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诗人陈秀喜,她手执诗人之笔,写下妇女独有的生命经验,同时延伸触碰更广大的国族议题。她说诗人的笔不画眉毛也不涂唇,那她的笔做什么呢?用来写下被殖民的悲痛,以及对国族认同的辨析和呐喊。

第一次读到陈秀喜的诗,是在十几年前国中的国文课上。昏昏欲睡的午后,台上的国文老师翻开新的一课, 用振奋的声音说“陈秀喜是我们新竹人唷!”十五年前的国中国文课,还是文言文与中国文学的主场,我们背诵着抽象的修辞、琢磨着渺远的大江大海、努力体会失意老男人的潦倒和幽怨。突然,老师告诉我们,就在我们生长的土地上,每日穿行的道路旁,有位女诗人穿越历史的洪流,与我们擦肩。

新竹人的诗,印在国文课本上。那一刻,全班都醒了。

这样的心情,陈秀喜自己也曾经体会过。陈秀喜是日治时代的新竹人,被送与陈家做养女。不同于台湾早期许多养女艰辛的遭遇,陈秀喜过得很幸福,说养父母待她胜过亲生父母,让她在“无边如海的慈爱”中长成。陈秀喜十五岁就展现自己的创作天赋,能以日文写徘句、短歌,后来还出版了日文的作品集《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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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事隔多年后她仍在自传里细致记下汉诗文在她生命里的痕迹:她的生父陈买爱好吟咏汉诗,常有汉诗人来家中一起吟诗为乐。而她的养父更是特地聘请家庭教师来教她读汉文。一天,她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唐诗合解》:

“我是受过日本教育,小学毕业而已。第一次手捧线装的诗书,非常高兴又惊讶。立刻买这本书回来。我发觉父母常说‘我们是从唐山移民来的’。如今手捧的是一本唐山来的书,我的小小的心灵却为了买到《唐诗合解》而震撼。”

陈秀喜借助一本线装汉文书清晰体会到她血脉的泉源,而她的诗作多年后又引领一群国中生感受到自己与土地的连结。我至今还记得课本上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风雨袭来的时候
覆叶会抵挡
星闪烁的夜晚
露会润湿全身
催眠般的暖和是阳光
摺成绉纹睡着
嫩叶知道的 只是这些──
当雨季过后
柚子花香味乘微风而来
嫩叶像初生儿一样
恐惶栗栗底伸了腰
啊! 多么奇异的感受
怎不能缩回那安祥的梦境
又伸了背 伸了首
从那覆叶交叠的空间探望
看到了比梦中更美而俏丽的彩虹
嫩叶知道了欢乐 知道了自己长大了数倍
更知道了不必摺绉纹紧身睡着
然而嫩叶不知道风雨吹打的哀伤
也不知道萧萧落叶的悲叹
只有覆叶才知道 梦痕是何等的可爱
只有覆叶才知道 风雨要来的忧愁

这首诗的题目叫〈嫩叶——一个母亲讲给儿女的故事〉,描摹的是幼嫩的新叶生长的姿态,采取的是覆叶关爱的视角。新叶如婴儿、覆叶如母亲,新与旧、生与老之间的递嬗既是自然界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嫩叶〉和另一首诗〈覆叶〉互为表里,如果〈嫩叶〉还有初生的喜悦和天真,〈覆叶〉就更直面了世界的残酷:

系栖在细枝上
没有武装的一叶
没有防备的
全曝于昆虫饥饿的侵食
任狂风摧残
也无视于自己的萎弱
紧抓住细枝的一点
成为翠帘遮住炎阳
成为屋顶抵挡风雨
倘若 生命是一株树
不是为着伸向天庭
只为了脆弱的嫩叶快快茁长

〈覆叶〉呈现了一片孤叶的羸弱与不屈,如同陈秀喜面对她自己的人生。

如果不认识诗,早就死掉也说不定

她的体会人生之苦是从婚后开始的。二十二岁那年,纵然养母万般不舍,她仍然按照那个年代女子既定的人生规划嫁到员林去,随即跟着丈夫到上海、杭州工作。不料,为了这段婚姻,她遭受婆婆虐待,长子在月子中就因延误送医过世。因为随夫赴任为二战困于中国,她错过了与慈爱养母的最后一面。最后,丈夫还外遇。

受虐和外遇是明明白白的苦,陈秀喜对婚姻的体察则更深刻,在许多诗作里都能看见她为妻、为母的细腻觉察。在她着名的诗作〈棘锁〉中,她阐述了婚姻对女性的箝制和压迫:

卅二年前
新郎捧着荆棘(也许他不知)
当做一束鲜花赠我
新娘感恩得变成一棵树

鲜花是爱的锁
荆棘是怨的铁链
我膜拜将来的鬼籍
冷落爹娘的乳香
血泪汗水为本份
拼命地努力尽忠于家
捏造着孝媳的花朵
捏造着妻子的花朵
捏造着母者的花朵
插于棘尖
湛着“福禄寿”的微笑
掩饰刺伤的痛楚
不让他人识破

当 心被刺得空洞无数
不能喊的树扭曲枝桠
天啊 让强风吹来
请把我的棘锁打开
让我再捏造着
一朵美好的寂寞
治疗伤口
请把棘锁打开吧!

