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劳动的价值，以及我们为了让周遭人感到舒适快乐的技能，不仅在家里或在照护角色上有价值而已。在商业谈判、国家政治、家庭政治中，女性视角对细节及大局的关心和关注更是宝贵。但大家对情绪劳动的要求，导致问题出现时，女性无法畅所欲言，因为女性缺乏和男性一样的立场。那么情绪劳动究竟是一种资产，还是一种负担？
文｜洁玛·哈特莉（Gemma Hartley）
一九九二年柯林顿竞选总统期间，大家一再把焦点转向一个同样困扰美国人民及其对手的议题：他的妻子。
希拉蕊早在认识柯林顿以前就已经是职业妇女， 在柯林顿担任公职后，她并未放弃事业，而是继续全力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持续追求专业成就，不愿当第一夫人那种拘泥于仪式的角色。在一次特别令人郁闷的选举辩论中，州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花大部分的时间，指控柯林顿私下把一些有利的案子送给希拉蕊的事务所。辩论结束后，希拉蕊做出反击，因为她已经受够了。
“我想，我大可待在家里烤饼干、喝茶，但我决定在事业上冲刺，而且我在外子从事公职以前就已经踏入职场了。”
她如此回应的脉络并不重要，因为这不是大家想听的答案。这番话一出口，希拉蕊后来不得不花好几周的时间灭火，以期挽救那番话所造成的伤害，解释她的立场，让大家明白她也非常尊重全职妈妈。
图片｜达志影像提供（AP）
尽管如此，愤怒的信件依然像雪片般涌向《时代》杂志，其中包括纽泽西州的选民君恩．康纳顿（June Connerton）的投书，她写道：“即使我曾经想要投票支持柯林顿，但他老婆的说法实在有够贱，已经扼杀了我投票的念头。”后来希拉蕊到底花了多少功夫才平息众怒？她答应和前第一夫人芭芭拉进行一场烘焙比赛，并把过程刊登在《家庭圈》杂志上。她烤的巧克力片燕麦饼干赢了烘焙比赛，柯林顿连任成功，但大家永远没忘记她曾说过那番话。
多年来，那番引发众怒的说法一直跟随着希拉蕊。从她的先生一九九二年竞选总统，到二○○六年她自己竞选总统，那段话始终紧跟着她不放。二○一六年，她的饼干食谱再次登上《家庭圈》的烘焙大赛，就像多年前一样，但这次的标题是“希拉蕊的家庭食谱”，因为这次她不是以第一夫人的身分现身。如今，她的职涯（已发展数十年）以及性格依然令美国人担忧。大家觉得她野心太大，太理直气壮。她决心照着自己的方式过日子，
这使很多人深感不安。一直以来，她为了平抚这种不安而付出的情绪劳动始终不够，未来也永远不会足够。
对女性来说，政治一直是很棘手的竞技场。她们必须克服因性别而让人觉得她们不适合担任领导人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必须刻意展现女性特质，好让选民持续感到放心和快乐。就很多方面来说，竞选公职简直是一场人气竞赛。妳不能为了政策而忽略了讨喜度，尤其妳是以女性身分身处在一个男性为主的世界里。女性在领导阶层中爬得愈高，需要付出的情绪劳动愈多。当妳抵达最高层时（就像二○一六年希拉蕊竞选总统那样），那些要求已经多到不可思议。到了那个时点，妳必须选择如何从事情绪劳动，好让自己尽可能处于最佳位置。这里不得不再次强调：想要晋升到顶端，妳不可能让周遭的每个人都感到舒适快乐。
希拉蕊决定竞选总统时，已经有很多人感到不满了。有人说她不够女性化（她只穿裤装，甚至没有装扮让我们品头论足一番！）；说她冷漠、精于算计；说她太有主见，说她不“平易近人”。但另一方面，二○○八年新罕布夏州初选之前，她差点掉泪也遭到批评。一些不懂六十九岁女性生理结构的政治名嘴质疑，她那不可预知的荷尔蒙系统是否有碍其领导力。总之，她太接近男性标准了，令人不安；但她又太女性化了，无法成为美国的领导人。
在这种动辄得咎的情况下，她能走到今天，可见其政治才能不同凡响。
希拉蕊的整个职涯发展，有赖她从事情绪劳动的能力。她努力成为坚强、精明的政治领袖时，必须比对手更努力地展现温和、讨喜的特质，当然更不能给人泼妇的感觉。竞选总统失败后，她坦言：
“也许我过度学习了如何维持冷静，例如咬紧舌头，把指甲压进紧握的拳头中，一直面带微笑，一心只想向世界展现一张镇静的脸孔。”
然而我们不禁想问，她还有其他选择吗？她的男性对手没必要那样战战兢兢地管理媒体及潜在选民的高度预期。和希拉蕊同圈子的男性政客，可以像我家两岁小孩一样发脾气，也没有人会苛责。相反的，政坛的女性从来没有那种选择，尤其像希拉蕊那样有权势的女性更没有。她必须以多种方式包装其政治抱负，掩藏任何怨恨的情绪，无视明显的性别歧视，甚至以新科参议员的身分帮资深的男性参议员倒咖啡。即使是那些不认同其政治立场的人也不能否认，面对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她在拿捏大家的预期方面表现得可圈可点。
