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什么性别,面对孩子的逝去,都需要时间沉淀与哀悼。本篇从男性处境探讨,理解那些面对流产,被忽略、被低估的男性感受。

如果女性觉得另一半“不懂”自己的感受,还会在流产后刻意疏远他。

但其实男性是“懂得的”,只是有他们自己的方式,通常还有他们自己的步调。

我们难以理解男性对流产的反应,这是因为西方当代对于阳刚气质和生育的看法把大家搞糊涂了。即使最近几十年,父亲的角色有一些转变,变得更温柔感性和“乐于参与”。

但仍无法为男性创造一个展现脆弱的空间,更别说另一半流产的哀伤。男性仍然要服从文化的期待,以特别的方式(不可以太公开)感受并表达情感,还要承接文化指定的角色。

说到流产,男性既有的角色是支持和保护另一半,还有“采取行动”和“安排事情”。包括通知其他人坏消息,做一些实际的安排。

如果女性站不稳,人很虚弱或不舒服,男性也可以在旁边搀扶。他可能是主动想做这些事,也可能是迫于情势,最后却导致大家看不见他的痛苦,只因为他有在做事,大家就以为他“没事”。

每次我从体内排出受孕体, 大卫就必须唤醒他想都没想过的情感储备(Emotional Reserves)。我们生儿育女的梦想烟消云散,我在那边喊痛或大失血,看到萤幕上的孩子停止心跳,他急着想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很容易把自己的痛苦往肚子里吞,研究证实很多男性都有类似的情况。

有些女性流产了,并不会特别伤心。当然也有这样的男性,对于另一半的怀孕没有感情,当怀孕突然终止,并不会有妻子那么强烈的感受。

我面谈过的男性另一半,老是说他们跟怀孕的妻子,还有跟正在长大的宝宝缺乏身体联系。尤其是在怀孕初期,亦即流产最可能发生的时期。

毕竟他们还没有机会在产检时看到宝宝,或者在隆起的孕肚摸到胎动。有些人觉得宝宝太不具体了,完全感觉不到哀伤,还为此深怀罪恶感。

琼恩·柯汉(Jon Cohen)是《设法忍受》(Coming to Term )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整理从古至今的流产研究,他坦承自己对于妻子的怀孕和流产无法感同身受。

他和妻子经历第四次流产时,他的情绪当然会动荡不安,这促使他不断地做研究。他们第一个宝宝在怀孕第六周就流产了,他回想起妻子在宝宝原订的预产期那天伤心欲绝:“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流产对夏侬的意义,但其他女性所处的位置比我更有利,她们比我更明白夏侬的失落感。流产对于女性是真真切切的经历,无论男性有多么投入,永远都只是旁观者。”

但柯汉坦言,就算男性只是“在旁边看”,流产仍然是令人不忍卒睹的痛苦经验。


图片|Photo by Clem Onojeghu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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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谘商室跟很多男性聊过(一般而言,我的男性个案还是比女性少得多),但是聊到流产的机会很少。

我在英国流产协会担任电话关怀志工时,也很少接到男性的电话。那些来找我谘商的男性大多是妻子安排的,主要是跟妻子一起来,只有极少数是独自前来。

卡斯来见我,也是因为老婆露西的关系。我的个案露西(本书第二章的故事)鼓励卡斯来见我,主动帮他约时间。我很少分开面谈夫妻,但露西认为卡斯需要一个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看到任何人的空间。

卡斯的故事相当深入,实属难得,我也相信每个人读完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早就知道露西在担心卡斯,她被拒于他的心门之外,不是很清楚实际状况。但她知道卡斯绝非只是两次流产的“旁观者”,反之他压抑了一些痛苦的感受。

第一次流产是在家里发生,卡斯陪在她身边;第二个宝宝死亡时,也是卡斯陪她一起看超音波。但是这一次,卡斯反对手术,她却坚持要动手术。

过了几个礼拜,卡斯开始有明显的内心挣扎,她再也没有感受到卡斯的陪伴。我答应为卡斯谘商前,已先确认他跟我见面不会有压力。但我们初次聊天时,我明显感受到他的复杂情绪,他说:“我很好,真的,露西想太多了。但试一次也无妨,搞不好会有帮助。”