新郎捧着象征爱的鲜花,却不知道那其实是一束割得妻子遍体鳞伤的荆棘。他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了却不在意,从此,男人从诗行中退场,后续关于女性在婚姻里的苦与痛、挣扎与求生,他完全的缺席。

缺席所代表的冷漠与无视,或许比直接的暴力还更可怕,也更让人无从抵抗一些。男人以鲜花与爱将女人诱进了婚姻中,锁在里面。不论是“膜拜鬼籍”或“湛着福禄寿的微笑”都带着森森鬼气,婚姻,似乎真的就是这样一桩令人绝望的买卖。在陈秀喜的年代,婚姻对女性的意义除了当下的归属和依附,更大的价值在于死后一个合于礼法的位置。而为了身后理所应当的安置,女人该付出多少代价?

为了做一个好妻子,女人必须抛下原生家庭,做一个孝顺的媳妇、贤慧的妻子、慈爱的母亲,看似是美丽芬芳的花,却是插在让人无比疼痛的棘尖上。原来,每一个合宜的举措、每一个应尽的本分,都要用一寸一寸的伤口换来。

幸好,诗句没有在无望的情绪中下坠,诗人转而呼喊强风吹来、把婚姻的棘锁打开。她并不是不知道,离开婚姻之后所带来的迷茫、无措与寂寞,但解脱了痛苦之后的人生,即使是寂寞,也是美好的寂寞。

因此,等到子女都成家后,陈秀喜选择在五十七岁那年,结束了三十六年的婚姻。陈秀喜在自传中这样记述她离婚的心情:

“三十六年来过着三从四德的生活,尽了主妇的职。回顾三思,问心无愧。可以心安地走了。过去的我是为了大家活来的。是迷失了自己的。往后,我是为着我而要活下去的。两种生活方式、均有一长一短。深深吸收自由、自在的空气。刻刻都是感恩、感谢的意念中。山居,大自然是这么无邪、天真。假如,我不认识诗⋯⋯我不会离开他,假如我不认识诗,我早就死掉也说不定⋯⋯。”

民国六O年代,离婚还是一件大胆的举措,根据统计,当时每一千人只会有 0.36 对夫妻选择离婚,更遑论是由女方提出要求。那个年代的传统妇女,大约真的要被逼到绝境才有勇气奋身一搏,斩断婚姻。陈秀喜在面临养母逝世之痛时,就曾说过如果不是怀着再见养母一面的念头,她早就死了,可见这段婚姻对她的戕害。离婚后的日子,也并没有海阔天空,她甚至一度上吊自杀,导致声带受损。放弃了那个年代的人眼中“正常”的生活,也放弃了她曾写入诗中的“将来的鬼籍”。陈秀喜,选择向死而生。

离婚后,她没有依傍子女,而是隐居于台南关子岭。她为居所取名为笠园,寄托着她为笠诗社付出的二十年心血。笠园成为台湾本土诗人的聚会的所在,许多年轻一辈的创作者都受过陈秀喜的提携照抚,尊称她一声“陈姑妈”。

诗人向阳在广播节目中分享自己与陈秀喜的交往。那时,他刚刚开始尝试创作台语诗,当时的大环境对台语创作者并不友善,他的诗作无处发表,自己也很没有信心。有一次,他应邀参加诗歌朗诵会,以台语朗诵自己的作品〈阿爹的饭包〉。诗中刻画搬砂石父亲的辛劳、贫困家庭的痛苦,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慈爱,让陈秀喜立刻红了眼眶。用台语对向阳连连说着“很感动、很感动”。多年后,向阳还记得那一刻对他的激励。

在现实生活中,诗人的责任非常重大

陈秀喜对于诗歌有很大的期许,将表达思想、锻造语言、重视历史、国际、人类,乃至于时代使命都赋予在诗歌创作上。因此她曾以〈也是一首诗的重量〉描述她对诗歌的期望:

