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会没事的啦！别担心！想那么多干嘛？”
“检查报告的结果没什么啦，小事情！”
“干嘛讲那么明白？触霉头！”
以上几句话，是在试图逃避面对事实时常见的对话。
每当发生不顺利、不如预期的意外时，人们往往使用“曲折的话语甚至谎言”来粉饰太平，不论是情绪或是事件，我们不是去验证事实，而总习惯说“一切都会没事”来拒绝任何人面对事实。
这样的习惯，我认为是一种陋习，我们总被教导试图只说好听的话，而不是说实话，这褫夺了当事人藉由体验意外带来的感受的学习机会，而这样的机会正是在人们成熟的路上不可或缺的历练。
而因为文化上的差异，相对于西方文化，亚洲的文化语境中充满了厌恶“触霉头”的概念。
在老人前不能谈论死亡、在情人面前不能谈论分手的可能、不能对事实悲观而只能乐观看待等，乡愿的文化氛围充斥在亚洲的文化中。
人们可能为此沾沾自喜，但我却对这样的文化氛围感到忧心，因为人们无形中拒绝了面对逆境成长与安然处之的学习机会。
图片｜Photo by Maria Teneva on Unsplash
面对死亡的议题，欺瞒不能使我们负起生命的责任
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总是会因为不信任当事者面对死亡的能力而充满了善意的谎言，进而剥夺了当事者为自己生命负责的机会。
在华人文化较保守的医疗社会文化背景下，更是医护人员与家属甚至病患间的一大禁忌。
根据马阶医院对四百七十九名癌症病人及其家属的调查发现，有九成的家属在病情告知上采取“谎言政策”；
有近八成五的家属对病人采取“隔离式”保护；有八成的家属甚至主宰了病人治疗的决策。
相对的是，有八成的病人希望被直接告知病情；另外即使家属刻意隐瞒，也有近七成的病人可以从本身的病况或治疗方法或是周遭照顾者的态度得知实情，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互相演戏罢了。
在后续医疗处理过程，家属及病人承受巨大“瞒”的压力及痛苦，无法在生命最艰难旅程畅所欲言。
国民健康署邱淑媞署长表示：“病人的知晓权应该受到尊重，不应直接加以剥夺，尤其是面对无法重来的生死大事，应将掌握病情的权利还给病人，让病人有权选择，也有权向无效医疗说不。”
知情同意，让每个人拿回自己生命的责任。
在关于疾病是否告知病患的文章中，看到两则在隐瞒与告知之间摇摆的故事，与读者分享。
60 岁张先生于手术后确诊大肠癌第三期，他的儿子因害怕病人无法承受，坚持不告知病情，并要求医疗人员配合保密。
院方虽然建议家属应该要适度告知以利治疗，但家属仍坚持，致使张先生因不知实情，对于相关治疗不愿配合。
甚至在肺部转移后还继续隐瞒病情，告诉病人只要治疗就会好，最后张先生在全身插满管子，急救无效下辞世，家人面对最后病人痛苦挣扎的一幕，感到无限悔恨。
60 岁何太太诊断肺癌第三期，医师向家属说明应让病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家属理解妈妈有选择生命的自主权，于是由医师向何太太告知了病情。
病人充分配合了相关治疗状况稳定了 3 年，发生复发后，配合标靶治疗又控制了 5 年，直到了末期时，医师告知何太太她的状况，她与家人共同决定选择了安宁照护，不适症状获得良好控制。
最后人生阶段何太太虽然非常虚弱，但她的神情却是愉快而轻松的，在儿女陪伴与支持下，安然面对死亡的来临。
亚太心理肿瘤基金会董事长方俊凯医师表示，临床上的经验，当病人罹癌时知道病情，较能配合治疗，相对较能有效延长存活，到了癌症末期，可以掌握生命的责任，做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减少无效医疗对自己的伤害。
藉由正确地与病人及家属讨论病情并规划后续处置，病人内心的旁徨及不确定性会大幅降低，随着病情进展坦然分享心情及讨论处置，病人在尊重其自主性下，完成心愿，生死两相安。
由此可以推论，尊重真相、重视感受、相信能力，可能是人们为自己生命负责、激发个人潜能的关键，而不是逃避、隐瞒以及不信任。
现代的人的焦虑与缺乏学习面对真相有极大关系
现代人的焦虑跟压力程度，对比一百年前的社会，因随着科技的发展，生活节奏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增快，一天中人们需要处理的事情数量呈指数性的上扬，人与人间的关系又呈现千丝万缕，与过去人际关系单纯的时代截然不同。
因此人们面对日常琐事时，为了速效，时常便宜行事，而“一切都会没事的”更是从这样的氛围中产生而来的口头禅，不论真相的模样，这句口头禅成了我们面对各式压力的狗皮药膏。
这样看似安慰的话语，可能可以暂缓当下的情绪，但是长久来看，不正视压力与焦虑本身，他们将会再次卷土重来的，彷佛从未离开过，甚至在暗处滋长得更加庞大。
