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妈妈杀子案：无力不是杀人的藉口，却可能是社会的共业

新北市一名吴姓单亲妈妈因杀害子女，于 11 月 25 日由新北市地方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全案仍可上诉。

判决一出，马上引起社会讨论——论死刑、论判决书用字遣词、论单亲妈妈的辛劳与压力、论社会福利、论一个故事的背后，总有其他的故事。

公众人物也纷纷表达立场，例如立法委员王婉谕便透过脸书表示：“同样作为母亲，坦白说，看到这则新闻，让我非常难过”，她呼吁大家去看见“心碎案件里，这些家长的无助与无力”。

艺人隋棠也在脸书发文，说自己：“完全不认同这位母亲犯的错误”，但鼓励大家用另一个角度，“探索一个悲剧事件背后可省思的地方”，因为“去理解，不代表跟‘认同’画上等号”。

当众多立场交错，我们相信，在愤怒与难过之外，还有希望，希望这起事件引起的关注与讨论，能够唤起改变，让遗憾不再发生。如若这是共识，我们想邀请你，一同探讨悲剧背后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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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无力，来自于她明明也是从零开始，却被视为天职

这次事件中，吴姓女子与王婉谕委员都提到了母亲的无力，吴姓女子说：“这 7 年来，都是我在养他们两个小孩⋯⋯我独自一人面对所有的舆论压力、各式异样的眼光⋯⋯这 7 年来都是我自己，他们生病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顾，我 24 小时去哪里都要顾着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

王委员则说：“那段几近不眠不休照顾孩子的经验，没经历过的人可能难以体会或想像，我们仿佛过着孩子的时间、活着孩子的生活，整个世界，都跟着孩子转动”。

在世人眼中，母亲的身份，不只是血缘的，还是社会的，所以，在生孩子之外，母亲还必须尽到养育的责任，要花心思照料、花时间陪伴，要去调整过去的生活作息，甚至放弃升迁、转为兼职、辞去工作，只为完成社会交付予母亲的使命。

其实，没有人生下来就知道如何当一位符合社会标准的“母亲”，母亲的身份，是在有了孩子那一刻才开始，孩子多大，做母亲的年资就有多长，即便生了第二胎、第三胎，也不是所有经验都能复制贴上；每一位母亲，都努力在尝试中学习，试着达到这个社会对于母亲“本能”的要求。

母亲的无力，来自于她明明也是从零开始，却被所有人当作一种天职，没有喘息的机会，也不能有怨言。

我们时常忘了，母亲其实是和孩子一起长大的，我们硬生生地将她们视为全知全能的母亲，就连她们自己也被灌输这样的想法，深信自己应该要是“伟大的”。

因此，当母亲面临不知所措时，她们会怪罪自己，感到无力，那不仅仅是一种成长痛，更多时候，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少了关怀、协助与分担。

众多母亲纷纷表达共鸣，反映的是性别失衡的抚育经验

此次事件所引起有关育儿困难的讨论，获得众多妈妈的共鸣——单亲妈妈 7 年来养育子女的经历、承受的生活压力与世人眼光，以及最后走上杀人之路的崩溃，都勾起了母亲曾经的无力感。

这份无力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便有可能发生，比方说，对于产后身材走样的焦虑、对于新生儿不愿喝母乳的压力、对于请了一年育婴假深怕自己已没有竞争力的恐惧。

妈妈面对的，不只是产后的荷尔蒙变化，更是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与歧视，有太多时候，当妈妈忙着喂奶、拍嗝、换尿布、安抚、哄睡，爸爸却仍过着一样的生活，上健身房、与朋友喝酒聚会、长时间加班等；妈妈被迫做出改变时，常常孤独无援，一个人扛起两人份的担子，自然超出最大负荷量。

不难发现，吴姓单亲妈妈的沉痛告白引起的广大育儿经验分享，多是源自于母亲，无论是不知如何活过一打二崩溃人生的全职妈妈、邻居以为孩子没父亲的伪单亲妈妈、要同时照顾家中“小小孩”与“大小孩”的妈妈，尽管处境不同，却共享抚育孩子的无力感，类似的感慨发言很少从爸爸们口中听见。

当社会将抚育视为属于母亲的事，她们的无力成为必然。众多母亲的共鸣与广大父亲的沈默，反映在现实生活里，是“凡事找妈妈”的家庭型态，以及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缺席的常态，显示出抚育对男女而言，是十分不对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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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以“金钱”与“社会角色”决定育儿责任，是种性别歧视，更会加深歧视

孩子出生后，妈妈除了个人时间被占据外，甚至会面临职涯转变。

根据劳动部今年 10 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 8 月止，育婴留职停薪初次核付的案件中，男女比例约为 2:8，其中男性申请人占整体的 18.62%，已是近年最高。

