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学术女性，面临不同的挣扎，分别在光谱的两端：一种是有学术工作，但面临建立家庭的困境；另一种是有家庭，面临重返学术的困境。台湾看似平等，男女都可以追求高学历，然而学术界制度面的困难，真的平等了吗？
文｜台湾杉
前阵子我和多位女科技人参与女科技人的形象影片拍摄，其中一环是录下我们对新生代的女孩们想说的话，于是拍摄前我们边聊天边讨论该对新生代说什么，突然其中一位女学者说，现在女性追求学位不是问题，真正的挑战不在求学，而是在取得学位之后。
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
今天我想谈谈当拿到博士之后，学术女性可能面临的困境。
我们先从成功案例讲起，2019 年台湾社会学刊发表了一篇“做学术、做妈妈：学术妈妈的建制困境、协商策略与智性母职”的学术论文，纪录学术妈妈的专业挣扎和家庭责任上的挣扎与努力，普及版也发表在女科技人电子报第 152 期《专题报导》专栏。
学术专业对时间和心力的需求非常大，博士期间只要专心学术，有时当助教协助教学，但若在大学里找到专任教职工作，前几年往往都在忙教学、指导学生、学校行政事务，很难有力气好好做研究。
但偏偏大学教师的升等，是以学术产出为主，助理教授被现在沉重的学术发表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但当妈妈又是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上述学术妈妈都是女超人。
学术妈妈固然忙碌，但她们象征某种成功经验，有许多学术女性，面临不同的挣扎，分别在光谱的两端：一种是有学术工作，但面临建立家庭的困境；另一种是有家庭，面临重返学术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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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没家庭：
虽然有些女性很快就拿到博士学位，但取得学位后可能还要经历博士后研究和专案助理教授等工作，真正拿到一个较稳定的专任教职工作，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但现在助理教授苦于期限内升等制度的压迫和不稳定性，时间压力一直都在，男性没有生理时间的顾虑，但女性很快就进入生育年龄的尾端。
台湾父系社会对传宗交代还是有所执着，过了四十岁，即便伴侣愿意没有孩子，那也得看家族接不接受，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每个系所几乎都有不同世代单身未婚的女教授们，谁都不想去当家族没有后代的罪人。
有些女老师幸运有家庭，但没孩子，不是因为乐当顶客族，而是女老师因压力太大生育困难；我也有女学者朋友提到，前些年她和老公都是年轻助理教授，升等压力很大，她们共同决定选择工作不要小孩，但这不代表她没有遗憾。
有家庭没工作：
当博士毕业后，女性刚好在育龄期，有些女性决定先有家庭，也成功生育，但好好照顾孩子的育婴假就是代表学术工作的中断。
但学术工作的聘任是残忍的割喉战，只看学术发表篇数，一两年的中断，基本上会连博士后研究员或专案助理教授都申请不上，因为男性竞争者不会有发表的中断。目前台湾没有协助女博士回到学术界的机制，因此很多女博士生育后面临回不了学术界的困境。
我刚收到另一位女学者朋友，生育后努力了七年，终于拿到了第一个一年的工作合约。七年，人生有几个七年可以这样消耗等待。另外，我也有看到前辈以“个人因素”从专任教师辞职，以捍卫有家庭的权利，但这是个人因素吗？还是集体的挣扎？
同场加映：台南大学涉及性别误导的问卷论文，何以通过学术审查？
我自己现在面临的是在这两种困境中选择，我勇敢追求学术梦，但没有人告诉过我学术女性的结构问题（也因为以前老师多为男性）。
我之前一心学习和研究，奋发努力终于幸运地在一所不错的公立大学找到工作后，才发现我已经快四十岁，而这是正常的学术养成时程。一直想生小孩的我，早些年只是想说没遇到适合的对象，于是就一直把心力放在学术工作，现在才发现来不及了！
从前没人告诉我，女教授在婚姻市场中的处境是困难的，直到我自己到了这个位子，才知道高处不胜寒，我该怎么办？
为追求家庭而配合伴侣离开毕生努力的女教授工作，另觅工作？还是放弃对家庭的追求，把我的一生“嫁”给学术工作？
两个困境二选一，好希望可以有第三个较好的选项。
性别平等给了我们追求学位的机会，但困难的在后头，即工作和家庭间的取舍调配，学术女性的学术路总是崎岖不平。
学术女性的困境不是“眼光太高”、“条件太好”，是父系社会下社会结构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我看到了结构问题，我冲破不了结构的枷锁，我知道不管我怎么选，我都是这个结构问题中的输家，都要割舍掉心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有选择吗？或许已经没有了。
我们需要制度性的改变，保障学术女性安心建立家庭和增产报国所面临的困境。但在制度结构有所改变前，每一位女性学者都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一场革命，祝福大家革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