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女第一人】专访诗人李苹芬：每次文学奖，都是女诗人看见我

专访上集：【台女第一人】专访诗人李苹芬：我拥有的很有限，庆幸我还有诗

研究所毕业之后，苹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担任高中国文老师，试图碰撞出自己的可能性。

因为自己在高中时的挫折，她深知青少年时期的脆弱，因此用尽心力去看顾她的学生们。用一周的时间记住八十人的名字、每天醒来都在想今天要跟学生谈什么。

“我以为我是麦田捕手，结果丢失了自己。”

时数对于高中老师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牢笼，她总费心思量在有限的时间、特定的篇章里，怎么尽义务又发挥自己的所长，同时又不抛弃那些还没跟上的学生。她苦笑地回忆，那一年的时间，她没有时间关心自己，文学和创作退到很后面的序列，连阅读都是奢侈。

然而作为一个诗人，苹芬仍然努力想为学生多带来一些什么。“比如作文，我尽量不选常见的命题式作文，我要学生去处理、辩论、思考一些社会议题，像是死刑存废。”

苹芬认真地说，文学不是空中楼阁、不是软绵绵的堆砌辞藻，文字可以充满力量、去应对这个世界。“对文字能做到的事，我有更多的期待。”她坚定地说。

一年的教学经验，苹芬收获了最珍贵的礼物：班上一个立志念三类的小女生，在上完她的国文课之后，决定转到一类组，想做一个律师。这是“死刑存废”作文种在学生心中的种子。

带着这份美好的收获，她拒绝了一个在县市第一志愿高中代理的机会，选择回到学院的怀抱。

“我想长久和文学为伴，跟自己相处，有时间自我观照。学院可能是比较适合我的环境。”到高中教书或投身不可知的学术界是一个生命转弯的地方，但为了维护小小却强韧的诗心，这决定她一做下两年，未曾后悔。

作为研究者，我不让作者左右我的诗歌诠释

作为一个诗人，进行诗歌研究，是什么感觉？苹芬诚实地说，写诗和写论文真的是两回事。

“我的论文可以被轻易地辨认出，是一个诗人写的。诗歌追求‘不要顺理成章’，论文却需要缜密的逻辑。”苹芬的指导教授，同时也是知名诗人唐捐老师，总是提醒着她要区分学术语言和诗歌的语言。

“老师觉得我的文字太浓缩、太精炼了，论文应该仰赖紧密扣合的一字一句，推出自己的论述。”不过，研究者的身份也不是对苹芬没有帮助：“我觉得研究的眼光会影响创作，跟没有学术背景的创作者相比，我对于文体和技艺的操作更有自觉。”

10 月中，苹芬受邀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与她的研究对象零雨同场谈诗、读诗。

“这次谈的是零雨的《女儿组诗》，一共 10 首作品，谈女性的侧影。诗的最后，诗人说女性的处境‘如此都完成了而已’，我觉得这看似若无其事的反高潮，背后有强悍的力度。”零雨当场并没有认下“强悍的力度”这样积极的评论，只说那是一种无奈的姿态。

不过苹芬却对“不同于作者的诠释”泰然处之：“我不会因为作者自己的想法左右了我的观点，因为诗具有多义性。”

除了在学院里谈诗歌创作，苹芬也屡次受邀到台北诗歌节和其他大小的诗歌活动进行诗人对谈。

“我觉得在学院里和在文学性比较强的活动上谈诗歌感觉很不一样，‘个人性’的凸显程度非常不同。比方说在中研院的座谈就可以比较聚焦在‘诗歌的技艺’，这是平常的场合很难聊的，但在学术场合大家可以就某一句诗行、诗歌节奏、口气、讯息量的疏密进行很细腻的分梳。”

而在推广诗歌的对谈里，则讲求创作者更多的个人揭露、经验谈。一次，追着听了两场苹芬对谈的听众过来兴奋地说“第二次听得比较懂！”这让苹芬开始思考和比较，发现第二场她说了更多自己的故事：

