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导演郑芬芬与《我们与恶的距离》团队携手推出影集《做工的人》，五月将在 HBO Asia 播出，描述铁工兄弟阿祈、阿钦、板模工昌仔、怪手阿全等几个好友因“发财梦”而生的荒诞行动，剧情搞笑却又能赚人热泪。我们专访到导演郑芬芬与制作人林昱伶，一探《做工的人》背后如何“发梦”。
林昱伶戏称她和郑芬芬是酒肉朋友，一次在饭局上，两人聊到彼此的近况，那时候郑芬芬就说，自己去问了林立青写的《做工的人》的 IP，林昱伶在一旁听了说：“我当时就在旁边窃笑木哈哈哈哈，我就说：‘真的很抱歉啦，是我拿到了’”
“我有说不用因为我们是朋友，就非给我拍不可。”郑芬芬拍了一下林昱伶的肩。
“所以我挣扎了很久。”林昱伶爆出大笑。
两人在对焦之后拍板定案合作，由郑芬芬执导、林昱伶担任制作，带着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团队在 2020 年五月推出《做工的人》，李铭顺、苗可丽、柯叔元等大咖都走进工地拍摄，去年（2019）七月在 FB 释出 30 秒前导片，底下敲碗留言已经让大家期待爆表——台剧又将掀起另一波风朝。
我还记得自己看完《做工的人》第一集后，只想说：拜托，再来个第二季好吗？
工人聊天主题，不是聊钱，就是聊小孩
变形的手指和随处伤痕的身体、干黑的皮肤，以及早早模糊不清的视力，成了劳力工作者身上共同的印记。每当工程完工时，会会看到穿西装坐轿车来的人，与穿上整齐工作服、戴安全帽的人一同上台剪彩。他们朗声说着如何风雨无阻、又如何克服环境⋯⋯
——林立青《做工的人》
《做工的人》原着作者林立青将亲身工地经验书写成册，2017 年出版即成为畅销书。郑芬芬和林昱伶两人读完书，都为当中的人物情感所打动，后来决定以铁工兄弟阿祈、阿钦的故事为主线发展。然而要拍成剧还是有其挑战，第一是工地是台湾戏剧少见的题材，对观众来说陌生，第二是大众可能对做工存有既定印象，如何处理和包装，让工地议题更贴近大众，变得格外重要。
《做工的人》剧照｜大慕影艺提供
“我对工人／工地是陌生的，这也是为什么立青的书，会让我开启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一些人。”林昱伶说。也因为制作这部剧，他们有很多机会真正走进工地，去访问真实的生命故事。
好比当时团队找到一个营造包商，前往调查的时候，他们正在整地和灌浆，水泥车也才刚来，而里面只有一个年轻人很勤奋地灌浆，其他全部都是老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个家族企业。
“他们之所以是家族企业，其实是因为很难找到年轻的工人，等于只有儿子能传承，或找自己熟识的人来做。这个家族企业会很庞大，不只亲儿子，堂弟堂哥表弟都会过来。其实这个产业不管是找工人、找婚姻都是蛮困难的。”当时剧组访问了那位灌浆的年轻人，他说白天工作累，实在没时间交际应酬，更何况找到女朋友。
“田野调查时，跟工人聊到技术细节的不多。可是他们都很喜欢聊天，聊天的主题就是围绕两个：钱跟小孩，没有小孩就聊钱，有小孩就聊小孩。”郑芬芬说，在做田野调查时，会发现工人们的生活重心很单纯，就是好好赚钱，维持生活和家庭，如果小孩有成就，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
⋯⋯反倒是工地的师傅们会让儿女更早自由发展，常常不设限，也较不认定非哪些工作不可。有高职读高职，有大学读大学。科技大学和普通大学差在哪里，这些师傅往往也听不懂，总之读得比自己高，也就值得开心一番了。
——林立青《做工的人》
林昱伶说起田调时很印象深刻的事：“访问到一个工人，60 几岁了吧，皮肤晒得好黑好黑，他聊起他的生活云淡风清，但聊到小孩时候就眉飞色舞。他的小孩后来考上大学，你就可以从他眉宇之间感受到一种，跟他生活不太一样的神采飞扬。”
“很多工人没办法有固定月薪，很多时间是在找下一个工作，以及找下一笔钱。有些工人自己是小老板，或者是某个营造商小工头的话，都会面临周转问题。他们常常面临借钱的状况。我们发现在聊天过程中，工人都会专注在这两大主题上。”
《做工的人》剧照｜大慕影艺提供
这也是为何《做工的人》里面会发展出“发财梦”的主题，演工人间的情感，演工人的梦，用一种喜剧的方式。
“要开庙喔？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哥哥，每天都在做梦。”
“如果做梦可以更快活，又为何不做梦？ ”
—— 戏剧《做工的人》
人生本来，就是把悲剧当喜剧活着