希拉蕊在选后出版的《何以致败》（What Happened）一书中，谈到她一方面必须在大众面前付出情绪劳动，另一方面又必须在竞选过程中展现出抱负、强硬的形象，在两者之间拿捏平衡对她来说是一场苦战。
她似乎永远抓不到使人放心的中庸之道。她上台演讲时，没有给人温馨自在的感觉，没有化身为令人愉悦的女主人角色，努力让每个人感到舒适快乐。当然，其他候选人也没有那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那样做。那些跟她同台竞选的男性对手，不受同样的情绪劳动所束缚。他们不需要战战兢兢地难捏分寸，努力地讨选民欢心，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忽略或打破那些限制。
众所皆知，希拉蕊的竞选活动常引人诟病的一大问题是“讨喜度”。她与候选人川普进行某场关键辩论之前，多家新闻媒体的名嘴都指出“笑容可掬”有多重要。但辩论之后，《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大卫．弗伦（David Frum）批评她：“笑得像在孙女的生日派对一样。”即便是最细微的动作，希拉蕊也是动辄得咎。
她在书中提到，大家对政坛男性暴露及掩饰情绪所设的门槛很低，字里行间难掩其失望之情。男性候选人可以大吼大叫，展现“热情”及多变的性情，说那是他们致力投身政治的象征。身处同等地位的女性若是展现同样的行为，只会遭到猛烈的抨击。她们的声音稍微高昂一些，就会被贴上“泼妇”的标签，美国对音色尖厉的女性很有意见。坚定自信原本是一种领导特质，但是换成女性在台上展现自信时，那突然又变成情绪不稳的象征。
有人说希拉蕊展现的沉着镇定看来有所保留，似乎瞻前顾后。对于这种说法，希拉蕊在书中解释：“我说话之前会先三思，不是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但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难道我们不希望参议员和国务卿，尤其是我们的总统，审慎发言、重视言语的影响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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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前述，她所描述的情况并非竞选活动中独有的现象。女性善于控制自己的言语，在开口前先三思，这是一种保护自己及确保和睦的方式。许多男性也擅长这个领域的情绪劳动，虽然他们并未被同等要求，但这是可以轻易磨练及善加利用的技巧。男人懂得说话前先三思，以便管控周遭人的情绪时，他做起事来往往是有条不紊，小心谨慎的。希拉蕊所描述的那种镇定，如果不是从评断女性的观点来看，很可能是一种优势，欧巴马就是很好的例子。
管理周遭人的情绪，并不是竞选活动中唯一的情绪劳动。事实上，希拉蕊在《何以致败》一书中花了很多篇幅谈论她在二○一六年总统竞选期间，不仅在公共场合需要投入情绪劳动，连在私下与家人、朋友、工作人员相处时也是如此。即使妳是在竞选美国总统，妳还是得关心所有细节，以及受到那些细节影响的人。“我确保每个人都吃饱了。如果我们是在烈日下进行活动，我也会确保工作人员都搽了防晒乳。与我们一起出国的记者生病或受伤时，我会送他们姜汁汽水和苏打饼干，并请国务院的医生带着抗生素、止吐的药物去旅馆房间看他们。”虽然她坦承，在情绪劳动方面，她有很多事情是花钱请人帮助解决（例如，几十年来，她已经不需要为了家里牛奶喝光而匆匆跑去超商购买），但她仍是家里负责情绪劳动的人。“我负责安排探亲、度假、与朋友共进晚餐等行程。比尔有许多优点，但管好家务的后勤细节不是他的强项。”
希拉蕊显然对女性承受不公平的情绪劳动要求感到遗憾，但她跟多数女性一样，瞭解这类劳动的价值。她看到女性负责选民服务、打电话、写信、组织研讨会、协调任务。“我们不仅操心家务，也操心国事。”现在是我们开始把那些心力视为重要特质的时候，女性不是只会操心，我们更懂得关怀入微。
情绪劳动的价值，以及我们为了让周遭人感到舒适快乐的技能，不仅在家里或在照护角色上有价值而已。在商业谈判、国家政治、家庭政治中，女性视角对细节及大局的关心和关注更是宝贵。
