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卫生局传出女职员坠楼身亡,她生前公开发文指出,自己曾被性侵,且长期处在亲密关系暴力中。最后留下讯息“愿用这条命,让真相浮出台面”。透过这起事件,我们观察到有两个性侵问题需要讨论,以及为何社会支持网,没办法承接性侵受害者?

7 月 3 日,新北市卫生局传出一位女性职员坠楼身亡,女职员生前在脸书公开发文指出,自己曾经被性侵,且长期处在亲密关系暴力中,根据中央社报导,这位加害者为某物理治疗所执行长。

女职员提到,某天晚上对方宿醉性侵,隔天又找上自己,“用眼泪跟下跪跟我忏悔,说真的很喜欢我,一时忍不住,会对我负责,一切他会处理”。她说,自己过了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羞愧感与罪恶感日日袭来,对方更以爱为名,对自己施加暴力。当她选择离开加害者后,对方还无数次骚扰自己的生活。

“想到你用强暴,谎言,暴力,背叛毁了我的人生,你却还有家庭可以回,还有无知的群众可以靠,而我的伤痛要回归给谁。”最后,她留下讯息“愿用这条命,让真相浮出台面”。

透过这起事件,我们观察到两个性侵问题需要讨论,以及为何我们的社会支持网,没办法承接性侵受害者?


图片|Photo by kevin laminto on Unsplash(非当事人)

性的禁忌让性侵有了藉口

女职员提到,自己在阅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之后,意识到为何遭性侵却不说出来,甚至与对方持续来往,她说因为这件事情太脏了。她引述书中的一段话:“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

这段话,读来让人心痛,却也真真切切地反映性侵受害者难以逃脱污名、标签化的处境。性的禁忌感是什么?它可能从性侵受害者的穿着打扮和外貌开始,指责“你裙子穿太短了”“你的内衣透出来了”“你妆化太浓了”,再评论到行为举止“因为你的动作很不检点”“因为你的行为很像在勾引他”。性的禁忌亦是耻感,让受害者优先地、下意识地、习惯性地也先检讨自己,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真相讲一遍还是会衍生一百种版本,但谎言编造出来的故事是没有血泪的,而我现在,正撕裂我的伤口呈现给你们。”

再来,我们也谈谈信任问题。

在整起事件中,我们看到所谓“非典型受害者”的回应。从女职员的贴文中可以得知,她被性侵后曾有段时间与加害者来往。也许你会疑问,为什么不说出来?为什么不离开这段关系?诸如此类的追问,常常是把责任丢回到受害者身上。而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可以思考的事情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受害者会觉得,他无法安心地说出来?是不是担心会被检讨正当性与资格性?

在跳楼事件后,加害者的妻子发文提到女职员介入自己的婚姻,同时拿出报案的三联单证明。我们无从也无证据去定夺谁的说法是对、谁的说法是错,但可以谈到一个现象:性侵案的揭露,可能伴随各种对受害者的质疑,它可以出现在司法体系、大众媒体,抑或是受害者的好友、家人、最亲密的人身上。

政治大学法律系王晓丹教授曾经在评论《谎报:一桩性侵案谎言背后的真相》时写到:

性侵害案件的误判,往往受到二元对立叙事模组的影响——受害者悲惨崩溃渴望拥抱/说谎者觉得自己惹上麻烦、受害者陈述前后一致/说谎者陈述多有破绽、受害者独立自主/说谎者希望得到注意、完美被害人/扮演被害人、说真话/说谎话——因为非此即彼的二择一,只要不像前者,就一定是后者,导致错误的真实发现。

于是事实是,在真相被信任以前,受害者必须先证明自己是“足够正直的”“足够清白的”“没有说过谎的”。每当性侵案件发生,社会首先去质疑性侵受害者的言论与人格可不可信。在抵达真相的彼岸前,受害者早已没了隐私,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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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伤痛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承接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讨论、理解甚至同理这样的经验?

女职员在文中,写着“不奢望谁能理解,但当这件事情有天发生在你们或你们亲人身上时,再来跟我谈那些事不关己的评论吧,现在对我而言,憎恨是我每天需要面对共存的情绪。”

社会对于伤痛亦有禁忌,当我们在安抚受害者时,往往会告诉他:“事情过去了”“别再想了”“不会再痛了”,藉此逃避、否认性侵事件的存在。事实上,这是抹灭性侵受害者的感受,因为痛苦很巨大,伤痛依旧存在,而当我们不愿去承认每一个感受与经验是真实的,防护网就将会不断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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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性侵事件,这个过程可能使旁观者痛苦、极其不适,阅读每则新闻的你,更可能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愤怒。然而所谓支持,未必是替受害者抹掉所有感受,它可以是:去承认受害者的伤痛,去相信他的经验,让受害者有足够自由的空间述说真实经历。

当你停止聆听/每个强暴故事听起来都相似
How every story sounds the same / when you stop listening
——波兰诗人 Brenna Twohy

我们不要再让悲剧,成为推动性别议题讨论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