“就诗歌而言，作者的故事更能够帮助读者把握内容，推广文学不是只能讲文学，故事其实是一种邀请外人加入这篇作品的方法。”

每次文学奖，都是女诗人看见我

从高中投身文学创作至今，不知不觉苹芬已经在诗坛待了多年。我问苹芬，在“台女第一人”书写的年代，女诗人还是一个特殊群体，当代的女诗人在文坛中又是什么处境？

“前几天诗歌节对谈，我们其实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你读诗的时候，分得出来这是男性还是女性的作品吗？’在场三个女诗人全部都说：‘我分得出来。’”

苹芬说着苦笑：“感受世界的方式不一样，这很基本，但不容模糊。好难用言语把它精确地表达出来。”苹芬强调，她这样说并不是想要把女性隔离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而是因为性别之间的差异本来就存在。

一个例子是，妳的作品在谁的眼前发光？

苹芬分享她的亲身经验：“我很常遇到的事情是说，当我的作品进入比赛的机制、我必须要被评选、被比较的时候，通常拯救我或者看见我的，都是女诗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就是好好写我的诗，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我亲身遇到这种状况，数不清的次数。”

文学没有绝对好与坏，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苹芬在诗歌评选的遭遇，有意无意间印证了她对“创作者性别”的观察：男性和女性写出来的诗真的存在差异，而那个差异会藏在看似客观的文学审美底下，影响了什么是好诗、谁是被褒扬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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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苹芬仍有她的坚持：“但我不会因此改变我的创作，我不喜欢在作品里做太多刻意的东西。”

在陈秀喜的生命故事里，我们看到她在创作以外，还对许多人有着鼓励和提携之功。而从苹芬的亲身经验里，我们看到一位女诗人要在主流的意见中被看见，需要多么努力，而这种“被看见”，有时甚至仰赖着同为女诗人对女性关心的主题、形式、意象、技巧、韵律的喜好。

在过去许多成功女性所分享的故事里，我们都能看女性作为群体互相支援和理解的重要性。

而在文学的场域，这种性别差异往往被包裹在看似客观的文学鉴赏标准，我们必须要勇敢剥开审美标准里复杂的内涵、看见艺术好尚和社会价值相互影响的结果，才能有机会破除曾经僵固而逐渐有望松动的权力结构。让文学，成为所有人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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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读者一起来读的第一首诗

访谈最后，我邀请苹芬为吾思的读者介绍一首入门的诗作。她不假思索地推荐了小令的〈算幸运吧〉。

“他的诗不难懂，很生活化，不会一直关注在精神和形上。生活化的诗比较容易让人进入。里面的感官性很强，很容易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苹芬说。

把我的梦分一点给妳
泡沫细如碎云带核桃香气
午后时光比谷物金黄
豪宅或忧郁症都不够平衡
算幸运吧我离开饥饿的敦煌
离开三鲜炒饭的虾仁鱿鱼海参
牛肉馅饼是爱人的小舌怕烫
汤汁用后摇方式流淌
四点醒来的蛋饼
四点睡去的美术行
肩带滑落于妳
空瓶站立于妳
还能如何更伤心地羞怯
冬日枯叶紧抓枝条翻飞
我紧抓妳
回家再说的每一吻落如麦浪倾身频频

——小令〈算幸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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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第一位女诗人陈秀喜到当代的女诗人李苹芬，我们看见诗歌的形式在转变、性别的意识逐渐清晰。

女性不只写灶台与育儿这些女性的社会责任，也不一定要在充满荆棘的婚姻里挣扎求生。

可是，女诗人书写却有一些共通点延续着：那或许是不一样的身体带来的生命经验、那或许是日常里偶然与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相撞，于是到了今天，女诗人的创作依旧值得提出来独立的讨论。

这样的讨论，既不是将女诗人从诗人的群体的抽出来、遗世而独立，又不是泯灭女性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上感知到的差异，把诗歌与表现一律归于个人。

从“台女第一人”到当代回响，能与苹芬这样的敞开心扉的对话，能把性别作为一个议题自由的讨论，真的也是“算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