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悄悄觉得，其实自己的妈妈并不爱你吗？也许有些内心创伤，始于童年，一起用心理学角度回头看看，并找到疗愈的方法。

在上一篇文章，我谈到一种小婴儿时期对照顾者母亲的基本信任（basic trust）──一种尤关“内在的确定性”与“外在的可预测性”的“母亲可信赖度”──若受到严重干扰的背叛（betrayal），人们便往往在成长过程中难以对他人发展出合理的信任，以及对自我拥有一种该有的信任感。这也是成人那种对人对事对己，根深的不信任与怀疑的源头。

问题在于人们对相关事件一般是没有记忆的！如果没有父母之辈的证词，人们根本忘了自己早期生命是怎样活过来的，很多个案都曾在晤谈室中报告说：“我的童年很空白，记不得甚么事”！有幸的是精神分析治疗发现，这些语言前的、遗落的、潜意识的“记忆”会以“行动”的方式于生活中或晤谈室中重新“演出来”（act it out）[1]，使得治疗师能够去“战胜以‘行动’方式在场的童年敌人”。

母女关系伤口：她从未被我所吸引

我将以关系学派的精神分析师Willock所发表的一个案例[2]，女士 Columba，来说明母女的早期关系及此对后期生命的影响──

Columba 常常为“先找到白马王子”还是“会孤独终老”的想法而受苦，就像她的梦境所暗示的：在梦中，她为教会的事在忙，后来人们把她带到一个牧场上，让她独自进餐。而她情绪的爆发点，是跟最近所分手的前男友Paulo有关，因为他从未因她而“勃起”。Columba 为自己对 Paulo 毫无吸引力而自觉侮辱。分析师 Willock 表达说 Paulo 应该是喜欢她的，她也认同，但又说：“如果他对我没有‘性趣’，那他为何还敢跟我提复合？”

如果我们相信即使是今天发生的鸟事，也可能跟过去的潜意识事件有关，那梦境就可以成为早年母婴关系的窗口：也许 Columba 总是被独自留下，孤单地喝着手中的奶瓶！──当 Willock 这样诠释时，她认同这与梦中的感受十分相似，她最恐惧于面对的，便是她的母亲从未爱过她。

进一步地，Willock 想到另一位分析师 Erikson 说过“因母性的爱如此的深，所以几乎是生理性质的（maternal love must be so deep as to be almost physiological.）”，从而构想 Paulo 的阳痿之所以会对 Columba 产生某种蹂躏，应该是平行地冲击与引爆了，她母亲对她缺乏那种强烈的心-生理的爱（psychobiological love）的潜意识伤口。

Willock 说出这个想法以后，Columba 就像“被击中要害”而反应强烈，她认为母亲根本从未被小婴儿的自己所吸引，不认为她是可爱的，并确信母亲其实对她又憎恨又反感。

这时候，Columba 回想起在青春期，即女孩因着生心理的转变而尤其需要母亲引导的阶段，她的母亲总是忽略她的需求，或都以敌意与拒绝的态度，仅提供最低限度的身体护理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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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关系伤口：她根本不想要我

虽然我们无法肯定 Columba 的早期母婴关系是否就是如此，但这确实是她主观的心理真实与感受（psychic reality）：我的母亲不被我吸引，而且还讨厌我的存在。一旦加上成长过程中的种种“记忆证据”，这种关系便造成了“基本信任”的“背叛”，让人难以信任自己与他人。

这时候，我想起自己的个案也呈现 Erikson 所说的“基本信任”的成长问题，我在这里称她为R女士好了。在某次晤谈中，她不经意地提及自己发现母亲在结婚前就怀了自己，这个线索让过去的许多了解，在一秒内合并成一幅全新的图像，因此我告诉她：“也许妳觉得母亲的苦，都源自妳的错；如果没有怀孕，她就不会结婚而过着不快乐的婚后日子…”

R 女士如同 Columba，表现出“被击中要害”而反应强烈，眼框立即满载泪水，告诉我她其实曾经恐惧过，如果妈妈没有怀孕，也许就不会跟现任父亲结婚，也许日子就会好过很多，因此一切都是 R 自己的错！与此同时，Ｒ女士也认同，她心中的母亲，一定在怪责自己、讨厌自己、认为她不可爱，“也许她根本不想要我，否则，小时候他们怎么会对我这么坏？！”

早期伤口能被修补吗？精神分析说可以！

透过精神分析，Columba 重新发现她对自己女儿的爱：“想像一下婴儿被父母深深的爱所包裹，他会感到多美妙呢！这个神奇的经验，将丰厚地准备了婴儿的一生！”同样，R 女士终于瞭解自己为何一直对新闻或朋友中“父母照顾小孩不当”一事感到如此气愤，而暂时没有小孩的她，能够把这种爱，发展至其“毛小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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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son 说过：后期生命的经历，是能够补偿起步时的匮乏的──我想，不论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还是与治疗师关系下的个人真相瞭解，都是一种补偿与治愈。

最后，我想引用 Erikson 的话作结[3]，他说：“父母不仅要有‘禁制’和‘允许’的方式来引导与教养，亦必须能够向小孩表达一种深刻的、几乎是躯体的信念（哈理斯注：如温暖热情的抚摸与拥抱），使他们对小孩所做的都是富含意义的！归根结底，孩子不是因为挫败而变得神经质（neurotic），而是因为这些挫败中有着社会意义的匮乏与失落。”

这些女性个案的母婴关系也许是挫败的，但核心问题在于“为何会如此挫败？”、“妳（母亲）为何要这样对待我？”。不论是透过学术的阅读，还是我的临床工作中，我发现“对基本信任的背叛”的深度理解与体会，将让人们能够对早期伤口作出修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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