诗拥有强烈的能源,真挚的爱心
也许一首诗能倾倒地球
也许一首诗能挽救全世界的人
也许一首诗的放射能
让我们听到自由、和平、共存共荣
天使的歌声般的回响

就像她自己在《美丽岛诗集》里提到的:“一首诗完成的过程,是感触、感动的余韵带进思考让它发酵。思考是集中精神在语言键盘上弹出声音。诗人不愿盲目活着。眼睛亮着重视过去,脚却向前迈进。意识历史、时代、甚至国际、人类。以关心执着于自觉得极点,附着时代的使命感,以喜怒哀乐的沈淀物来比较和判断事物。诗人是真善美的求道者。在现实生活中,站在自己的位置,诗人的责任非常重大。”

基于一种诗人的使命感,陈秀喜的诗歌不只是写婚姻与母爱,还从妇女独有的生命经验里延伸出去,触碰更广大的国族议题。最广为人知的尝试,是原名为〈台湾〉后来被改写为〈美丽岛〉的诗作。诗中以摇篮、母亲的怀抱去比附台湾之美。台大中文系教授洪淑苓认为,诗中以温和包容的态度表露对台湾乡土的认同和情感的依归,有别于其他诗人较为强烈的反抗与抗议意图。这除了是女作家书写乡土家国的修辞,也是跨越政治旗帜论战之后,对斯土斯民不变的热爱。

从陈秀喜的诗歌,我们会看见女性的阴柔特质和看似阳刚的国族认同并不冲突,可以延伸、可以比拟、可以渲染。比如〈我的笔〉:

眉毛是画眉笔的殖民地
双唇一圈是口红的地域
我高兴我的笔
不画眉毛也不涂唇

“殖民地”,“地域性”
每一次看到这些字眼
被殖民过的悲怆又复苏
数着今夜的叹息
抚摸着血管
血液的激流推动笔尖
在泪水湿过的稿纸上
写满着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

这首诗经过英译之后,在 1978 年获得美国全国诗人协会诗竞赛第二奖。诗中以画眉、描唇等化妆的动作与诗人之笔做出区隔。“化妆是对五官的占领”,这样的视角大约有欧美妇女焚烧胸罩一般的冷冽和气魄了!诗人的笔不画眉毛也不涂唇,那她的笔做什么呢?用来写下被殖民的悲痛,以及对国族认同的辨析和呐喊。

另一首诗〈耳环〉则以日本女孩不如中国女孩一般打耳洞来区分中日之间的差异,诗中的“我”以戴上一对耳环为傲,即使遭致歧视也不退缩:“民国二十八年/母亲的民族观念说/耳朵有针洞/才是中国女孩/总有一天/要辨别我们并不是日本人/戴着翡翠玉坠的耳环/梳两条辫子/穿着长齐脚跟的旗袍/因怕统治者的威风/纯中国式的打扮/街上已少见/我时常被日本的小孩子们/投掷小石头 骂‘清国奴’”

翡翠玉坠耳环、辫子、旗袍都是女性的装束,而在这些看似属于外在的打扮、属于女性阴柔的象征,在陈秀喜笔下却用以传达女孩心中爱国爱家、坚毅不拔的意志。诗中十八岁的年轻女孩即使遭遇谩骂羞辱也昂首阔步,唯一的期望就是“耳环就是/中国女孩的凭证/台湾光复 那一天/不必检验耳朵的针洞”。期望光复的那一天,所有坚守国族认同的打扮和举动都不再有任何疑虑,不再需要为了讨好殖民者而有所矫饰。

然而,光复之后的台湾人,却无法如同陈秀喜诗中的祈愿,只自自然然的做自己就足以立足这块他们生长的土地。因为,他们面临了新挑战:国语。

跨越语言的一代,是忍耐阵痛的失语者

如同那个时代许多创作者一样,光复之后陈秀喜立刻面临的困难是语言的转换。受日式教育、擅长日本俳句、和歌的陈秀喜,突然之间成了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光复三十年后,她出版了诗集《树的哀乐》,在〈后记〉里她这样陈述自己的痛苦:

“光复三十年来的台湾,早已成为推行国语非常成功的模范省。然而,我个人,因为不学无术,被殖民过的痛苦,迄今不但尚未消失,握笔时,那种阵痛的苦闷,还是折磨我。当我出版日文短歌集《斗室〉(一九七O)后,由于心中有所抉择,从此不再出版日文短歌集,专心学习国文,作为个人的心愿。而且,渴望以我们的国文写诗。”

能够流利传达思想感情的日文,带着殖民的屈辱;理所应当该使用的国语,却又不够熟悉顺畅。这种失语的痛苦也表现在〈编造着笠〉一诗(节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
我们鸣放炮竹
泪湿面颊互相拥抱
将光复的喜讯
报告祖先们
我的国籍也光复
可是祖国的文化
被统治者隔绝了半世纪
想不到痛苦在等着我
回到祖国的怀抱
高兴得血液沸腾
却不能以笔舌表达
焦急又苦恼
热血也许会被误为冷血
在语言的铁栅前啜泣
为了要写诗
学习国语
忍耐阵痛
有时候诗胎死在腹中
有时候揉碎死胎儿
丢弃后苦闷着
诗的国家的文化
对我来说
比岩石更重
嘴吧如哑吧
唱不出声时感到羞耻
我们应该向
祖先们和摇篮道歉