这样男女失衡的数字，直接反映出为人父母后，男性与女性面临职涯变化的强烈差异，而这尚不包含离开原有工作岗位，成为全职妈妈的女性。

很常听到的解释是“谁叫你赚得比老公少”，但这看似以机会成本理性计算的背后，忽略的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而被迫失业的女性，与配偶的薪资差距很可能因此更加拉大。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点是，金钱是不是衡量孩子发展的唯一标准？双亲的平衡陪伴、家长透过相互救援扶持，营造和谐共荣的家庭气氛，难道不都是提供孩童良好成长环境的重要因素吗？

另一个常见的说法则是“这就是当妈妈必须做的牺牲”、“带小孩还是妈妈比较行”，毫无根据地判定，妈妈必然比爸爸有更多照顾孩子的能力与责任，都是性别刻板印象的表现，试想这些能力难道不都是学习而来的吗？为什么同样作为家长，育儿的责任会有不同呢？

将孩子视为优先要务，是很正常的，但必须全盘考量孩子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倘若只以金钱或性别刻板印象要求妈妈改变、牺牲，其实就是种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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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与无助，难道就可以杀人吗？

母亲的无力，是普遍的，但不管如何，都不该杀人。我们不是警方，也非司法体系的一员，很难完全知悉故事的全貌，我们可以做的，应该是回到事件本身，尽可能从不同的视角去厘清问题所在。

判决出炉后，网路上也出现许多不同的声音，包含对加害人本身行为的检讨，例如有网友现身说法，描述吴姓女子好吃懒做、浑浑噩噩度日，没认真考虑孩子就冒然辞职，求职还肖想公司配合她接送小孩上下课时间。

另外也有像“总而言之妈妈就是爱玩”、“妈妈超级没有耐心”、“我也认识这个妈妈，但后来因为她太爱抱怨生活而避而远之”等有关吴姓女子平时为人的留言。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这样的说法究竟是否真确，但这些网友试图以“知情人士”的身份与视角，带领我们去“认识”这位单亲妈妈，去看见她的惰性与缺陷，去提醒世人，母亲的无力与无助，并不能合理化杀人，我们不该为本身“有问题”的人找藉口。

是的，再怎么无力与无助，都不可以杀人，但我们可以去想，这份无力感，有没有可能是导致不幸的推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减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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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的观念，必须体现在育婴、育儿政策当中

我们该问的是，如果能有一个安全、无经济压力的育婴、育儿环境，这位单亲妈妈是不是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没耐心、爱玩、爱抱怨，难道不常见吗？

我们要如何帮助没耐心的爸爸／妈妈、爱玩的爸爸／妈妈、爱抱怨的爸爸／妈妈，获得更多的资源，可以在照顾孩子之余，还能拥有一点自由、一点自我？

吴姓女子原本的工作，是可以配合接送小孩，且提供孩子活动空间的，但这样的环境却是可遇不可求，即便遇到，薪水也可能无法负荷养育两名子女。

换句话说，无论她的态度转为消极与否，如此不友善的工作条件与育婴、育儿环境，都可能是压垮妈妈的重担，而这才是我们应该正视的。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开始，练习将性别平等的观念落实在抚育当中。

作为家长，我们可以从平等分担照顾的时间与轮流陪伴做起，没有哪项照料是爸爸或妈妈做不来的，爸爸可以换尿布、可以念故事书、可以玩办家家酒、可以分享孩子的单恋、恋爱与失恋。

妈妈也可以学习放手、学习信任，学习和另一半分享孩子的第一次，让孩子从小便能处在性别平等的环境，不去假设什么是专属于某一性别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同时与孩子的父母聊育婴、育儿，给予他们同样的机会分享各自与孩子共处的时光，给妈妈少一点压力，给爸爸多一点鼓励。

其次，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对家长更为友善的就业环境，无论是王委员口中“单亲家长的无力”，或是认识吴姓女子的网友笔下“不可能配合接送小孩而开的职缺”，两个看似立场不同的人，其实都谈到许多家长在职场所面临的困境，亦即他们必须在好一点的薪水与多一点的陪伴之间抉择。

然而，这真的是无法改善的吗？更完善的托婴系统、育婴补助及留职停薪政策，需要政府与企业一起响应与推动。

例如芬兰政府宣布将在明（2021）年施行新的给薪育婴留职政策，让双亲都能各有约 6.6 个月的给薪育婴假，且两位家长可以轮流请假，延长有人在家顾小孩的时间，而单亲家长可使用双亲家庭的育婴假额度，孕妇则可有一个月的给薪待产假。这样的政策，不仅可以鼓励更多男性分担抚育责任，也能减缓单亲家长的负担。

这次的不幸事件，不该只是检讨加害人的行为，更要能洞悉行为背后的困难处境，并试图解决它。

我们相信，社会并不是没有共识，只是需要更仔细观察、更耐心沟通、更努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