这也是现代人普遍焦虑不已的因素之一——拒绝直接面对焦虑的本源。人们不是试着去舒缓压力，而是抑制压力。压抑是无法使人感到放松的，反而带来麻木的疏离感。
而“一切都会没事”背后，代表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
人们难以轻易信任当事人有接受事实的能力，同时也不相信自己有此能力
第一，表示我们认为对方没有能力接受事实，认为真相太过残酷，对方太过脆弱，没能力也没必要承受真相。
本质上这是非常不尊重、不信任对方的行为，我们并未真实了解过当事人的意愿，我们便自作主张认为自己是一个“拯救者”，拯救当事人于真相的水火中，并自诩为善意的谎言。
因为我们总自以为地出手拯救对方，对方在缺乏练习之下，最终被我们宠成没有面对真相能力的当事人（有多少孩子被家长剥夺了面对真相的练习机会？）。
究竟他们是天生缺乏面对真相的能力，还是由我们这些自恋的拯救者一手养成的？
似乎，我们越担心什么问题，那样的问题便被自己担心驱动的行为所滋养长大。
而当这样的真相有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时，自恋的拯救者有能力面对自己的真相吗？
我认为是没有的。
在这样“拯救者”的思路下，所有人自身的问题“一切都会没事”，都会有自身之外的拯救者来代替自己面对真相。
我们不信任他人有面对真相的能力，我们怎么又会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面对真相呢？
我们不相信他人有接受事实的能力背后，也是对自己面对真相能力的不信任。
问题本质究竟座落在真相本身上，还是担忧真相的我们身上呢？
同场加映：“为什么我特别依赖人？”关系最重要的课题，是觉察家庭对你的影响
压抑了真相，当事人便会丝毫不受真相影响吗？
第二，当我们压抑了真相，实际上也没办法真的阻止真相，甚至奢望事实会因为隐藏了而有所改变。
在 2020 年的《家庭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表明，孩子可以觉察到父母试图隐瞒的压力。
该研究发现，即便父母试图隐藏自己的压力，但是他们仍然会把这些感受传递给孩子（或是说孩子可以抓取到这样的信号）。
而同时这样的状况也不会因孩子置换成成人后有所不同。我们越是隐藏，他人越是可以捕捉到我们内心因为压抑而带来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涉及心理及生理的范畴。
若我们把压抑真相直接看作一种欺瞒，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再如何设计精心布置的谎言，都可能因为一些细微变化而使对方觉察。
最终，对方除了要面对残酷的真相外，更残忍地，也要同时面对我们的谎言、隐瞒，后者是由于我们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伤害，甚至可以说最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整合心理学家 Ken Wilber 在其着作《生活就像练习》中有涉及自我欺瞒的一个段落：
“欺骗的代价特别高。它让我们的内心分裂，削弱我们的自尊心，危害我们的核心承诺，让我们背上重负。其中，自我欺骗的代价最高，它使我们内心压抑，让我们的经历进入无意识之中，在我们内心中形成了我们无法触及的无意识冲突。
换句话说，它增加了阴影，而这会削弱我们展现尊严以及做出全心全意的选择和承诺的能力，此外，它也会削弱我们认真生活的能力。”
我们对他人的不信任，是在否定对方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自认为善意的欺瞒。
这样的概念充斥着社会时，彼此欺瞒、自欺欺人便成了一种普遍，这使社会弥漫着人们对生活的无力感。这样的氛围，并没有“使一切都没事”。
你会喜欢：开箱｜女力觉醒牌卡：你，是一切的答案
讲出事实让压力成为生命当下的议题，而不会绵延整个人生
我们有曾经全然地信任他人拥有能力面对真相吗？
纵使现在没有能力，也可以试着相信他人拥有学习的能力，有心理的韧性去学习与无常共处。
那些压抑的压力经过释放后，将成为生命当下的显性议题，而将不会是长达整个人生的隐性议题，持续在人生的长河中叨扰着彼此。
对人们来说，“尊重真相、重视感受、相信能力”可能更令人欣慰——诚实地倾听他人的心声，而不是试图彻底地拂去他们心头的尘埃。
不要总是告诉我一切都会没事，请告诉我事实并相信我有能力面对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