在各个层面善用情绪劳动的技巧，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事。懂得关怀的领导者是贤明的领袖，他们的团队、子民、同侪会更有动力为他们效劳。他们不只关心小我，也关心大我，因此成为大家的榜样。他们的解题方式更为全面，也更符合大局。我们应该期望社会顶层的人更深入关怀下面各层级的舒适与幸福，让所有人一起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女性在情绪劳动上的经历，使她们特别擅长解决问题。女性从小受到的训练是，随时观察所有正在动的东西，然后仔细思考可让自己及周遭人处于最有利地位的选择。这种技能可以直接套用在商业上，女性这种相互连结的观点可以细探怎样解题最好，又可以让所有的人开心。
二○一二年《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发现，尽管女性领导者有如凤毛麟角，但是在定义领导楷模的每个领域中，她们几乎每项得分都高于男性领导者。例如，在与“培育”有关的每项领导特质中（例如打造团队、激励、培养他人、协作和团队合作），她们一如预期得分较高。她们在其他领域的得分也高，例如积极主动、追求结果、善于沟通和解决问题。
只要想想女性私下做的情绪劳动，就会觉得她们具备这些技能根本不足为奇。在生活中，女性不得不擅长交派任务，像是透过仔细的沟通，以注意及有效地解决家里的问题。我们必须随时掌握生活的现况：妳不主动规划假期、为孩子报名夏令营或决定家中每周菜单的话，谁会做呢？女性很擅长解决问题，打造完善的组织系统，好让全家人即使行事历各不相同、甚至时间冲突，也可以过得很平顺。女性培养人际关系，花时间和精力让周遭的人感到舒适快乐。女性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追求“兼顾一切”的同时，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都努力追求超乎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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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和女性领导人的差距很小，例如在女性得分较高的项目中，“积极主动”排在前面，女性得分约比男性高出八％，但绝大多数的领导特质中，女性得分比男性高出二％至六％。我觉得这些结果不见得就表示女性一定比男性更擅长领导工作，或女性做事的方式一定是最好的新方法。然而它确实显示，男性和女性所带来的技能价值大致上是相等的，所以当我们把女性排除在领导高层外，或要求她们配合男性标准来调整自己以便在专业上出头时，我们并未善用女性的潜在价值。
我们应该开始重视那些与女性的情绪劳动经验密切相关的技能，并把那些技能看得跟男性的技能一样重要，以便在全球经济和文化领域中获得更大的成效。我们必须让女性运用这些技能来追求最高的目的，而不是只用来维持办公室的愉快和舒适。这一切应该从肯定情绪劳动技能是一种领导特质开始。
我的目的不是在这里讨论政治，也不是在主张希拉蕊当初若是更小心地处理情绪议题，就能赢得二○一六年的总统大选。那些议题既不是我的专长，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她在烘焙饼干或笑容方面所引来的批评，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不过我觉得，在定义政坛男性和女性的领导力方面，我们抱持的双重标准以及那些预期对女性的限制，确实值得注意。因为，当大家预期女性应该持续投入情绪劳动，好让周遭的人感到舒适快乐时，这种预期所衍生的后果不只影响我们对女性的观感（怀疑她们领导世界的能力），或阻碍人际关系的进展（怀疑她们在家里的领导力）而已。大家对女性情绪劳动的要求，还包括要求她们尽量压抑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微小、更安静），不要捣乱（连批评那些冤枉或误解女性的男性，也被视为捣乱）。
大家对情绪劳动的要求，导致问题出现时，女性无法畅所欲言，因为女性缺乏和男性一样的立场。女性只要批评男性老板、男性同事、男性伴侣，任何男性，就有人质疑我们别有用心，居心叵测，因为那样做破坏了周遭人的舒适，违反了社会规则。当女性不像预期那样在家里展现顺从时，就有可能引发纷争；在职场上，则可能导致事业受挫。若是在外面的世界，在街上深夜步行回家，不展现顺从还可能导致更糟的后果。即使女性不是在人际关系中运用情绪劳动来提升地位，或是在职场上运用情绪劳动来帮助升迁，她们也需要运用情绪劳动来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