从首波预告片中，不难看出《做工的人》尝试摆脱工地等同悲苦的既定印象，而是以荒诞诙谐的手法，呈现工人日常，带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于是你看到第二集里一群下工的工人，坐在路边摊喝酒讲干话，生活难不难？无奈不无奈？当然啊，所以今天小菜多切一点，明天还是要想办法赚钱。
“我要把我女儿当公主养，做什么都好，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做工人”
“干嘛，做工人也是有尊严的”
“尊严是要给有领固定薪水得人，像我们这种人的尊严，是看老天爷要不要给的”
—— 戏剧《做工的人》
“我们认识的工人，大部分都是用乐天的方式面对生活。”郑芬芬描绘访问时看到的工人面貌：“就是在讲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悲惨，他也都会是笑笑地讲给你听，这是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当然也跟创作习惯有关，你总是希望用亲民、容易进入故事的方式，让大众贴近这群人。而且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有悲有喜，大部分的人都是把悲剧当喜剧活着。”
林昱伶也想问，那为什么观众在自己悲苦的情况下，只能去看另一个悲苦的故事？能不能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去打破某种既定印象，更何况所谓怨天尤人，也不是她们看到的现场，至少接触过的工人朋友，即便悲惨，他可以嘲讽，可以乐观，那是她们见到真实的部分。
所以问《做工的人》企图在哪？有没有要争取劳权、是不是要为工人倡议疾呼、批判公家体制，林昱伶倒不这样觉得：“其实只是透过一个好看的故事，让观众看到这群熟悉的陌生人。当然如果，你透过一个好看的故事，能够多理解一点点细节，工作或生活上的，或者是工地小知识，那就功德圆满。”
工人们的故事，讲的是人，不是工，同样的故事与精神可能发生在不同职业工种上。因此某种程度上，她们会更希望传达这部剧传递给大众的，是能不能对工人这个职业有不同面向的想像与认识，能不能开始多注意与关心周遭的人？有时候多一点理解，就是很大的前进。
《做工的人》剧照｜大慕影艺提供
理性分析是必须，但勇气会在必要时候出现
两人在专访中不断吐槽对方是不怕死的人，拍这部剧对两人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重点是，她们也满享受在其中的。
光是选工地题材就需要一定勇气，要找到工地取景更让剧组耗费心力，还必须让演员攀上 29 层的施工大楼演出。这当中当然听过不少建议，但也阻止不了她想说好一个故事。
“以前我拍戏的时候，不是上山下海，就是晒大太阳刮风。会觉得，为什么我老挑难拍的题材给自己。算命也说过我，就是永远给自己找麻烦的人。”郑芬芬笑着自嘲，性格决定命运，怪不了别人：“我比较大的欲望是在，我想说一个好的故事，我想创作，我想有一个好的东西给别人看，那个过程当中我是快乐、我是有成就感，可是你光是要满足这个欲望，就可能要牺牲很多东西。”
“听起来像是择善固执。”林昱伶下结论。
“但这善可能你听起来是善，别人觉得你是傻。”郑芬芬悠悠地回她。
“《做工的人》的在地性、小人物之间的情感，加上工人题材没有地域限制，不管从哪个角度，理性分析之下，对我来说都值得去做。在节骨眼上，其实你就会忽略旁人给你的忠告，那些忠告也是为你好，譬如‘你要接别的剧啊’‘你要活下去啊’但这只是让我判断：喔！他们说的这些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那我们要怎么调整，让我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林昱伶说道。
因为有想说一个好故事的欲望，她们选择将周遭人的声音转为动力。于是在她们身上重新看见对勇气的定义，就是明知有风险，甚至不一定会成功，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该去做，然后你真的做了。
林昱伶笑说：“当然活到这个年纪，想做的事情不可能真的让它死，因为太多人参与在其中，不可以。所以理性分析还是需要，但是必要时候，那个勇气就出来了。”
看来感性的勇气，也是必要的啊。
曾经有几年，日剧红到已发紫，韩剧接着来，美剧英剧泰剧不遑多让，明明身处台湾，却几乎没有台剧的位置。然而在台湾影剧界，始终有群人不放弃，找寻着能重新让观众回到电视机前，好好看完一出台剧的理由。
于是 trial and error，一出出优质台剧接连回归，重新走入人们的日常，而她们心中的好故事也将逐一呈现给大众。
好了，先不说了，这礼拜如果别人问你这周末要干嘛，当然会回他：追台剧啊。