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哥哥接连因为脑瘤去世,而曾此变成一个充满愤恨的人的谭恩美想告诉在疫情下痛苦的人们:不要感到自责。

文|Evelyn Yang

近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推出了全新的广播单元“Sugar Calling”(暂无译名),由畅销书《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的作者雪莉.史崔特(Cheryl Strayed)带大家一同和重量级作家们通话,渡过沉闷、孤单的防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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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目第四集 〈不言听计从 要寻找真相〉,雪莉邀请到了着名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来到通话中。谭恩美出生于 1952 年,现 68 岁,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为《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主要描述母女关系以及华人在美国的经历。

“有时候,人们要花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伤痛。我们不能期待一夜之间就恢复原状。”从家庭谈到自我、从失去谈到自我重建,谭恩美和雪莉用韧性(resilience)和同理心剖析生命中的更迭。

雪莉在节目中与谭恩美谈到了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难以计数的人们正在面对丧失亲友的苦痛,在这样灰暗的时期,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境面对?

谭恩美表示,自己在青少年时,也曾接连丧失了父亲与哥哥,“我的父亲是个传教士,但我发现,有时再怎么努力祷告、再怎么虔诚,奇迹都不会发生。”于是,父亲与哥哥因脑瘤相继离世时,她的心里只有怨恨,并且成为了愤世忌俗的人。“我想要告诉所有的孩子,你们的憎恨、悲伤是很自然的。”她说,大人常会期望儿童、青少年承担太多,“其实人们最需要的,只是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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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谭恩美在访谈中,也聊到了自己的家庭经历、母女关系。“我的外婆自杀、外公因为西班牙流感过世。”她说,在那样的环境背景下,她的母亲也变成了会用自杀情绪勒索的人。每当她的母亲觉得自己没有被重视时,就会告诉谭恩美自己想寻死。“我不希望自己成为像我母亲的人,但她的无助(helplessness)和寂寞(loneliness)也无形中塑造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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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和母亲的连结就是一条断不掉的线。雪莉告诉谭恩美:“我觉得我的身体里,有一部份是妳。”她说,在自己母亲快要过世时,《喜福会》刚好出版了,于是,《喜福会》就成为了雪莉和母亲印象深刻的回忆。“在我母亲临终前,我们总一起阅读这本书。”

随着节目进行,谭恩美的细腻与韧性越发体现。在聆听的当下,笔者对她所经历过的一切、看似混沌不安的成长历程都感到不舍,又对谭恩美在走过种种难关、崩溃后,重建出的完整性感到佩服与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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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家庭的悲恸之外,雪莉也与谭恩美聊到了曾被性侮辱的过去。“我父亲快过世时,家人发现我在看色情刊物,于是就有人来家里谘商—结果那个男人把我压在床上,性侵我。”她说,在那之后,祈祷、信仰、社群的概念都如槁灰,“走出房间后,我成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乍听之下令人心碎,但对谭恩美而言,那更是一次转变。她开始常常问自己: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什么是良善?什么是虚伪?怎么样才是一个好人?

“绝不言听计从,要寻找真相。”这是破碎与伤痕累累后,谭恩美得到的体悟。

家庭的伤痛、人生的起伏,在一通温暖的电话里,主持人雪莉和谭恩美细细分享了生命中的韧性。将悲伤化为力量并非简单的过程,能否走出阴霾也不全操之在己,但能够有同理心才是最难能可贵。“《简爱》教导我孤单不一定会寂寞,不被理解才会。”将生命中的点滴堆积成字句,谭恩美相信同理心和韧性能疗愈伤痕、使人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