，就必须互相回馈——爱人者和被爱者都必须认可对方是具有意识的自由主体，并致力于帮助对方完成其人生计画。如果这份爱也包含了性，那么他们也得在性方面将对方视为主体，而非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