血液沸腾、笔舌却偏偏不听使唤,于是只能无助的在语言铁栅前啜泣。语言与思想的错位并不是这一代台湾人的错,陈秀喜的诗文里却袒露了战后台湾人无法压抑的愧疚、羞愧和耻辱。于是有了凡提及陈秀喜时必会讲述着名故事:陈秀喜赴日出席在东京举办的《陈秀喜诗集》出版纪念会,并拜访了日本着名诗人堀口大学。当堀口大学称赞陈秀喜的日语优美时,她并没有喜悦,而是索要纸笔当场作和歌一首表达“懂日语是悲哀,故乡被殖民伤痕犹在”的感受。因此,堀口大学立刻肃坐伏地道歉。

历来讲述这个故事,往往视之为一段佳话。陈秀喜的风骨与堀口大学的自省,以及成就这段会面的创作交流,都让这个故事无比动人。然而,这段故事呈现的出原本应该为之自豪的语言能力,对于当时的陈秀喜以及许多台湾知识份子而言,却是伤痕和悲哀。更糟糕的是,这样的伤痕和悲哀不仅是源于被殖民的伤痛,在当时台湾的氛围里,更有一种必须自证自清的压力。

担任“笠诗社”社长长达二十年的陈秀喜,自然也被卷入了乡土文学论战中。那首让她收获美国诗坛荣誉的〈我的笔〉,其创作背景却是源于《水星》诗刊对《笠》诗刊是“日本诗坛的殖民地”的批评。陈秀喜强调,她是受日本教育的人,能用日本话、日本文字创作,却甘愿辛苦地学习中文、写中国诗,这都是因为她不甘于被殖民。

“笠诗刊当然是中国人的诗刊,这种愤怒,我就把它写成〈我的笔〉。”

洪淑苓提到,1970 年代现代诗论战以及乡土文学的风潮导致各诗社关系恶化,笠诗社向来被视为亲日、本土,因此在当时的氛围下相当不容易发展。而在〈我的笔〉发表的前一年,又偏偏发生了钓鱼台事件、台湾退出联合国,仇日的情绪和退出国际舞台的悲愤,都让笠诗社成为众矢之的。

因此,这也让陈秀喜这样的创作者处境更为艰难。

和歌创作不是耻辱,是那个时代留给当代最美的礼物

将近五十年后,重看陈秀喜在政权递嬗之间的苦与难,我们会清楚的知道被殖民、擅长日语、艰难地学习“新”国语,都不是他们的错,甚至不该是错。可是,早在读者们能够发现这点以前,有许多创作者不得不放弃自己擅长的语言,因此不能以最顺畅的方式表达自己,甚至不能再创作,只能殒落在不同语言的缝隙之间,将表达和诠释的权力拱手让给更流畅使用官方语言的人们。

新竹市文化中心(现为新竹市文化局)在 1997 年出版了《陈秀喜》全集。如果有机会翻阅这套全集的人,除了阅读诗集、书信、资料集,也翻一翻陈秀喜的日译诗、短歌和俳句吧。也许藉由这一次次摩挲书页的时刻,能够让陈秀喜知道,她美丽的日文创作不是屈辱,而是珍贵的历史资产、文化记忆,更是一位努力翻越时代、语言与性别阻碍的女诗人,留给后世最好的礼物。

回想十五年前,那个懵懂地在课堂上展读〈嫩叶〉的我,并不知道从“母亲讲给儿女的故事”在诗人心中升起,到化为她陌生的国语,最终印成铅字,成为国中生必读的一课,中间需要多少努力又经历多少顿挫。女性的声音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种文化里,常常都是被噤声的一群。可是,如果没有陈秀喜的诗,我们不会看见民国六O年代为女、为妻、为母曾经历的哀与乐。我们也不会发现阴柔的眉笔、唇彩、耳环,甚至厨房里袅袅的灶烟,原来都能寄托炽热的爱国心和柔韧的乡土情。

从台湾第一位女诗人到当代,女性也许不再遭遇明言要求的噤声,也幸运避过了失语的时代夹缝,让我们终于掌握了自由书写和表达的权力。拥有这些得来不易的权力的当代女性该说什么?该写什么?才能让五十年后的女性依然备受启发,念念不忘?也许,就从解开前代女性身上的枷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