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经验对女人而言是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天,记忆也特别深刻,因此这天所受到的是照顾关怀,还是愤怒伤心,都大大影响日后对生产的观感。

当年的生产经验,20 年后都还记得⋯⋯

一个人生产时获得的照顾与支持,对他影响深远,不仅影响生产过程,也影响他日后对生产的感觉。

不过,产前与临盆时的医疗照护,几乎清一色聚焦于宝宝与产者的人身安全,很少留意他们的幸福感、与伴侣的关系,还有是否已做好育儿准备。

这些事在我们十分昂贵的健保体系中重要性不高,因为我们的健保体系正陷入看护人力短缺、增加医疗与手术介入手段的压力,同时又要提升效率、降低社会与心理支援服务、担心制造医疗疏失诉讼等因素,也与更个人化、更灵活、更以家庭为核心的保健背道而驰。


图片|Photo by Mon Petit Chou Photography on Unsplash

我学到情绪照护的重要性是在 1980 年代晚期,当时我主持一项研究,检视大家对第一个孩子出生的经验有多少长期记忆。这些人在 1968 到 1974 年间参与我开的生产课程。

他们在孩子出生后不久,便把自己的生产故事寄给我。为了研究,我在十五到二十年后联络其中一些人,请他们做两件事:写下记忆中的那段生产经验,然后评估自己的满意程度。

比较每个人的两段故事后,我很诧异他们都清楚记得自己的生产经历,过了这么多年,重新写下的故事竟然与最初的版本相差无几!

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影印机,生产完后他们也没有为自己记下那段历程,所以我手上的是唯一的版本(研究结束后我有复印下来,将正本还给他们)。

然后我访问每个人,发现他们对当时的医师和护理师(当时在我的领域没有专业助产师)都记忆犹新,当时医生、护理师做了哪些事,说了哪些话,他们至今仍历历在目。

很多人甚至能一字不差地回想起那些话!有些人还会在回想起某些事的时候落泪,可能是因为医护人员的亲切与照顾喜极而泣,也可能是为医护人员对待他们的方式无礼或随便而伤心、愤怒。

简言之,觉得自己受到专业人员良好照顾的人,回报的满意度也最高,尽管分娩过程可能很漫长或棘手;觉得自己受到无礼对待或忽视的人,回报的满意度也最低。

此外,回报自己从生产获得莫大成就感的人,也是满意度最高的人:他们觉得情况都在掌控中,生产经验增强了自尊心;满意度低的女性则没有这种正面感受。

推荐阅读:温柔生产图辑|6 张图告诉你什么是“温柔生产”

丈夫进产房对产者的影响至深

有丈夫或亲人陪产,并不寻常,因为在当时,男性参加生产课程或看着宝宝出生的例子很少见,连女性亲戚也很少参与。

事实上,我的课程是源自两段正在萌芽的激进潮流:鼓励不用药物的自然生产,以及鼓励丈夫(凭结婚证书参加)到场参与宝宝的出生,并协助妻子自然生产。

该课程鼓励男性扮演产者的“教练”,虽然他们过去往往被要求待在产房外,但大多数人都能在允许范围内积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些女性对丈夫的回忆也很清晰详尽。以下句子引自其中几位女性的说法:

“我能撑过去,都是因为他。”
“那是我们的生活和关系中美好的时刻。”
“他比我预期的更有耐性,也更把生产当一回事。”
“他很斤斤计较。他是我的教练。那对他来说很重要。”
“看到我受苦,他也很舍不得。”
“他马上就感受到我很紧张。”
“他百分之百投入。”
“他忧心忡忡,但很想待在现场。”

我从那份研究得知,产者需要也很感激有爱心的熟人陪在身边,帮助他们,同舟共济,那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时刻。

他们在分娩时接受的那种专业照护与关怀,大幅影响了他们对那段生产历程的回忆——觉得心满意足,很有成就,还是觉得失望、伤心,甚至愤怒。

在产科进入高科技、高压力的时代,我理解到要繁忙的护理师、医师,甚至医院助产师在整段分娩与生产过程中持续给每个人情绪与生理安慰,实在是异想天开,他们还有其他临床责任、其他待产的病患要照顾。

同场加映:【女影影评】怀孕时,我只觉得大家把我当“生产容器”

有了充足的知识,也能化身为神队友

我的研究结论(标题是〈只是女性人生中平凡的另一天?〉〔Just Another Day in a Woman’s Life?〕分为第一、二部,先后在 1991 年、1992 年出版)多次获得其他针对生产历程之长期记忆的研究肯定。

在我担任导乐,参与的数百次生产和给数千名待产双亲开的生产课程中,这个问题总是引导着我:“他们会怎么记得这些?”

那份研究敦促我写下本书第一版。我想协助孕者的伴侣了解自身支援的角色并增加信心,如此一来,他们分娩的亲密爱人才会永远感激他们的帮忙。这份研究也促使我相信,产者及其伴侣需要训练有素的导乐相伴,在整段生产过程中持续关怀与抚慰。

我在 1988 年开发出一套导乐训练课程,并在其他导乐的协助下成立以西雅图为基地的太平洋生产支援协会(Pacific Association for Labor Support,即今日的 PALS 导乐协会〔PALS Doulas〕),1992 年我也和小儿科医师与研究者马歇尔.克劳斯(Marshal Klaus)与约翰.肯内尔(John Kennell)、心理治疗师菲利斯.克劳斯(Phyllis Klaus)、卫生行政安妮.甘乃迪(Annie Kennedy)共同成立北美导乐协会(Doulas of North America,即今日的 DONA 国际协会〔DONA International〕)。

你会喜欢:专访医师陈钰萍:温柔生产,能让夫妻关系发生改变

我们的宗旨是确保产妇获得需要的照护,也确保其伴侣获得需要的实际指导与工具,以协助他们度过这段充满挑战的难忘时刻。大量已出版的研究(由克劳斯、肯内尔及其他多位研究者主持)显示,导乐弥补了产前护理的漏洞,提供具有医疗效果的益处,也带来母亲或父母双方所需要的成就感与满足感。

在今日的典型作法中,产者是由他几乎不认识或素未谋面的产科专业人员照料。在同一次生产中,医护人员会数度更动、中断,也要照顾一个以上的病患,因此产者会碰见许多不同专业人员,需要逐一适应。

这种“陌生人照护”的模式,是医院为维持效率、防止成本攀高而发展的模式,可惜的是经常导致多数家庭在生产后感觉沮丧,甚至受伤。

虽然意料之外的并发症与难度奇高的分娩在所难免,但如果产者在这些时候获得有尊严、亲切的照顾,就比较不会产生负面感受,情绪便能回复得比较顺利、比较快。

接受认识且信任的照护者与支援人员协助,是有帮助的。因此,我希望促进每位产者持续接受关心、尊重与照料的机会,也从陪伴他们生产的人身上获得呵护。也希望每位产者回想起生产历程时,不论分娩与产程是否顺利,都能觉得自己受到良好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