卡斯和露西育有一子,叫做弗瑞迪,我听露西说过,他们尽其所能的兼顾育儿和工作。卡斯很投入露西的第一次怀孕,包括参加产前护理课程和阅读育儿书籍。他也在弗瑞迪出生时,一直在身边支持露西,亲手剪断脐带。

后来还请了陪产假,也请了无薪假,尽量在弗瑞迪很小的时候,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露西对第二胎的期待和计画,卡斯也参与其中。

卡斯后来跟我说,当爸爸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他从小就想过,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小孩,自己将会成为父亲。

男性去梦想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轻松平常。但我们的社会可是花了很久时间,才能够体会当爸爸对心理的重要意义。不仅对男性本身,对孩子也有意义。

长期以来,社会期待每一个女性都想要当妈妈,透过成为母亲来完成女性角色,但其实鼓励生育的文化并没有放过男性。

传统社会对父亲的期待,就是赚钱养家和执行纪律,而非偏向女性化的育儿层面,例如:喂食、安慰、打扫、煮饭、上下学接送。

二十世纪中叶,这些期待开始改变了。到了一九八○年代,大家逐渐体会到父亲角色对心理的意义,加上有更多女性投入职场,医院和大家庭从产后照顾退场,以致“父职参与”(Involved Fathering)的概念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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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场加映:一位父亲的产前“焦虑”。陈茻致未出世的孩子:我正努力的、严格的,区分着爱和期待

我父亲的人生就经历过社会期待的转变。我大姊出生于一九六七年,当时父亲待在距离产房很远的等候室。后来母亲把大姊举起来,贴着医院的窗户,父亲总算可以从下面的走道,看一看自己的女儿。

母亲生产后有一个礼拜的复原期,医院严格限制父亲拜访的时间。我妹妹出生于一九八八年,父亲已经可以陪伴母亲生产了,我还记得生产完他惊魂未定的神情,但他似乎很热衷重温换尿布和喂奶的技巧。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我正值十七岁,“爸爸与宝宝”海报大受欢迎,让我惊呆了。我很多朋友都贴在卧房的墙上,发行商是Athena Posters。

海报上有一个穿着无袖上衣,满身肌肉的男模特儿,温柔注视着怀中的宝宝。这种阳刚气质和传统“母性”举止的交会,令我和无数人着迷不已,在全球大卖五百多万张。

现在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英国同居夫妻,丈夫会参与宝宝的分娩过程。十年来,承担宝宝主要照顾工作的男性暴增十倍,达到七万多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仍是很大的进步。

美国在家带小孩的男性,自从一九八九年以来增加快一倍,大约达到两百万人,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一是为了照顾家人(其余都是待业中、生病或身障),尽管如此仍是一九八九年的四倍,一九八九年时只有百分之五。

不过,我们正处于混乱时期。一方面,大家开始接受“父职参与”的理想,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和制度并没有与时俱进,及时消除一些根深柢固的性别化育儿角色。

如果男性真的承担传统女性的育儿角色,有可能被当成怪胎,或者套句我朋友的话,“敢这么做还真有勇气”。一些研究指出,无论父亲有多么投入,社会仍会认为父亲只是母亲的“从属”或“帮手”,其中一个矛盾反映在英国男性的亲职假上。

最近英国议会委员会刚呼吁改革,因为有研究指出,大多数父亲发现职场并不支持他们请假照顾孩子,但这分明就是他们的权利。我发现卡斯也有这种不安的情绪。

虽然他努力“参与”父亲和准父亲的角色,但依然觉得自己准爸爸的身分,并无法在法律上主张完整的权利,也觉得自己的痛苦比不上露西。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会主动来找我谘商,以及为什么我们初次面谈时,他的心情会如此矛盾。

男性身体出现问题时,本来就不太会主动寻求专业协助,更别说是面临心理问题。男性可能会低估自己情感的脆弱,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近年来社会运动开始关注这个潜在有害的趋势,于是有人将每年十一月定为“胡子月”,在这个月,英国男性会留起小胡子,唤起大家对男性健康议题的意识,包括摄护腺癌和睾丸癌,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和自杀,让男性习惯寻求专业协助。

二○一八年初,自从英国哈利王子公开谈论他在母亲死后有多么哀伤和痛苦,终于掀起大家对于男性隐忍文化的讨论。

英国主要的丧恸慈善机构 National Director of Cruse,也认为男性不太愿意寻求协助。每四个联络他们的人,只有一个是男性,而且大部分都是为了索取资讯,而非寻求一对一的情感关怀。

即便是寻求情感关怀,大多是透过电子邮件或打电话。如果参加关怀团体,通常有他们认识的男士在场。以流产来说,似乎也有相同的情况,例如:伦敦流产协会的面对面关怀团体,偶尔会看到男性来参加,一律都是跟老婆一起出席。

然而,这不代表男性不想要关怀,只是有可能想要跟女性不一样的方式。

我和卡斯第一次见面,他先解释为什么露西希望他来,这是男性谈起流产经验最常见的开场白。露西担心他没有睡好,他比以前更容易发脾气,压力似乎也很大。

露西还感觉到,卡斯的身心与她和儿子弗瑞迪越来越疏远,因为忙着工作和半马训练,不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也不是毫无互动、双方没有感情,但性生活就是完全陷入停摆。

我鼓励卡斯用自己的话,诉说最近几个月的考验对他有什么影响。他花了一点时间酝酿才开始畅所欲言:“我真希望自己没那么天真,我们怀弗瑞迪的时候一帆风顺,我完全没想过第二次会出错。

露西都还没有发现月经来迟,我就猜到她怀孕了,因为她看起来不太一样。我趁下班的时候买验孕棒回家,我是第一个看到验孕结果的人。很快的,我们就开始聊起第二个宝宝。如果是女孩,我们会禁止她穿粉红色的衣服吗?弗瑞迪该怎么跟手足相处?我们该怎么调整?”

我听卡斯聊到自己的计画、梦想和想像,即使他和宝宝缺乏肉体的联系,我仍强烈感受到他心中活灵活现的宝宝,以及他和无缘宝宝之间深厚的情感。

这种爸爸跟心中小孩的感情,绝对不是现在才有的。英国知名日记作者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在他脍炙人口的一六六○年日记,新年第一天就写到他和妻子痛失宝宝。

他老婆的月经已有七个礼拜没来了,可是怀孕的希望在新年前夕粉碎了,“因为她的月经又来了”。我们并无法确定皮普斯和妻子是经历早期流产,还是月经延迟,但他因为生子梦碎而失望透顶(他也确实终生无子),值得记录下来。


图片|Photo by Liane Metzl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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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皮普斯之后,过了三百五十年,有一位绝对会在历史留名的男性,也写到他痛失三个原本可能出生的孩子。脸书(Facebook)创办人马克·祖克柏(MarkZuckerberg),二○一五年在自己的脸书宣布妻子怀孕,同时提到前三次痛苦的流产经历。

他不像皮普斯刻意隐藏自己的想法和观察,反而把这份感受公诸于世:“当你知道小孩要出生,你会充满希望,你会开始想像孩子长大,想像孩子的未来,你会开始计画。不料孩子却流掉了,真的是太伤心了。”

学术界和医界花了很久时间,才明白女性跟未出世孩子之间可能有着强烈的感情。男性伴侣对未出世孩子的感情,想必要更久之后才会获得世人的重视。

一九七○年代中期,英国知名儿科医生修恩·裘利(Hugh Jolly),另外还有史丹佛·伯恩(Stanford Bourne)和艾曼纽·路易斯(Emanuel Lewis),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倡导者。裘利呼吁多支持和多关怀死产妇女,他还在着作中谈到另一半、祖父母和家属不为人知的哀伤。

裘利有一篇论文担忧医院对死产家属的“恶劣”对待,宝宝分娩后随即被院方带走,不让父母跟宝宝相处,并且未征求父母同意就迳自处理宝宝,或者处理过程有失尊重。

虽然他这篇义正严词的论文主要探讨死产(这在当时意指怀孕二十八周以上的宝宝),但他没有省略流产的经验,在论文的最后写下结语:“即使算宝宝很小就过世了,不一定就表示没有哀悼的需求。”

他也担心经历丧子的父母亲,膝下还有其他在世的孩子,这些孩子会哀痛死去的手足,父母哀伤的情绪也会影响对他们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